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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思与批判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切断作品和世界与作者关联的、以文学性、作品、文学语言等为本体的二十世纪世界主流诗学，重构文学与实际人生的关联，应该说是一项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工作。如果此言不虚，赵炎秋教授的《形象诗学》就成了一部值得重视的新著。该书直接针对什克洛大斯基等人的反形象论，以最终恢复文学同现实人生的关联为目标，展开了对形象理论的艰苦重建。它所担承的正是“世纪性”的使命。 笔者以为，“形象诗学”的建构源发于著者的两种冲突体验：著者对文学形象的感受和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对形象论的批评相冲突；著者对文学价值的认定和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语言论诗学对传统文学价值的摧毁相冲突。这两重冲突是相互结合的。第二方面只是第一方面的扩大和深化。炎秋先生无法也不愿放弃自身的艺术感受和理论立场，于是展开了“自卫性”的理论思考。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研究首先在于理论视角的转换：山传统的所谓外部性思考（文学与作者、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转向内部性思考（作品、文学性、语言）。然后，是文学价值的重新认定：文学的价值在文学性、在文学语言自身。由“区别论”出发，俄国形式主义否认形象在文学世界中的存在与意义。“形象诗学”以打破“区别”的绝对合理性开始自身的理论建构。作者首先从作品层面定义形象，接着又将形象的定位向作者心理和社会生活层面上延伸。作者的思路是；形象出现于作品中，但它来自于作者心理，最终来自于生活本身。因为来自于作者心理，所以“形象”与“想象”本质上同一。作者在论历史上的形象理论时，就把大量的有关想象的论述囊括其中。形象最终来自于生活，所以作者在形象和生活的本质同一性上定义形象，认为形象是生活的形式化，或者形式化的生活。 作者对形象的这种认定，意味着把形象实体化。形象不是手段，不是媒介，不是方式方法；形象是实实在在的心理内容和生活内容。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时头脑中确实有一个鲜活的被称为哈姆雷特的丹麦王子。读者进入《呼啸山庄》，头脑中也会出现一对青年男女疯狂相爱的生活场景。炎秋教授对形象的这种实体性实在性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执着的认同，自然无法接受反形象论的理论立场。而形象实体性实在性本身的不容否定，也使他对形象的“理论捍卫”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感。 一个随之而来的逻辑规定是：当形象作为“实体”出现，形象实际上就成了心理上的存在，不再是语言性的事实，也不再在作品中出现。文学作品就其实体形式而言只是语言性的存在，不可能是形象性的。说作品中有形象，只是说经由作品语言的语义构成，读者可以去再造一个与原作者感受大体相似的形象；并不是说，形象确确实实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传统的诗学有时确实认为形象就在作品中，这在思维上是一种“主观误置”：将本来存在于头脑中的实体人为地转移到了作品中。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思维错误，其出现也可能与原始的灵物论意识的存留有关：认为一个非生命的物体可能内藏着一个异质的有生命意味的实体。但就真正具有现代理性品格的思维而言，形象作为实体大体上都是在心理层面定位的。俄国形式主义的反形象论所直接挑战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形象论就是如此。别林斯基就主要是从文学思维的特殊性上来论形象的，这也就是说他所讨论的形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形象在英语中是用imaSe，imagery来表述。英语imaZe和imaSery的一个主要意义就是mentalPicture（心理图像）.形象能否用Picture来定义，暂不讨论，要注意的是mental一词，它对形象的心理性作了明确规定。威廉斯的名著《关键词一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则强调指出，image“属于心理概念”，是“用来泛指心象、意念的用法”。在心理的层面上定义形象，形象实际上就成了威廉斯所说的“心象”。俄国形式主义的反形象论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作为“实体”的形象的心理性的反向认同。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其实并不绝对否定形象。形象作为陌生化的手段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要否定的正是形象作为实体的存在。形象之所以不能作为实体存在，理由就在于文学不能是一种非语言性的、非作品性的存在：形象作为实体与文学的语言本体性从根本上对立。这就意味着要认定形象的实体性就必然撇开语言本体论，到心理层面上去定位形象。《形象诗学》正是这样努力的。该书经由对作品、作者和外在生活的同一性的确认，成功的捍卫了形象的实体性，最终引出了形象作为“心象”的逻辑建构。不过，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最终引出”是笔者对“形象诗学”内在思想脉络的解读，不知炎秋兄是否会觉得有“过度阐释”之嫌? 形象作为“心象”，另一方面的规定是：它不可能是纯客观性的存在。这——方面的论述在《形象诗学》中已表露得非常充分。《形象诗学》在坚持形象与生活的同一时，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形象的非客观性作了充分的阐释。作者在谈形象的“形式化”时所说的“主观化”、“情感化”等就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形象是形式化的生活”是著者给出的一个全新定义。这一定义以“形象”和“生活”互训的方式，极大的深化了对形象心象性的意义阐释。从“形象”对“生活”的规定来说，它标示并强化了“生活”从客观性向主观性的位移。在文学中，“生活”由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外在客观性的活动转化成了主观性的体验。它原有的物质性、功利性、身体性、现实时空性或者消失，或者淡化。这时的生活是纯粹心灵在虚幻世界中的漫游历险。强化生活的这种精神性品格既是形象作为心象的应有要求，也具有反当今“物化”的重要现实意义。从“生活”对“形象”的规定来说，生活的具体可感性、整体丰富性、直接经验性都因之成了对形象的规定。传统文艺学也重视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但传统的论述是从人们对文学形象的经验性感受引出的，缺乏理论上的前设性。从生活本身的具体可感性引出形象的具体可感性，其理论深度就今非昔比。由生活的整体性丰富性出发，人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形象的整体包容与丰富内涵，也有理由更加坚决拒绝分别从经济、政治、伦理、宗教等不同角度单一性的阐释文学形象的习惯。生活具有此在性、践行性、直接经验性。生活不是可供观照的静态对象，生活是主体此在的行为。此种规定意味着形象不再是观照对象，形象成了流动的生命活动本身。无论在创作中，还是在欣赏中，形象活动就是生命活动。从事形象活动的主体就是在呼吸、在感受、在体验、在应对人世纠纷、在经历生离死别。这样宋定义形象同传统文艺学用社会生活的“图画”来定义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图画”设定的是形象的外在观照性，抹杀了主体的亲历性，践行性、直接经验性。 形象作为实体性的心象，虽然不能出现于外在作品语言之中，但它本身并不排斥语言。《形象诗学》虽志在反形式主义和语言本体论，但同时充分重视语言和文学形式的作用。该书第四章专门讨论了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的关系。此章的重心虽是文学语言的构象性，但它针对的是形式主义诗学中语言和形象的相互排斥性。从心象论的角度看，此章的作用在于充分展示了语言和形象的不可分性。心象不排斥语言，而且依赖语言。心象作为实体虽超越语言，但它内含语言，或者说它本身浸蕴于语言之中。这是一个稍加内省就可证实的事实。心象同语言的关联使心象可以准心象的形式出现于语言之中。所谓“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本质上就是准心象的存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从语言的任意性、差延性等著名概念出发，企图割断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割断语言和心理内容、生活内容的关联。这种“割断”威胁到形象作为实体性心象的建立。《形象诗学》针对现代语言论的种种观念作了深入的辩析，对语言和形象的不可分性给出了合乎逻辑的阐释，这对深入理解心象的实在性有重要意义。 依《形象诗学》，形象一心象不限于视觉领域。形象是感受中的生活，这些生活“保持着”“全部的感性形态”，它通过人的包括视觉在内的全部感觉形式进入人的心灵。作者的这一论述，相对于我国现当代形象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放在整个世界学术思想的背景上看，又具有学理依据。西方心理学在把形象作为mentalimage（心象）讨论时就有人指出，mentalimage包括了视觉型（visual）、听觉型（auditory），嗅觉型（olfactory），味觉型（gustato-ry），触觉型（tactile），内觉型（organic），肌觉型（kinesthetic）七种。在全部感觉性、感受性的层面上定义心象，有效地回答了反形象论者认为形象不能包含全部文学现象的质疑。虽然有的作品（如抒情诗）不以视觉形象的描绘见长，但它们同样是具体真切的感性生活的表现；“形象”作为对文学现象的概括不存在周延性缺陷。更重要的是，“超视象”的定义凸现和强化了形象一心象作为生活本身的直接经验性品格。正是而且必须是全部感觉的敞开和践行，才有所谓直接经验。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于生活一形象一心象的直接经验性的认定是《形象诗学》内含的一个最具有当代学术前沿意义的思想。它最终使形象一心象摆脱了认识论的限定，而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形象不再是媒介，而成了本体；人们生活在文学世界中，不再是通过形象去认识形象背后的某种东西（意味，规律，本质，真理），而是在亲身感受生活自身（它的流动，美妙，复杂…）。 在西方语境中，形象作为心象实体理解，是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开始了的。但近百年来，由于语言论和形式主义的强大压力，即使在保留形象一词的语境中（如欧美），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形象理解成如同比喻一类的修辞手段（figure），这一倾向意味着割断形象与生活、与人生的关联。后现代思潮虽然并不认同形式主义，但否认形象的实体性和生活关联性的倾向更为严重。也正是基于这种局面，西方有学者呼吁应当恢复和激活形象作为心象实体的意义。炎秋教授的《形象诗学》正好应时而出。《周易?乾?象》云：“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依中国传统智慧，“无咎”是很高的境界了，只不知炎秋教授是否愿受这样的赞语?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