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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所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牛贵琥教授撰写的《金代文学编年史》2011年3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等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杨镰先生的《元代文学编年史》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全书约一百万字，以金代各帝和蒙古时期分十个部分。这十个部分分属四编。 从金国初建到海陵王被弑，包括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四朝为第一编：金代前期文学。其中有女真民族和契丹民族文学的分析，但主体还是放在由宋入金也即借才异代人士创作的研究上。详尽分析了这些人士在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解读出他们的矛盾、彷徨、尴尬和失落，以及对女真政权的由对抗、冲突到认同的过程。比如，张孝纯和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在金国归还河南之地时的复杂感情，就典型地反映出这些人士是如何将昔日的故国之情和忠君之感，经过变故化作明月清风的向往。蔡松年词背后的苦衷也得到合理的解释。女真民族对汉民族文化的追求、理解、冲突到融合，也是这一部分所突出的内容。 从金世宗至卫绍王被弑，包括金世宗、金章宗、卫绍王三朝为第二编：金代中期文学。这时南北相对和平，金代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金代女真民族统治了北国之后成长起来的文人作家占据了文坛，所以该部分将重点放在这些作家的创作和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地位的原因的分析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脉搏。 金宣宗南渡至金亡，包括金宣宗、金哀宗两朝（末帝承麟略去不计）为第三编：金代后期文学。该部分围绕以文风的转变与多样性，结合社会的动乱深入不同作家的内心世界，探讨其文学的观念，解读文学发展的规律和当时文学特色的形成原因。例如：赵秉文和元好问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对当时的作家起到所期待的作用；当时的作家有许多在为人、处事和为文上并不相统一；金末奇古、学风雅的文风如何形成等问题的详尽分析，并指出随着文人对叙事的重视，预示着一个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时代将要到来。 金亡之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的蒙古时期为第四编：余波。虽然金政权已不存在，但活跃在文坛上的是金遗民作家和金代所培养起来的作家，近一百二十年的金代文学在这时才结下丰硕的果实。该部分重点研究经过社会动乱的不同作家的政治态度和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表现，以及这一切和他们文学成就的关系。例如，段氏兄弟如何在感情世界极其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写作；元好问如何取得创作上的成就；王若虚理论的局限在那里；河汾诸老和李俊民、杨弘道等人如何苦苦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使金代文学呈现出更为清晰的面目。 这部《金代文学编年史》具有以下的突出特色： 一、该书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有关金代文学与文化的文献，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该书作者全面准确地搜集、整理了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和文学的资料。为了将工作做扎实，有所突破，做了艰苦的文献普查工作，仅地方志就查阅了四百多种。在掌握已有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又利用山西的地方优势，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传说、遗址中发现材料，努力做到文献的辨析整理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编入本书的为现有金代文学总集《全金元词》、《全金诗》、《全辽金诗》、《全辽金文》所没有收入的诗、词、文近三百多篇、首，可以说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金代文学的资料库。 二、该书并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部体例有别的文学史著。即以编年的方式对金代整体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反映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脉络为目的。也就是说，该书不同于“金诗纪事”或“金文纪事”等纪事体的合编，更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或“作家年谱”，而是重在文学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年代为经，文学现象为纬，既使不同体裁、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位置，有关金代文学的事件、人物，头绪清楚可循，又在对各个时代的史料索隐、考据、归类、比较中，掌握金代各民族的特点和各地域的文化生态。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与历史进程的相互影响，展示金代各族人士的心灵世界，是本书的亮点。比如，在第一编中，详尽分析出原籍北方和非北方的入金人士的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解读他们的矛盾、彷徨、尴尬和失落，以及对女真政权由对抗、冲突到认同的过程。再如，在第二编中，敏锐地抓住金章宗泰和年间文士中出现的写情潮流，将“燕子图组诗”和当时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进行解读，发掘金代文学所滋生出的为前代文学和南宋文学所没有的成分，凸现金代文学的价值所在。可以说，方法是传统的，观念是当代的，找出推动或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作出了具有理论性的探索和总结。 三、该书始终围绕着女真政权将北方不同民族的文化整合成为统一的区域文化这一中心。在论证其具有个性的同时也关注其反映出来的共性的规律，使人们能够生动形象地了解和感受到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比如，作者在总结金代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时候，就将其放在古代北方非汉族统治的割据政权这一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指出其浓厚的复古意识，既是适应金代统一区域文化形成之后的需要，也体现的是对华夏文明的自信和对建立新社会新秩序的向往。再如，该书通过对产生于同一时期的《董西厢》和元好问等人作品的解读，指出他们共同的主旨是女真民族恩义观衍生出来的产物。只有在金代，基于男女恋情而抗争、奋斗的故事才会注入新的人性化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金代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大趋向是一致的。这种种新见解，都使人们对金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四、该书与以往金代文学研究重在传统诗文不同，对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剧以及诸宫调给予关注。金代正处在文学的转型期，这些新兴的文学体裁开始产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作用十分重大。尽管所留存的资料甚少，可以编年的更是不多，但该书作者还是尽量从现存的建筑、墓葬、石刻中发掘材料，努力寻绎出文学的发展轨迹，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相。比如，石圪恋二仙庙壁画就为作者所发现。因此，该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金代文学编年史。 众所周知，金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时期。这在于统一了北方的女真民族割据政权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期的南北对峙之中，不仅明显地保持着北方民族的质素，而且更能体现民族融合的特点，在具有个性的同时也能反映出共性的规律。金政权的主要统治区域在古代是北方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孕育、辐射、传播、交融之区，也是农耕与游牧渔猎两种文明的分野和交汇点，有着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生态。文学是人类心灵世界的反映，所以这部《金代文学编年史》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通过编年的形式展示金代各民族的心灵世界。这部洋洋百万字的著作，既有总体把握，又有横向观照。不仅对金代文学的研究能起到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整个中国文学、文化、历史、民族研究的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