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的现实关怀 ——读《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
《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 蒋书丽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近年的吴宓研究中，蒋书丽的《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无疑是一部有份量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通过吴宓构建现代文化的思路、手段、视域、基点及实践场域来显现其“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揭示其“保守”表象之下的“前瞻”特质，评价其在比较文学、国学、红学等方面的成就，彰显了吴宓在时代的激流中不肯随波逐流的特立独行之姿。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的现实关怀情结。作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二十世纪初新旧文化之争时出现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文化殖民”、“文化失语”等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化立场或文化视域作为接受外来文化的重要前提条件，“直接关系到对异域文化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异域文化的取舍，也关系到了本土文化的建设问题”。而吴宓作为典型的个案，既能让我们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看到其坚守文化理想的必要性及悲壮性，同时，又能让我们联想到现实，悟出其“融贯中西”的多元文化观，对于抵制文化霸权的醒世价值。而其“从个人道德完善着眼，强调保留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典”的精神内核，更在当下道德感普遍丧失，诚信危机日益严重的功利化社会中，显现出了“格外的价值和意义”。
吴宓将“道德”视为坚守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又将其视为建设现代文化的落脚点，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办杂志、文学理解及教育实践等活动之中，希图以人的道德自律来建设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国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作者揭示了吴宓及学衡派的“道德”主张与当时中国现实的密切关系:“他们从中国现实出发，看到了‘礼崩乐坏’，尤其是功利主义在学校教育中的大行其道。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派所倡导的各种主义运动，所着眼点不外乎追求物质上的或经济上的利益，把民众的物质利益放在首位，把物质的享用当作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而完全忽视了国民的教化，以至于国民道德水平堕落、人格不健全，政治上腐败昏乱。”当我们今天面对官僚腐败、道德滑坡、金钱至上等礼仪廉耻丧失殆尽的社会现实时，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中，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时间的跨度越发彰显出了吴宓文化理想的现实价值。
在作者看来，虽然吴宓是在新文化运动基本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形下投身进来打这场文化保卫战，但时间上的错位并没有影响言论上的互动性。新文化派为吴宓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正是这个背景，“才突显了吴宓不一样的身姿，也才使吴宓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西洋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而且还是20世纪中国一个重要学派——学衡派的领军人物”。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肯定了吴宓就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而这种流毒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
《坚守与开拓》客观分析吴宓和新文化派分路而行的表象下均以新文化建设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厘清了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一方从个人的道德完善着眼，强调保留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典，另一则从社会的进步入手，力图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积极接受新的思想理论。”吴宓将文化看作是“古今思想言论最美者”，所以他主张“融会中西”，兼收并蓄，吸收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优秀文化遗产；而新文化派则更多地着眼于风俗制度层面，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注意的是中国历来所缺乏的“民主”和“科学”。在作者看来，两种价值判断都有合理之处，本可以互为补充，共同完成新文化的建设，但遗憾的是双方互为排斥，各执一偏，继承与批判之间的对垒以新文化派的胜利而告终，本就微弱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声便长久地湮没在历史的缝隙中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不仅失去了多元共建的契机，而且还形成了“一体化”的思维惯性。从建国之初苏联思想的全面引进到改革开放后西方观念的全面登场，人们惊呼的“文化殖民”及本土传统的“失语”，无不是这种思维惯性的结果。虽然现在我们重提“表达和倾听不同的声音，百年来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但要真正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还远不能持乐观态度。建立多元的文化观念，还需要许多像吴宓那样的人，能在时代的激流中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不惧孤独，不畏攻讦，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不仅是对历史和故人的一个交待，也是对当下现实和未来的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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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11-13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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