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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开放社会，在文化思想上，一向是来者不拒，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格局。在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上，各种方法并存，也是很自然的了。 澳大利亚学者萧虹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用的主要就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其中还有许多考证，如作者问题、作品原据及编撰方法问题。考据学本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古代的学术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曾因其逐渐走向繁琐，而遭到批判和扬弃。言不及义的解经式繁琐考证，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连基本事实都没有考证清楚，就大发其议论来，也难免要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看近今一些著作，将传闻当作事实，以意想来摆布历史，就深感考据学的重要性。考证不仅对于年代久远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对于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世说新语》在书目中，最初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后人一直以此为据。到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疑问：“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篡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编撰方法，可能乃篡缉旧文而成，并非原创；二是作者的归属，大概是成于众手，而非义庆个人所为。鲁迅的推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并没有证实，所以只是说“未可知也”。萧虹正是从鲁迅的假设出发，用大量的材料加以求证。她不但排列出刘义庆年谱，指明这个活得并不长的政治人物所能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而且分析了他所罗致的四个主要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的文风与《世说新语》的异同，于是得出结论云：“总结以上，我们没法找到证据证明袁、陆、何、鲍四人中任何一人是编辑《世说新语》的主要负责人，但袁淑和何长瑜的背景和兴趣似乎与世说比较一致。所以我们应该仍然接受传统的说法，承认刘义庆为《世说新语》的主编，但另一方面也不抹杀袁淑、何长瑜对《世说新语》的贡献。”同时，为了验证鲁迅关于该书的编撰方法“乃篡缉旧文，非由自造”的假定是否确然，萧虹又找出《语林》和《郭子》两本佚书的残文散篇，将其与《世说新语》的条文对比，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说新语》并非一本原创作品，它由各种来源的材料编撰而成。”虽然萧虹所做的只是鲁迅假设的验证工作，但验证和假设毕竟不同，它是建筑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之上的。 《世说新语》常被文人雅士们看做一本闲适之书，因为这里面写了许多饮酒、清谈的雅事，人物性格也很任诞、放纵，而又很有雅量，给人一种飘逸的印象。但细读之下，便会发觉在飘逸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尖锐的斗争，读了并不轻松。嵇康和阮籍的故事，就是突出的例子。《世说》记钟会去看嵇康，嵇康在树下自顾打铁，毫不理睬，钟会自觉无趣而去，临走时嵇康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一问答，十分机智、有趣，足资谈助。但实际上，却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回合。盖因嵇康是曹家的女婿，而钟会是司马昭的亲信，司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文人们在政治高压下求生存，是很痛苦的，潇洒、飘逸只是某种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严肃的学者，总是要去探寻魏晋风度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就用得着社会历史批评。萧虹在《〈世说新语〉反映的社会风尚》这一章里，细致地分析了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和清谈之风兴起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风尚的各种表现，把问题说得很清楚。魏晋玄学和清谈的出现，实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反作用，也是司马氏政治高压的结果。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经验：“独尊”和“高压”，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而且会出现无可控制的局面。 《世说新语》是一本名人逸事言谈的集大成之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将它列为专章，显然是着重于它的文学性，而萧虹则更多地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也很有必要。《世说新语》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因此，史料的排列不是根据历史线索，而是以人物的行为和言谈的性质来分类，但里面有很多条目为《晋书》和《南史》所采用，可见它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由于萧虹把《世说新语》放在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也就看出了其中对有些历史人物描写的片面性，这是《世说新语》的一个重要缺点，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在说到王衍时，萧虹指出：“《世说新语》对待斯人王衍，说轻些是误导读者。只讲他的前半生，是士人活动的核心人物，国中主持‘清谈’的权威；到西晋濒临危亡，最后时刻他是什么角色，《世说新语》一片空白。他是否如《晋书》其本传所言，真要负误国之责？他被囚后是否想把自己在晋廷的领导作用降低，以减少误国的责难、保全自己？还有，他有无真正对石勒劝进，要他去登皇位？《世说新语》对此毫不触及。王衍传中说他对自己有一番评价，自承如果未在空谈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上浪费时间，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的。王衍蔑视俗务、耻于言钱（规箴第十），王澄不顾官场仪态（简傲第二十四），一起显示出西晋末年国家柱石们的种种怪态。这一切，《世说新语》也未有记载。当然，任何人不可能知晓事实真相，但笔者的印象是：编撰者有意回避王衍生平这一面，或许他们本是王的崇拜者，对可能加于其身的抨击笔下留情。” 《世说新语》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所以影响研究必不可少。但过去的影响研究大抵着眼于世说体的摹仿和流变，而萧虹则扩大了研究范围，除了文体影响之外，还涉及故事内容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在语言上对后世用语的影响；除了本国影响之外，还搜罗了许多在中国以外产生影响的材料。就评论方法而言，影响研究，已属于比较方法的范围了，而其中将《世说新语》与古希腊作家忒俄费拉图的著作列表相比，则属于比较方法中的平衡比较。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