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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发生了什么？一个从满洲原野上成长起来的游牧民族步步为营，向山海关逼近；而那个由农民起义军摇身一变为大顺国君的李自成也进入了北京城，并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的，同样是由农民起义发展而来的大明王朝戛然终止；西蜀的人们也没闲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并且大开杀戒，使得一个天府之国血流成河。 这段历史对于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从17世纪孔尚任的《桃花扇》，到20世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都是其真实的写照。 两对矛盾、四种力量在1644年的春夏秋冬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历史也就在这种必然与偶然中连续。随着明代的结束和清兵的入关，中国历史上农、牧文化的对峙从此也走向了尾声。《崇祯十七年》一书在注重1644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系统变化和相互制动的同时，侧重从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上去探讨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裂变的动力源，并且通过自然变化规律，借以揭示该年度中国社会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互作用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化瓦解。 作者选择了一个视野较为开阔的研究角度，对于甲申巨变的论述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明王朝之所以灭亡，固然有崇祯皇帝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封建君主制的周期率的变换，使得明朝寿终正寝。农民军推翻了明王朝，却又迅速走向失败，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导致军事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误，如李自成的排斥明朝降官，追赃助饷，将大批明朝官员和地主阶级推向了敌对势力一方，张献忠也在大敌当前之时进攻川北的大顺军，并肆意屠杀士绅，从而丧失了民心。而南明的弘光政权，政治上依然腐败不堪，经济上继续实行残酷的剥削，内部纷争不断，对外又施行“联虏平冠”的错误方针，继起的鲁王政权，不仅与唐王政权互争正统，而且内部也不团结，最终只能相继而亡。依靠努尔哈赤家族父子数人的英勇善战和收买汉族文人而迅速崛起于辽东的清政权，正是利用农民军的失误引兵入关，攻占北京，而后又利用南明政权内部的矛盾，各个击破，进而统一全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互相作用，终于导致明清的易代。 作者的力求出新，还体现在表现形式的创新上。中国的史学研究，原本具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史记》、《资治通鉴》等优秀史学著作都是写得极有文采，生动形象，令人爱读的。可见其文学成就之高。但曾几何时，史学距离文学便越来越远，史学著作也越写越枯燥沉闷，呆板干瘪，令人望而生厌。所以，当上个世纪80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首次在内地出版的时候，无数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尝试用散文的笔调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做到了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原载：《新京报》2006年10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