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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文化在江南。至于北朝，所谓“五胡十六国”，在人们心目中，文学文化，一片沉寂，人也质木无文。其后的北魏以及再后来的北齐、北周，文学上可以言说者也并不多。尽管《隋书·文学传序》给了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样很好听的评语，但整个北朝，进入以往文学史的，除了北朝民歌，其他作家作品，屈指可数，不过所谓“北地三才”（温子升、邢劭、魏收），和由南入北的庾信和王褒，而实际上能被后人记住并时常提起的，诗赋家只有庾信一人，还有《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这几本书。《北史》也有《文苑传》，但所述文士，问着今人多不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整个北朝文学，文字仅仅9千，图则一幅也无。《隋书·经籍志序》谈北朝藏书情况，可从一个方面反映人们对北朝文化与文学情况的认识：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长安，先后为“文教之盛”的苻氏前秦、姚氏后秦之都，国家藏书却只有四千卷。而当时的南朝梁，则有藏书七万卷。 基于这样的状况，即使要写一部整个北朝文学的研究著作，都是很困难的，会为内容的单薄或说贫乏所困扰，何况仅仅以北朝的民族文学为对象，要作这样的研究，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当我拿到高人雄教授两大册65万字的煌煌巨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时，其惊讶是可想而知。再一翻阅，内容又是如此充实，其佩服之情，由衷而生。 读《北朝民族文学叙论》，有几点较为强烈的感觉： 第一，该著不仅大大加强了中国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而且展示了中国文学被遗忘的部分。 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鲜卑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学界对此期文学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作家作品的集中整理分析，更是一个空白。《北朝民族文学叙论》则对鲜卑文学作家及作品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地审视与研究，不仅阐释、分析鲜卑文学特征及其成就，且对其文学风气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的意义及其价值等，也进行了一番仔细梳理。又如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后赵前凉等匈奴羯族文学，在“戎狄交侵”的北方社会，曾起到了文化传承作用，但这部分文学创作却常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注意不到的地方。高教授此著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其创作成就进行了深入剖析。尤其对汉化较深的、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最高成就的苻朗诗文作品的论述，具体而微，指出其创作继承传统与打破传统的方面。这些研究，对填补这段文学史空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教授新著也提醒学者，中国文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是不可被忽略、遗忘的。如北朝社会十分活跃的佛教文学活动，历来很少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而北朝时期西域地区（古代新疆）的文学向来更是缺乏关注。高教授此著除首次对西域诸民族文学予以较全面的审视与梳理，对北朝时期借弘佛而盛兴发达的佛教文学，及其多民族性和大众化特征也进行论述外，对诸如北魏文人的公牍文创作，西域粟特文书，古代西域民族信仰摩尼教后出现的文学著作，突厥文碑铭等，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拓荒工作。 第二，该著第一次对北朝民族文学作了全景扫描。 中国历史上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天下的二百余年时间里，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汉化较深的北方民族或汉人政权，及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频繁的战争及政权的不断更迭，使得这一漫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面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显得十分凌乱，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更因资料欠缺等原因而难以下手。现在要对这段时期的多民族文学创作史概述面貌、勾勒线索，自然十分繁难。但是通读高教授这部《北朝民族文学叙论》可以看到，该著至少从以下两个层面把此期的文学发生、发展的情况对读者作了全景式扫描。 首先，是对十六国及北朝时期诸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全景扫描。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全著论述的核心，但是从揭示整个北朝时期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宏观文化背景来说，必不可少。作者用了三万多字的篇幅，分从民族源流、民族特性及各个政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军事战争生活、外交关系等方面，对十六国、北朝政权及西域诸民族政权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俯瞰、剖析。如作者在介绍突厥人社会生活特点时指出：畜牧业是突厥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其国势兴衰全以羊马为准。突厥法盗马绊者，与杀人同罪，折体者输马，其重要地位已反映在法律条文上。这类论述对理解突厥人生活习性、解释其文学创作背景，十分重要。 其次，是对整个十六国及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学发展态势的全景扫描。全著按民族政权建立先后及其所属不同地域，分章论析了诸燕慕容鲜卑文学，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夏、北凉匈奴文学与后赵羯族文学，北魏拓跋鲜卑文学，北齐六镇鲜卑与北周宇文鲜卑文学，北朝时期西域民族文学与突厥文学，西域胡僧译经等多层次的文学现象与内容，对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地区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了全面描述。不仅涉及对各创作群（如上层贵族与下层文人）的分类剖析，也有分文体（如文人诗歌、民歌谣谚、应用文书、碑志、宗教文献等）的论述及对作家身世、创作环境、创作成就、历史地位的总结与概括，从而将北朝民族文学发展的全景，通过这样一个纵横结合、立体交错的论述结构，作了全景展示。全书不仅线索清楚，结构宏大，且对一些作品的论述分析，亦具体深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对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学面貌、发展历史，做如此详尽而全面的描述。 第三，该著始终关注北朝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这是《北朝民族文学叙论》这部著作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自古以来，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往往会促进文学的交流与发展，自先秦乃至当代，这一文学发展的铁律一再被历史所证明。高人雄教授这部著作于此也十分关注。该著从不同地域、民族文学汇流，形成大的中国文学，形成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具体说就是南北朝文学汇流形成唐代文学风貌这一视角，解释了北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性贡献。如作者指出，北朝文人诗歌在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追逐中，不仅再现了建安、太康文学气度，回响着正始之音，同时，也折射着北朝文学创作对文学中心化的强化意识，这就为后来的隋唐文学实现南北融合创造了先决条件。又如，该著讨论北朝民歌影响唐代边塞诗的情况时指出，盛唐边塞诗以豪迈刚健为主体风格，从南北文学的影响看来，它更多的是受到北朝文学的影响，与北朝民歌渊源颇深。盛唐边塞诗吸收北朝民歌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既有北朝民歌格调粗犷、气势苍茫的一面，也有北朝民间诗人率直任性、自然纯粹的一面。如此，可以说盛唐边塞诗最能体现北朝民歌特点，它可看作是北朝文学在盛唐的延续。这样的论述，对揭示北朝民族文学于中国文学之贡献、影响，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源流脉络来说，十分深刻。 又如作者在深入剖析北朝民歌对唐代审美好尚的影响之后，认为盛唐文学审美思想观念的来源和北朝文化、北朝民歌风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北朝民歌风格是盛唐审美的重要来源，唐文学审美意象、意象群，也更多受到北朝乐府民歌贞刚勇武的审美好尚的影响，其天然古朴气息与自然本真的特点影响了后来数代人对于诗歌的追求。这都是极有见地的看法，反映了作者始终将北朝民族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发展洪流中观照的深邃眼光。 又如，西域文学研究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但迄今为止的西域文学研究，主要着眼于唐代以后。唐代以前，西域有没有文学？它是什么形态，有什么价值，其面貌如何，进一步说，先唐西域文学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有什么意义？高教授此著不仅分析、讨论了北朝时期西域文学创作的成就，而且在其著中专列一章，就西域乐舞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做了深刻论析。作者从秦汉以前西域乐舞文化的交流史追溯，对魏晋南北朝西域乐舞文化传入中原的过程进行勾勒，对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伊州乐和悦般乐传入中原的过程，对西域乐曲促成词体文学发展的情况，都有十分精到的论述。从而将西域民族文学影响唐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情况，作出了合乎事实的评价，这也是十分出彩的地方。 第四，该著始终在南北文学的对比中认识北朝文学的特点。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治历时较长的时期，虽然政治上的分治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南北文化的深入交流与文学互渗，但是，共时性的时代机运、特点，仍然在文学领域有明显反映。将南北文学进行对比，自是深入把握此期文学特点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在《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作者讨论北朝民族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北魏文学不同于南朝的价值取向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北魏皇室文人对公牍文的创作表现了极强的热情和兴趣，这与南朝文人重视诗赋的态度迥然不同。就创作旨趣、风格言，北魏文人的作品与南朝文学亦存在显著差异。南朝统治者认为公牍文价值首先在于审美，而北魏作家则认为，公牍文应该辞无繁华，理从简实，内容上应务实，风格上应力求朴实。因为文学观念不同，导致南北两方无论是纯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撰写，均表现出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文风大异的特点。这样的对比，实际已涉及到地域文化影响文学的关键问题，对揭示北朝文学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而言，非常必要。 除宏观上的创作背景、旨趣之对比外，在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分析中，也处处可见作者注重南北文学对比的研究思路。如论北朝拓跋宗室诗人、北魏孝庄帝创作，高教授将其与陆机、左思之作进行对比，指出孝庄帝子攸与左思的共通之处在于一个“怨”字上。左思之怨是寒门之士无用材之处的愤恨，而子攸之怨是傀儡帝王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悲哀。将子攸创作、不幸命运与陆机对比时，高教授着重分析了他们在感情表达上相通、“互为注释”的特点。又如，讨论北朝宗室民族诗人之创作，将其与阮籍曲折、厥远的诗歌创作模式进行对比，因为北朝混乱的政治条件与阮籍创作的时代背景正相一致。如高教授指出：北齐文襄帝第五子、宗室文人高延宗之创作，即颇具言内意外的“阮氏味道”，他的《经墓兴感诗》用孤鸟、离兽喻逃死吴蜀之人，其感伤乱世之情，正与阮籍的《咏怀诗》（独坐空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讨论北周宇文逌的文学创作情况时，将他与嵇康之作进行对比，因为这两个人都在诗歌中塑造了高蹈遗世的高尚者形象。讨论北周宇文氏几代帝王的诗作，将其与“庾信体”对比。如高教授指出，北周宇文招因与庾信之间的诗文交流极多，故其诗歌就很能看到庾信后期诗歌的影子。 对比的研究方法也用在对不同创作群体分析论述的过程中。如北朝女性文人是一个独特的创作群体，高教授论及其创作，以之与南方女性文学进行对比。她一方面指出南朝、北方文人女性观的差异，另方面也将南北女性诗歌角色间的不同进行对比，以见北朝女性作者、女性文学整体上有别于南朝的独特魅力。 第五，该著的成功，为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因《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方法有独特之处，故我认为这部专著的问世，对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无疑有借鉴意义。首先，就传统文学研究的范畴的拓展而言，这部著作中就有值得学人借鉴之处。如宗教文学研究，多年来难以真正引起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但是高人雄教授这部专著，不仅探讨北朝佛教传播大兴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且深入分析了佛教文化从文学风格和内容两方面，改造北朝文学的整体风貌、影响北朝文学发展进程的情况。同时，作者还就北朝时期各民族宗教文学的特点、价值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如对摩尼教忏悔词与赞美诗的讨论，对西域胡僧译经的讨论等，都给出了十分可信的结论。这说明，宗教经典的文学意义实在还有大可挖掘之处。尤其对民族文学的研究，这个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说，高教授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所涉范畴本身，足给学人以启发。 另外，该著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我认为也对他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比如，该著从民族文化融合角度关注文学问题，从北方战争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学问题，从民族政治关系、国际交往及不同地域与民族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中探讨，更关注各地域各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贡献等。这些研究思路、方法，提示人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视角应更广阔，发掘应更深入。尤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比如有类似情况的辽金元文学研究来说，其借鉴意义尤为突出。 在进入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我们读到了高人雄教授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这部书的内容，可以和当前文学史界讨论的很多话题发生联系。加强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似乎离今天已经很远。但薄弱环节的真正加强，却很艰难，因为这些薄弱环节，都是前人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之处，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借鉴，筚路蓝缕，是要付出超常之艰辛的。所以，这一设想和愿望的实现，仍需更多的研究者像高人雄教授这样，用踏实和艰辛，写出如《北朝民族文学叙论》这样的著作。在文学史的薄弱环节尚待加强时，又有“文学史研究什么”的议论，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文学史应该是“古典”文学史，只有经典的才应该进入研究视野，此外的东西，没有研究的价值。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是否可取，首先它自身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可以向文学爱好者推荐经典，但如果不研究全部的文学，如何确定哪些是经典？经典永远是相对于一般或全体存在的，没有全体和一般作参照，“经典”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所谓经典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本身，而是时代和接受人群选择的结果。时代在变，接受人群在变，经典也会随之而变。不要说历史上对陶诗评价的变化，仅就近几十年说，上世纪80年代和今天人们观念中的经典，已经有所不同。以经典为研究对象，如果其对象本身难以确定，则其研究如何进行？对此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北朝民族文学叙论》的价值，其拓荒的意义，才能被肯定。近十几年的文体学讨论，以及文学研究在观念上回归本土，也与本书的价值认定有关。毫无疑问，本书内容的设定，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概念之外延重新界定认识基础之上的，是建立文体观念回归本土之自觉基础上的。另外，近来兴起的地域与文学的研究，本书也可纳入其话题。本书的研究，是民族的，也是地域的。总之，我们说《北朝民族文学叙论》是拓荒，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