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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陈年”的文字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潘凯雄 参加讨论
望新兄从自己历年写下的百余万言的文学评论中精选辑成了这部《谢望新文学评论选》(上下册)。
    收在这本《谢望新文学评论选》中的文字大都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面对这些“陈年”的文字,是否会有“时过境迁”之感?我得承认个中风险也是令我“惶惶然”的原因之一。我固然也可以大谈望新兄的这些评论在当年是如何如何之重要,但坦率地说,这并非我所愿意的,毕竟还有“好汉不提当年勇”一说。当我沉下心来重读望新兄的这些评论并能顺利地写出以下文字,更是有感于当今评论界的种种现象而发,或者也可以说,望新兄的这些“陈年”文字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望新兄的一些主要评论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发于感悟、止于理性。比如他对几位文坛女将的简约概括:“铁凝:‘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有方向而能作曲折’(孙犁)”;谌容:温柔而不失庄重,平朴而不失深邃;张洁:激越与雄浑并重,柔韧与犀利连体;张抗抗:崇高而欠蕴藉,明朗而欠含蓄;王安忆:质朴而不乏联想,纯净而不乏思索……这些看似简约的文字背后实则蕴藏着感悟之深与理性之透。在这里,我特别想说说“感悟”。或许有人会问:感悟有何可言?这难道不是文学评论最基础的要素之一?此言不谬。说起“感悟”在新中国文学评论中的遭遇,不得不简约地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文学评论或鉴赏的传统重“感悟”是不争的事实,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批评者呼唤建立学科化、科学化的文学评论,其初衷无疑是善良的,但实践过程却偏偏出现偏差,一味地重“感悟”或许有理性不足之憾,但完全不要感悟无异于是对文学评论的釜底抽薪,使文学批评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想像,对文学这样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本特征的创作活动能够完全地用制式化、科学化一类冷冰冰的公式予以解构,那将是一种抽掉生命活力的多么可怕的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毫无个体感悟、却冠之以科学化的文学批评正在大行其道,明明是完全不同的鲜活的文学作品在这些批评中变成了一律的格式,所使用的话语是一样的,概括出的意义也是雷同的,如此解读下来,文学的生命何在?批评的活力何在?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居然连起码的个体感悟能力都消失殆尽,这岂不是莫大的荒诞和讽刺?在这个意义上看,以望新兄的这些“陈年”的批评文字PK那些制式化的教条批评,谁更能赢得读者青睐,谁又更能接近(只能是接近)作品的真谛还会存有疑问吗?
    望新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那是一个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激情年代,望新兄那时的一些批评文字理所当然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从他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可见出一斑,比如《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封建任务》《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与发扬——“伤痕文学”辩》《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如此这般又难免被诟病为“趋时”。这又是一个让我颇感惶惑之问题。文学或批评固然不能简单地、庸俗地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那种庸俗“趋时”之作也并未绝迹,但文学或批评难道就可以因此而成为完全游离于大时代之外的纯粹的文字游戏?成为“圈内人”自娱自乐的玩物吗?事实上,现在的一些作品或批评早已表现出这种端倪,读这些作品与批评,竟全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朝哪代,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这些人的笔下丝毫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反映与表现,这样自绝于时代与读者的文学和批评究其实也是和那些庸俗的“趋时”之作一样,同样也是在导致文学和批评走向消亡。望新兄的批评确有一些看上去的“趋时”之作,但他的“趋时”不简单、不庸俗,相反倒是见出批评家的勇气与识见。面对当下并不鲜见的“文字游戏”之作,我想说的是:像望新兄这样的“趋时”之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多少时候批评应该出场并发出声音,但我们的批评竟然统统缺位与失语,这实在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自戕。
    谢望新的文学评论,以率真与坦诚之情,感应时代,发于感悟,止于理性,立足南粤,放眼全国。望新兄的批评当然还可以从其它层面或角度去评说,但我单单挑出这几条发点议论实在是有感于当下批评之现状。说起来,这些都是文学批评本应坚守的最基本的底线,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评坛常常表现为底线的频频失守:评论者可以不认真、不仔细地研读文本,可以完全没有对作品自身的起码感悟,可以丝毫不顾中国文坛当下的现状与实际,可以一味沉溺于一己的小情感、小圈子、小象牙塔中。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文学评论文字,尽管面对不同的评论对象都可以下笔洋洋万言,但话语却常常是阶段性的千篇一律,是离开文本自身的自我卖弄与炫耀,读这样的“宏文”,几乎根本感觉不到论者感悟的敏锐与灵动,目光的宏阔与犀利,心灵的真诚与袒露,思维的机智与缜密……一句话,缺乏生命与个性,活力与感召。相比之下,望新兄的这些“陈年”文字不就是风采依然了吗?尽管都是一些“底线”,但我想,一个行当,一份职业,如果连起码的底线都守不住,其口碑、其反响、其前途、其命运自然令人堪忧。
    原载:《文艺报》2008-3-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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