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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之后，今天我们提出了“新理性精神”问题。 新理性精神的提出，是以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文学艺术的实践、发展为基础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新理性精神”既是针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的，也是指向人文科学的。 当今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被贬抑，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这与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20世纪人的生存条件、人的生存质量与处境密切相关。一百多年来，人的生存不断遭到挫折，灾难频发，致使理想失落，或信仰神化，进而引发种种精神危机。旧理性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实用理性的影响下，遭到严重的破坏。理性并未实现它的美妙的千年王国的许诺。 西方学者曾经宣布：上帝死了，国王死了，理性毁灭，也即理性死了。20世纪的科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创造力，显示了人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无限伟力，同时它的消极一面、非人性的一面，以及物的普遍的挤压，使人情日益淡化，以致使不少人成为失去人性的人，使人变为精神上空虚的人、平庸的人、丑陋的人。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高涨于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蜂起，特别是各种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纷纷在生命、本能、感性、非理性、反理性、被极端化的主体的基础上，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认识，但是它们的极端化，导致了对理性的否定；出现了“新感性”、“交往理性”，力图从不同方向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构想人类的新关系。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随后还有人宣布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人的主体性之死。人们不断暴露自身的粗俗、卑琐、无奈与虚无。在形形色色的钱性权这类恶棍横行肆虐的今天，嘲弄崇高与人文精神已成为时髦，且会赢得阵阵喝彩；或是把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或是为了大众文化，把人文精神宣布为“最后的神话”，声称人文精神纯属子虚乌有。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成。 但是人类必须生存下去，并且理应在精神上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看到千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旧理性的走向衰落这一情况，针对各种非理性、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一种新的理性的立足点，主张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类学，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以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新理性精神”。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新理性精神”不过是一些趣味类似的知识分子，对待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状态与文化、文学艺术现象的观点与立足点而已。它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朝三暮四的应景时尚，而是较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半个世纪以来，就我个人来说，经历了生存的拷问，学术中的风风雨雨，各种理论时尚的洗礼，之后而有所悟。新理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感悟。 “新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是对旧理性的扬弃。为了避免旧理性的覆辙、反理性主义的各种思潮的极端化与虚无主义，新理性精神需要在对它们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确立自身的理论关系：这就是“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这些提法并非独创，有的论题，已经讨论过几百年了，有的论题我做了改造，都是借用，但我都力图给以自己的阐释，并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立足点。现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1]，综合也许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意的。 1.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这里说的现代性，是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 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看作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代性仅仅是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实际情况的。因为其他具有现代意识精神而并不反对理性的文化与艺术，不仅同样表现了现代性特征，而且还维护了现代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声称“现代性”已经终结[2]，当今是后现代性统治的时代了。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想做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想做后现代的“后知识分子”，虽然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后现代状态”。 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避免使其走向极端，忽视感性的需求而走向文化的唯理性主义，或是走向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忽视人文的需求而走向工具理性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从另一个方面走向反理性主义。历史、现实中不乏这类情况，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然会给理论与生活实践带来危害，反之亦然。因此既要批判旧有的文化，也要批判自身的消极面。当今，工具理性主义横行，这是由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一个时期内走向反理性主义、走向反动而形成社会灾难的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丧失信心的使然，所以，一个时期内诸多复杂的种种现实关系，只能靠工具理性来解决了，用简单、划一、实用的量化办法来解决了。同时，新理性主义把现代性的功能视为一种反思，一种文化批判，一种现代文化的批判力，也即一种思想前进的推力。需要坚持现代性的这一功能，使其自身处于清醒的现实主义状态，使其自身具有不断清理自身矛盾的能力。要使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走到它们自己的正路上来，需要的是对于历史、现实的不断的深入的反思，拒绝批判是无济于事的。新理性精神既反对隐瞒历史事实，搅浑历史事实，随意打扮历史与现实的实用主义的话语霸权，同时也反对把历史与现实视为虚无的怀疑主义。话语并不能任意创造历史，话语行为是需要以现实、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新理性精神主张现代性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人类必须不断更新、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创造，无法绕开原有的文化传统，而必须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是过去的创造，继承传统，吸收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非就是面对过去、迷恋过去。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实际上不仅有着过时的东西，而且还存在着属于未来的、全人类的东西，在“长远时间”中发挥其价值、作用的东西，它们可以积极参与新的文化建设。漠视它们、中断它们、否定它们，到时还会重新发生争议，给以新的科学的审定和定位，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一局面。“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3]不要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自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惰性的、妨害进步的东西，是需要不断给以剔除的，但是新的文化应是传统之续。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现代性对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定位与选择。有三种文化传统，三种文化资源，即我国古代、现代以及外国文化传统。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能够行之有效的部分，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 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因此，我国的现代性要求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趋向，也是各有不同的。拿西方的现代性诉求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这实际上是西化思想，在历史、现实中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现今看到不少的对现代性的阐释，实际上都把我国文化、文学置于西方现代性的诉求之下进行的。使我国置身于国际背景、世界进程，并不是我们必须立正、稍息、“向西看齐”，并不是以西方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这种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可以吸取西方学者论述中的有启发性的因素与长处，但不能用他们的论说来替代我们对我国文化自身问题的阐释。至于后现代性，我以为可以吸取它的某些合理因素，如我国文化、艺术中难得存在的怀疑精神，它的反对绝对权威性，反对学术上的大一统、单一化，主张多元化，接受中的多义性等。但是应当拒绝它的虚无主义，由于对语言能指崇拜由此而产生的极端的解构主义倾向。要以现代性作为我们文化、文论建设的指针。 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发生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冲突，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独立自主就是确立自主的主体意识：进取就是为我所用的主导意识，识别并吸取他人的长处，不断用以激活并更新传统。 2.新理性精神将把“新的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与血肉。在现代主义的文化、文学中，人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一片废墟。人失去难以弥补的精神需求而变为精神空缺，人受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物的挤压，物欲使人不断转向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现代主义文化与文学暴露了人的触目惊心的精神伤残感、荒芜感，它们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的摧残而深为伤痛。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元叙事”被怀疑，崇高的“同一性”被否定，叙事与科学的范式不可通约，“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话语”[4]，这无疑使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茫茫虚无与绝望的深渊之中。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学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来是个切中时弊的题目，但是讨论很快就情绪化了。一些论者以为提倡文学需要“人文精神”是左倾思潮的东山再起，于是认定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中国从未有过人文精神，何来人文精神的恢复之说？有的历史学家也来进行考据，认为当今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我国历代文献里，没有“人文精神”之说，可见文学的“人文精神”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有的论者认为，一些人提出文学的“人文精神”，是为了企图获取话语的垄断权。实际上，这是害怕人们妨碍他们要想当“后现代人”所具有的自由心态，以及惟恐人文精神的话语，会妨碍了他们对后现代话语的垄断权，因此人文精神被说成是一个“最后的神话”[5]了。 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说的。在社会转型、价值转换的时代，一些人在嘲弄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却同时嘲弄了人的应有的价值与精神，在批判伪崇高的时候，却同时亵渎人的崇高的情操。当身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自身缺乏同情人、爱护人的阔大、宽厚的情怀，却在贬抑人文精神时，这使人所处的非人的生存境遇的氛围，就显得更加阴沉而浓重。 新理性精神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放。我国旧有文化与文学之中，是充盈着深厚的人文精神的，这不是旧有的封建性十足的伦理道德，四维八纲，它是对人的生存命运、处境的关怀，一种对家国命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类思想，不因在几百几千年前，没有被标上“人文精神”，就不是人文精神了。我国文化、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精神中进步的有用成分并未过时。缺乏人文精神、糟蹋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是存在的，这是低级消遣的、粗俗的文学艺术，它们经过媒体的炒作而卖点看好，但无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与成长。而维系着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并使新的人文精神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 旧理性、唯理性主义压抑人的感性，它们通过盲目的政治迷信、或是宗教的信仰主义，遏制人的感性的显现，扼杀人的人性的发展、个性的形成以及人的创造力。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不过，即使是人的生物性的需求，它与动物的生物性需求并不完全相同的，而受到一定文化因素制约的。至于更为宽阔的人的感性生活的需求，应是人的文化的需求，即具有文化内涵的感性的需求。文学是人的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识。在人的感性生活中，非理性、反理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是人的生命、生存的组成部分。新理性精神承认非理性乃至某种程度的反理性的存在的合法性，它们具有思想的、现实的特殊的创造力，并且需要吸取它们的合理性方面，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但是，新理性精神反对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历史。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度张扬人的感性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的本能，解体了人的感性。现今的一些所谓文学艺术、地摊文化，迎合市场的粗俗需求，贬抑并且鄙视人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这就必然把人的生物性的需求当成人的唯一的感性需求，当成写作与表现的主要对象，使感性的描写变为滥情的展示，或是尽情地宣泄各种性经验与性幻想，加上媒体的肆意炒作，以致流向恶俗，走到反文化、反人文精神的地步。在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从不同角度和需求整合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正是重振人文精神的必由之路。 新理性精神也不同于国内外的“新感性”及类似新感性的“感情本体”的说法。这些学者认为，艺术与审美具有改变旧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创造新感性与新的主体的政治功能，实现人性与其本能结构中的革命与政治实践，从而成为预示社会转折的政治因素。这无疑夸大了感性的意义和作用，走向审美乌托邦了。 3.新理性精神努力奉行“交往对话主义”，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这里吸取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因素”，并把它作为新理性精神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在此基础上希望改造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在评价历史文化现象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极端情绪化的、不讲学理的、不切实际的消极成分。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 要在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提倡走向对话的文化理论、文学理论，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理论，都是在它的特定条件下的文化传统与反传统、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潮的不断撞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理论一旦被引入另一国家的文化进程，人们就必然会给以鉴别，科学地判断它的得失，确定它的价值取向。有鉴别就有真伪的判断，有分析就有偏颇与价值的识别，有取舍就有侧重与扬弃，有创新就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创新，就会有必要的“误差”与偏离。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各自的长处与局限，并要用外来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激活自己。对话理论旨在促进现代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的理性精神，这是在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 我把在新理性精神观照下提出的文学主张，称之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在近20多年中，一些学者主要在介绍西方的文化、文学艺术思想，同时把西方学术思想当成了圭臬；一些学者的观念令人捉摸不定，今天这种观念时髦，就按这种观念著文，明天那种思想风行，就按那种思想立说。一些学者则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经历了新潮文化、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的洗礼以及对它们的思索。他们产生了一种“立足点意识”，开始是不自觉的，继而渐渐走向自觉。这种立足点意识，就是我说的新理性精神。这使他们既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与文论，用西方最新学说来定位我们的文化、文学现象，也反对那些只能在名人导师语录中专事说文解字、数黑论黄的现象。对于传统文化与文论，我们需要否定的只是那些落后的东西、反科学的东西，而现代文化、现代文论传统中的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用成分，则应当给以肯定，而且要把它们看成创造新文化、新文论的出发点，转而融会中外文化、文论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走向求新、求变与创新。脱离传统而创新，往往是没有基点的创新，过不多久，这座创新的大厦就会颓然倒塌。 新理性精神作为思想开放的实践理性，只是想在吸取以往的多种思想原则的长处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确立一些原则，给自己一个新的立足点。它自然承认其他的思想观念，多元的文化思想与多元的文学观念。即使新理性精神的文学观，也有同有异、互有特色的。 在开头不很自觉到后来比较自觉地寻找、确立“立足点意识”的过程中，我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些后来我不断进行阐释的理论范畴，这就是前文学与文学、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创作是一种“审美反映”说、我所理解的“文学本体论”、与文学发展的形式、文学的更迭与非更迭现象、以创作原则代替创作方法、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强调等。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这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观念的一种形态。 其他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也在按照上述思想与方法，进行文学理论的探讨。其中既有与我同辈的学者，也有中年的学者，青年学者。他们思路开阔，学风良好，文学理论的探索，涉及面广，成绩卓著，多有创新。我想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大有希望的。 [1] 见拙文：《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艺报》1986年3月8日。 [2] 转引自王治河为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译本所作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 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载2001年7月25日《中华读书报》。 [4]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的转向》，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79-280页。 [5]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31、137页。 原载：《东南学术》(福州)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