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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远清的新著《古远清文艺争鸣集》(秀威科技出版公司，2009)提供的一种值得借鉴经验，在于著者对张爱玲是否为文化汉奸、台湾当代新诗史的历史叙述和构架、香港文学史研究的盲点等前沿问题，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同时将这些史料与对话、争鸣糅合在一起，尤其是与两岸文学交流汇流，使过去式的文学史研究灵动和鲜活起来，并有了强烈的现场感与现实感。 长期以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偏重于作家作品剖析，不太注重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或虽注意文本的细读却忽略了另一种文本——理论著作。而后者，正是古远清研究台港文学史的特色。以他前不久在台北出版的《台湾当代新诗史》为例，此书突出当下新诗发展现状，下限写至脱稿前的2007年；不满足于作家作品论，注意到台湾新诗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部诗歌论争史；力图营造一座动态的“当代诗史”博物馆，记录各种诗歌现象和诗歌事件，评述在这座动态的博物馆各种代表人物的种种表现；既不轻意放弃被某些人视之为鸡肋的政治文艺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更注意从诗歌美学角度审视；不忽视诗歌发展复杂的历史情境，把戒严体制及“蓝天绿地”的政治板块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史加入到新诗史的内容中；不为贤者讳，在充分肯定大牌诗人艺术成就的同时，如实地写出他们的人生败笔或艺术上的缺陷。此外，在章节的标题设计方面力求准确生动乃至亮丽耀眼。正因为古远清的著作带有前卫性和挑战性，所以才引起台湾诗坛的部分作家反弹。在这种反弹和古氏的答辩中，使台湾新诗史的研究气氛活跃起来，与两岸诗坛的“三通”真正“通”起来，从而也刺激台湾学者对本土诗歌的深入研究。 当然，论争起来掌握不好分寸难免会伤和气，但哲人说得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连老师都不让。正因为争论是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下进行，古远清和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机关刊物《文学人》主编洛蒂的一来一去的回应，才成了“不打不成交”的挚友，而不像古远清和余秋雨的争论演化为诉讼事件。《古远清文艺争鸣集》附录的《古远清与洛蒂关于“不打不相识”的通信》，也算是两岸文学交流的一段佳话。 以文艺争鸣为名的论著，在一般人看来，常常是借论争炒作自己，或以争论为名去争夺文学史的诠释权。古远清这本文艺争鸣集，却不是借炒作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是通过论争扎扎实实地讨论台湾新诗史应如何书写、香港文学史应如何重构才能符合台港文学的实际，而不是用研究大陆文学的框框去套对方。关于两岸文学解释权的争夺，这个事实确实存在。古远清研究台港文学无疑是站在大陆的立场去立论，这才会引起具有强烈“台港文学主体性”学者的反弹。古远清认为，台港文学史的诠释权的确不在台港本地学者手中，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本地文学史，但这用不着“争夺”，彼此通过交流乃至竞争，可以取长补短，一定能携手谱写出两岸三地文学交流的新篇章。 古远清先后在陆、台、港写作和出版了六种中国当代文学分类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以及即将出版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这在当今学界是少有的，因而有人称之为“古远清现象”。古远清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私家治史，不采用大兵团作战“集体编写”方式，这有利于保持学术个性和文风的统一。另一经验是让文学史写作在对话中提高，在争鸣中深化，从论争中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失。 原载：《文艺报》2009年1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