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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在吸纳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同时，应注意继承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合理因素。这个传统不仅指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而且包括“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其中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是中国革命文学批评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毛泽东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并且鉴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国际影响，对毛泽东文学批评的研究，也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不同程度地涉足过文学批评这个领域。相比之下，毛泽东对文学批评的关注则更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文艺运动，不仅在文学批评的观念、性质、标准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而且参与了具体的评鉴活动。这一方面与作为文人的毛泽东的个人素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关。毛泽东始终将文艺视为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则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党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领导的重要途径。他主张发挥文学批评的政治和战斗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的文学批评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对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思考和总结。同时，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又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的综合体，在不同时期，对待不同文体，毛泽东的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趣味都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从毛泽东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实践两方面加以探讨，以进一步理解毛泽东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和历史贡献。 一 毛泽东文学批评观的核心是“为人民”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关于“人民”这一概念，马克思不大同意用。因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阶级关系很明确，若用“人民”这个概念就会抹煞阶级界限，模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实际情况，用“人民”这一概念代表中国社会带有革命性的、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阶级集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具体界定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涵义。他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这一分析既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又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充分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从而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同盟者大军。这一策略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求实精神。今天，“人民”的概念有了新的内涵，但其思维特征仍是毛泽东关于“人民”这一思想的继续。 毛泽东认为，文学批评不是以个人或者狭隘集团的利益为价值评估的依据，而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批评前提。文学批评的职责就是要“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3] “为人民”这一原则体现在毛泽东文学批评理论的方方面面。在评价一部文艺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时，毛泽东公开申明：“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并认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4]，也就是说，判断文艺作品好坏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其能否“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在评价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时，毛泽东提出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在阐述检验作家主观动机的客观效果时，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是“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在对待文艺遗产的态度上，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5]基于“为人民”这一思想，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寄信编导：“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6]热情地赞扬剧组把人民大众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行动。也正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对当代文艺作品特别是戏剧舞台上过多表现帝王将相一直没有多大好感，甚至不惜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加以纠正。 政治评估是毛泽东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特点，体现了中国革命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时，对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哪个部门起关键作用的问题未加论述。列宁根据他所处时代的特点对此作了补充，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诸领域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则进一步把政治与经济并提，认为政治和经济一样，对文化和其他意识形态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整个社会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就各个阶级而言，政治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7]而一定阶级和群众的经济利益也要靠一定的政治才能得到应有的保证。由此，毛泽东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对批评标准关系的限定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坚持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突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既是毛泽东文学批评的特色所在，也是屡遭非议之处。我们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革命战争频繁的岁月，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是十分必要的。从文学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从一定阶级的根本要求，即政治理想和思想倾向出发，把鉴别作品是否对本阶级有益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对于有利于维护本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艺术，总是肯定的、赞扬的；对于不利甚至破坏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艺术，总是贬低甚至禁毁的。中国的孔子是如此，西方的柏拉图也是如此，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就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关系而言，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注重作品的政治因素，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即使今天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例外，只不过它们是一种理论研究罢了。而毛泽东当时则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强调这一点的，并在实践中得以贯彻。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评论文艺作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批评标准相比较，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标准带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从而在批评理论或实践上不无偏颇之处。但随着20世纪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特别是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的认识，包括对福柯权力话语等的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重新审视。人们从历史、从作品中再次读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压迫，读出被压迫者的反抗。不过，这里政治的内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已被更多的人所确认。 开展文艺斗争是毛泽东文学批评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明确表示，文学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9]。这一特点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在人生理想上，毛泽东曾豪迈地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哲学上，毛泽东在论证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时也更强调其斗争性的一面。“斗争”已成为毛泽东生命意识中的情结。在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除夕之夜，他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他的谈话给两位拜访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关于斗争的问题。他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并使劲地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性。[10] 就文学批评而言，毛泽东提倡的斗争性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社会性质和任务着眼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对文学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错误倾向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1]。因此，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绝非仅限于对作品本身的评估，它具有发现和总结文学规律，有效地指导文学创作和阅读等基本功能。毛泽东特别重视文学批评所承担的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导向作用的任务。他认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责任就在于辨析、抵制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倾向，促进革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侧重点也在斗争上。他相信，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获得发展的活力。“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12]在斗争中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和艺术。同时毛泽东所倡导的斗争性又是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对于那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应该容许它们存在，其中的是非可以通过互相讨论，互相辩难，以达到共同认识和共同提高的目的。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13] 此外，毛泽东对批评主体即文学批评家也提出了要求和期望。他希望批评家应深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从而敏锐深刻地分析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现实问题和思想倾向等。同时，批评家也应当对艺术本身的审美规律有着深刻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14]。批评家必须对各个艺术门类的有关知识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才能对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恰当的判断。而对艺术保持一种良好的新鲜的感觉也是批评家从事文艺批评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对批评主体的意见还表现在对批评主体的批评态度和方法的要求上。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指出文艺批评中存在着三种态度：“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教条，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鞋搔痒，空空泛泛，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有碍于文艺批评的开展。”[15]这三种情况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仍时有所见，毛泽东对批评态度的分析对于今天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们来说仍不失告诫的意义。批评家的态度和方法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本身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文坛上开展正常的文学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几十年文学批评领域里的风风雨雨，“棒杀”者有之，“捧杀”者有之，经验和教训颇多。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文艺批评提出了“入理入情”的要求：“入理是说切合事理，充分说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入情是说保持同志态度，准确理解和分析被批评者的心理状态，动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这段话可视为对毛泽东关于批评态度的看法的说明和补充。 二 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实践，除了在论著中偶尔涉及外，大部分散见于谈话、报告、文章、通信、批示、批注之中，其批评思想和表现形态显得比较复杂、零碎。但从整体上看，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批评和审美鉴赏式的批评。这两种批评方法既形成强烈反差，又相互映衬和补充，从而比较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趣味，从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那种高度的政治洞察力、博学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毛泽东的文艺批评实践，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较多的是侧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艺现象，将批评对象放到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文艺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理想、思想情感和表现技巧，其中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阐说是毛泽东社会政治批评方法的典型运用。毛泽东十分注意这些古典小说的思想性、现实意义以及它们的历史认识价值，经常独出心裁地开掘出古典小说的内涵和意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读的小说之一，不论是在中央会议上，还是在私下个人交谈中，毛泽东都发表了许多关于《红楼梦》的见解。他多次表示，他是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称它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认为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当然，毛泽东也从人物、语言等方面对《红楼梦》倍加赞赏，但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批评的角度加以观照的。毛泽东对其他古典作品的阅读也是如此。他从《金瓶梅》中读出作者“不尊重女性”，认为《聊斋志异·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等等[16]。这些见解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批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史家眼光是毛泽东品评古典小说的一个基本角度，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毛泽东是把小说当做“历史材料”而不是当做“历史”来读的，在对古典小说的阐释中，有毛泽东个人的见识和发现，常常是借其“酒杯”抒发“心中块垒”。 在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评价上，毛泽东也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政治眼光。过去，人们曾从不同角度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加以评价。胡适基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将“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特点看作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蔡元培则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作与西欧文艺复兴相似的资产阶级文学改革运动。当然，也有人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加以贬斥和否定的。如梁实秋，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趋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表现为一场“浪漫的混乱”，缺乏普遍的人性标准的支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五四”以来包括新文学在内的新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作了科学的概括。“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7]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8]并用十分精辟的语言概括了鲁迅精神的特点：“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19]这段评述表现出毛泽东对鲁迅的深深认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视域，他正是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从政治上、思想上来高度概括鲁迅精神的。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对一些敏感的关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的问题上从不含糊，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和对文艺的严格要求和殷切希望。在20世纪40年代，针对解放区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主张所谓“人性论”是“文艺理论的基础”；“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等等，毛泽东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且充分说理的批评，从根本原则上解决了解放区文艺运动中一些带方向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的阶级斗争的总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形势的估计产生了偏颇，其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出现了一些失误乃至错误，脱离了社会主义历史条件和作品实际，忽视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社会政治批评”到后来则演化为一种政治斗争，文艺被等同于政治，文学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具体表现为对作家作品上纲上线，随意定性，如认为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文学艺批评搞成政治运动，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讨伐；特别是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认为一些文艺单位已变成“裴多菲俱乐部”，一些人已“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认为戏剧舞台被“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可改为“帝王将相部”，等等，随后进行文艺整风，造成了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也许毛泽东的有些看法可能出于希望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严格要求，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20]。对于毛泽东在文学批评中的失误，我们应认真地加以分析，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同时，我们应该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与经过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科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理论区别看来。 在批评实践中，毛泽东既有作为革命领袖和政治家的一面，又有作为普通人和诗人的一面。毛泽东的各种角色意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不同程度地作用于他的文学批评观，有些角色意识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对某类文学作品的批评。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鉴赏中国古典诗词时则表现出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审美评价。“诗言志”不仅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祖”，也是中国诗歌的典型特征。中国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抒情寄志的特性与毛泽东的审美趣味非常契合，毛泽东终其一生保持着对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他喜欢的古代诗人很多，突出的有屈原、曹操、辛弃疾、陆游，特别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很欣赏气势雄浑、豪放激越、慷慨悲壮一类的作品。他称赞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与毛泽东追求变革之美、激进之美和自由之美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心灵上的共振。此外，毛泽东也很欣赏柳永、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的柔软、细腻之作，并表明他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种对豪放与婉约的兼爱从欣赏趣味来说是有其一致性的，是毛泽东审美情趣的自然反映。毛泽东欣赏的正是那些具有真情实感和“诗味”的作品。 纵观毛泽东的文艺批评实践，不免会发现其中的某种矛盾性。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批评实践具有社会政治批评的特征。在这种批评实践中，他是将文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从文艺与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来审视作品，并且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观照，由此来确定价值标准。这种批评实践主要诉诸于一种理性的思考。但是，有时他的批评实践也洋溢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趣味，流露出真诚自然的一面，在鉴赏古典诗词时尤其如此，他甚至不喜欢“哭哭啼啼”的纪实作品[21]。在这种批评实践中，毛泽东似乎主要顺着自己的气质、爱好和情感，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为依据，而很少联系作者的政治品德和时代环境。晚年，他曾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接下来他又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22]这种形成强烈反差的批评实践固然有其文体上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则是毛泽东自身的因素。作为一位革命领袖和政治家所具有的批评态度，与一个富于浪漫个性的诗人所拥有的审美情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这种矛盾性也许正真实深刻地展示了毛泽东的特殊个性，同时也说明毛泽东批评实践的多样性。 此外，毛泽东的文艺批评实践还体现为批评主体的能动作用和“现实性”的特点，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批评个性。在批评实践中，毛泽东相当自由地发挥了阐释主体的功能，把文艺作品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对文艺作品的阐发都颇有创造性。在解释一些古典诗词和古典小说时，毛泽东往往有出神入化之举。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跟干部讲《西游记》，说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有坚定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23]。从神话小说中居然提炼出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思想意义，这里有批评主体的创造性阐发，毛泽东的“古为今用”的思想从他对作品的阐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毛泽东的文艺批评实践的“现实性”非常强，他在观察、分析和评论文艺现象和问题时都是从当时——“目前”、“眼下”的现状出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读，还是对现当代作家的评价，无不立足于现实的革命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或抓住变化了的环境有针对性地解释和批评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品，这种批评立场使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 三 应该看到，毛泽东主要是从革命领袖的角度研究文学批评的，他在不同时空范围内表述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观点、制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都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需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学批评有“经”有“权”，既有文艺规律又有权宜之计。特别是毛泽东进入晚年之后，一方面对文艺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如关于“形象思维”的见解，关于“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24]的见解，这些观点发展或超越了他在《讲话》中的某些过分强调文艺阶级性的论断；但另一方面，他又下达两个“批示”，纵容江青、康生一伙极左势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不可思议的方式对待文学艺术及其创造者。由此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甚至还有灾难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其历史的具体针对性。恩格斯曾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5]任何人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批评理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批评理论，对毛泽东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从中吸取合理内核，以寻求更贴近中国文学现状、且具有当代意识的批评原则和精神。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26]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固有属性，毛泽东文艺思想包括毛泽东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27]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学批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发挥和发展，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20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p812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p826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6 [6]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p142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3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2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4 [10]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22 [12]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p113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p390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p831 [15]陈晋.毛泽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J].北京：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6). [16]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p257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p660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p658 [19]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0]胡乔木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494 [21]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2]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N].光明日报，1978-12-29. [23]薄一波.回忆片断[N].人民日报，1981-12-26. [24]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N].光明日报，1978-12-29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562 [26]何其芳.毛泽东之歌[J].人民文学，1977,(9)p417 [27]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139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