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茅庐”时登场，至一百零四回“五丈原归天”结束，他的全部活动与“鼎足三分”的政治局面相始终。在他出场前的三十几回尚未出现“三国”字样，而他去世以后，三国鼎立的局势亦即告终。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核心人物，是一左右政治形势的肱股大臣，是封建时代理想的“贤相”典型。 在历史土诸葛亮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民间说唱中，他就成了个半神半人的形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方面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把诸葛亮恢复到人的位置，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在这一形象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是作为一个贤相来描绘的。 一、诸葛亮具有贤相之才 —般认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然而诸葛亮之“智”，非一般的小智，乃足智多谋的“经天纬地”的丞相之才智。具体表现在战略战术的正确决策上。 刘备在军阀角逐中，打了十几年的仗，但是并没有自己的势力、独立的根据地。刘备在失败的痛苦经验中，就产生了求贤用贤的迫切要求。这时诸葛亮隐居在隆中，他并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明君。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君臣鱼水和谐。我们应看到诸葛亮的拥刘，并不是简单的感恩，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从他出山时起，他就以兴汉灭曹、建立刘蜀基业作为他的抱负，作为他一个实践活动的中心。而刘备只有在用了诸葛亮之后，他才得以贯彻正确的目标，逐步地打开局面，终成叮嘱之事。因此可以说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斗争，都是和诸葛亮有着密切关系的。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在刘备死以前，他向诸葛亮托孤；在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竭尽全力来辅助刘禅。他不仅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表现了极其动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坚持精神。 在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忠诚以外；诸葛亮还有着公而忘私、赏罚分明、任人唯贤、虚怀若谷等贤相所必具备的特点。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明君贤相的仁政思想。诸葛亮作为贤相，除具备品格上的优点以外，他还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干。诸葛亮身上的极突出特点，是他的足智多谋。隆中对策，他在分析了天下形势以后，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正确战略思想。“三顾茅庐”极尽烘托之笔墨，又在徐庶等众多人物的陪衬之中，让诸葛亮姗姗来迟。这样郑重其事地写人物出场，是为了说明这一人物的重要性，说明这一人物出场的重要性。—席隆中对话，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之后，多种政治军事势力混战的形势之下，“设计”了一个三国鼎立的新的政治局面，让自己站稳脚跟，然后，“伸大义于天下”。“隆中对”是《三国演义》之正式“点题”，是诸葛亮这一人物的第一次亮相。三国的历史，似乎是从这里开始了起点，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题为“定三分隆中决策”，点到了要害。这—决策，是总的战略思想的正确决策，是刘备政权的转机。 为了形成鼎足之势，诸葛亮的行动方案是：“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地”，这是鼎足之势中自己建立基地的主张；“北拒曹操，东结孙权”，与东吴结成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对付强敌曹操，这是团结谁、打击谁的总的策略思想。这些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思想，是建立在对敌、友、我三方客观形势的全面、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是刘备政权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诸葛亮又提出了“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的主张，实际上是提出了“施仁政”的政治原则，这亦是成功之道的思想政治路线。封建时代，辅“仁君”、施“仁政”，乃是贤相的本质条件。 凡事都在发展中，预则立，不预则废。决策是对未来行动所作的设想，是事情发生之前的预先分析和抉择，必然有明显的预测性。正如灵敏的天线能使人们获得清晰的电视图像一样，只有竖起预测思维的灵敏天线，才能使现代领导者的决策更加清晰、准确和科学。所谓预测性思维，也可称超前思维或科学预见，是一种思维指向未来，超越事物实际进程的思维方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思维过程发生于思维对象实际变化之前，也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判断或预言。科学预测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依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对客观事物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进程和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或预言。但是，科学的预测性思维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刻的实践和理论依据。以上这些，都是出山之前隆中一席谈，定天下“三分”的大计。表现了诸葛亮高度的预见性和深谋远虑，乃是经天纬地的相才的“决策”上的大智慧，有别于张飞长板坡马尾上挂树枝扫起尘埃设疑兵之类的小智慧。 诸葛亮出山以后，第一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出奇制胜，奠定了在刘备集团的威信。在这以前关羽、张飞对他是不信服的，等到博望坡军师初用兵打了大胜仗以后，关、张对诸葛亮是心服口服。开始扭转刘备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从此刘备政治集团的事业总的趋势是顺利发展。 在“赤壁之战”，诸葛亮孤身到吴国，舌战群儒，智激孙权与周瑜，扭转东吴局势，促使孙权形成统—战线共同抗曹。他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并且贯彻了联吴抗曹的战略。然后制订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作战方案。在战略部署的各个环节上，他都胜过了曹操和周瑜。总之诸葛亮是个政治、军事、外交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人物。为了表现诸葛亮的智慧，《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不同角度写出了陪衬人物。在刘备集团的内部主要写了庞统，在进攻西蜀时，庞统没有听从诸葛亮的劝告，轻举妄动，结果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在庞统的对照下，就更显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在诸葛亮的敌对方面，在前期写了东吴的周瑜，在后期写了曹魏的司马懿。赤壁之战的时候，吴、魏的种种斗智都被他识破，他不多出场，但总揽大局。关键时刻他借东风，曹操败走华容道，归根结底是败在他手里。“统一战线”内部仍有斗争，周瑜欲杀孔明，立军令状，命孔明十日筹十万支箭，孔明许以三日完成。“草船借箭”一节，写了他的智勇双全和天文地理等知识的渊博；又写了他在孙刘抗曹联盟中使个人间的斗争避凶趋吉，使联合的大局不受损害，具有高度的策略性。“赤壁之战”正面指挥的是周瑜而从旁操纵主动权的却是诸葛亮。等到曹操战败，退回北方，局面初步稳定了，诸葛亮就主动向周瑜进攻，他“三气”周瑜，针锋相对。大败曹操之余，乘势又占领了荆襄九郡，于是三国鼎立局面得以确立。 司马懿老奸巨滑，他的见识手段远远超过了周瑜，但在和诸葛亮较量之后他只好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空城计”，是斗智的高潮，孔明的对手是司马懿，—个有头脑的军事家、一个强手。司马懿知道孔明从不弄险，据常情推测，认为这次定有埋伏；孔明料定司马懿必以为自己不弄险有埋伏，从而决定弄险：打开空城的城门招来之。结果孔明胜利了。这是你料我，我料你，最后到底谁料到了谁的智斗。这一扣人心弦的冲突，是建筑在双方知己知彼的性格冲突之上，是建立在对敌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作品让孔明与司马懿对比，以空城计奇迹般的胜利来突出孔明超人出圣的智慧。这也是具体战役上的策略的胜利。 “七擒孟获”，首先是政治家的策略在起作用，即“攻心为上”的策略，—旦达到目的，毅然退兵，并无并吞之意。因为只有孟获心服，后方得以安定，才能出师祁山与魏决战。三国鼎立井非最终目标，宏图仍在“一统天下”，他“胸中自有千山万壑”，不在占领一城一池之得。“七擒孟获”也反映了诸葛亮的胆识。 全书通过多种角度的陪衬，把诸葛亮在各种斗争，特别是在重大的军事斗争的聪明才智都充分表现出来了。 历来《三国》人物有“三绝”之说：曹操奸绝，关羽义绝，孔明智绝。而孔明之“智”，又有其个性特点，那就是“丞相之智”，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中，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决策的准确性，具体谋划的周密性。 二、诸葛亮具有贤相之德 首先他赤胆忠心地竭诚于理想化的、“仁君”刘备为代表的政治集团。 他对刘备竭尽了忠诚，他和刘备互相了解，为了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一生。《三国志通俗演义》全力以赴歌颂诸葛亮对刘备的一种生死不逾的忠诚，作者把“忠诚”作为贤相的一种重要品质来突出。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荆斩棘，历尽难辛，以强烈的事业心，无畏的气概和英雄的胆识，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白帝城刘备托孤，曾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不管刘备此说是出于真心或只是一种权术，反正在三国混乱的政治形势中，权臣“篡位”，比比皆是。曹丕为之，司马昭又为之，然诸葛亮可为而决不为。刘备死后，刘禅昏庸，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尽余力，忠贞不二。自从“受命以来，夙夜忧思，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更“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安居平五路的惨淡经营；七擒孟获，六出邪山，征战不息。前后《出师表》是他的心血写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句，亦是他高尚政治品质的写照。身居五丈原，深知自己食少事烦，不久人世，仍奔走操劳，总以为他人“不似我尽心。”临终前强支身子，遍察军营，最后死于征途。其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的忠贞品质，感人至深。是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 其次，诸葛亮又有严于责己，赏罚分明，任人唯贤，谦逊谨慎，虚怀若谷等政治家军事家的襟怀和品质。 失街亭一事说明孔明有不周之处，然亦出于无奈。蜀欲攻魏取长安，必经泰岭，魏欲攻蜀取汉中亦必经秦岭。秦岭有三条路：中路司马懿扼守严，东路险，唯西路由阳关下街亭即控制了咽喉。街亭虽小事关重大。孔明欲用人，赵云不在，邓芝不在，魏延喜弄险不用，马谡自报奋勇，不得已而用之，又加王平协助以防不测。结果马谡自大，终失街亭。为此孔明上书，“请自贬三等”，从丞相贬为右将军。并提出“诸人有运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溯，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降，功可翘首而待矣。”最后秉公无私，终于挥泪斩马谡。是孔明责己严而又严于法令一例。三顾茅庐时，关、张因不理解而对孔明终难相容，孔明虚怀若谷，至博望—战，才使关、张心服；解决关羽与马谡的矛盾，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火并。因胸襟博大，高瞻远瞩，从不恃功自傲，不计较他人对己的不敬。对同僚友善，以诚相待，尽力感化又不失原则。善于处理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具有丞相与大将的风度。 再次，在小说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 如何来看待诸葛亮的智慧？我们知道，所谓智慧，它是判断能力、应变能力、预测能力的集中和概括，而诸葛亮的这三种能力是非常的。如《空城计》诸葛亮在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很快就逼近西城，而他身边只有一般文官和二千五百多军士的紧急情况下，诸葛亮不慌不忙，表现了高度的应变能力。当时作战的双方都掌握了对手的特点，司马懿了解、掌握诸葛亮是平生谨慎，从不弄险，因而他判断诸葛亮在城中设下了埋伏，而诸葛亮正好利用了司马懿对他的顾忌，采取了紧急行动，显示城中埋伏的千军万马，给敌人造成判断上的错误。这就是应变能力，这就是胆识和魄力。 诸葛亮这一形象概括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反过来人民从这个形象身上汲取了智慧和创造力量。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三国志通俗演义》除把诸葛亮作为一个贤相来塑造以外，也把他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塑造。但这一知识分子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他重视实践，关心天下大事，他走的是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道路。在舌战群儒中，他抨击了群儒。“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说他们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很看不起他们。诸葛亮不是死读书，他重视能力，注重实践，这就使他的智慧大大超出了一般人。他能了解情况，掌握斗争规律，他预见事态发展的前景，做到深谋远虑，料事如神，智慧和忠诚是作为诸葛亮贤相的核心成分。诸葛亮只有遇见刘备这样的明君，他的才智聪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忠诚品格才能得到充分发扬。这形象的塑造使全书的明君贤相思想扩大、鲜明起来，使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大大鲜明起来。可以说在诸葛亮出山以前和诸葛亮病死以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描写。 作品还在不少地方写了他的爱民，实践他提出的“将军可占人和”的主张：他进军泸水，闻水边鬼哭，以为“此乃吾之积恶也”。是一个深知战争给人灾难的带兵者。 总之，作品将历史上肱股之臣的—切优点集中在诸葛亮身上，塑造了—个理想的贤相典型，反映了乱世人民的愿望。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在他出山之前，虽亦自称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士，然对天下形势了若指掌。凭他的雄才大略，若图个人功利，委身曹魏，投靠孙吴，更易取得顺境。然而他在认识刘备，并以刘备为可以寄托理想的明王以后，毅然在刘备极其困难的时候，担当起辅佐的重任。从先前的避世，到后来的出山，积极用世，力图拯民于水火，希求实行清明政治。以鼎足三分为立足于世之始，进而希图达到“一统天下”的宏图。 并以此为己任，为此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诸葛亮赢得人们尊敬的地方。然而诸葛亮的全部活动与“鼎足三分”相始终，这是他杰出之处，也是悲剧所在。因为“三分”天下，既非孔明的最后理想，亦不符合历史与人民的愿望而“一统天下”之宏图毕竟未能为他或他的继承人所实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正因此而发。 诸葛亮是作为封建时代理想的贤相典型来写的，然而他的超人的智慧，忠贞的品质，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与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剧等，均超出了一个贤相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典型意义。 作品中对孔明的忠贞的品质描写，有时含有某些忠君中的愚忠成份；写孔明的智慧，有时又带有迷信色彩而被认为“近于妖”，均是作品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