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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建构”这一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初的设计不是产生于某种成熟的创见，而是由于课题承担者很长时间存在的困惑。诉说我们的困惑，也就是论证课题的必要，自然就会表露我们的构想脉络和操作途径。 困惑之一：在20世纪，有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被域外同行所关注和采纳的、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如果还没有，为什么？怎么办？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提到过，他1988年在哈佛大学演讲，那里心理学系的Jerome Kagan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任何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华人学者可能会发展出何种心理学？杨先生愣住了。他说，“这让我能直截了当地面对一个赤裸的事实：将西方心理学的成分与影响去除后，西化的华人心理学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杨国枢后来决定将推动及创造“非西化的华人心理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那么，文学理论呢？尤其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呢？情况会好一些吗？19世纪后期以来，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孕育、诞生与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影响过程是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在20世纪的初期和后期，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一浪一浪、汹涌澎湃地涌向中国，使我们多年沉溺在思想的借贷和人超之中。文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现成地沿用西方的尺度来衡估、解析、阐释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总是难以尽善尽美的，总是无法使人满足的。然而，拒斥西方文学理论，也非理智之举，而且时至今日，也已无可能。我们文学理论基础的域外性与本土性的关系问题，由是凸现。我们的课题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追求文化自觉，企图通过审视文学理论批评百年学术史，反省文化自性，进而思考改造文化自性。鲁迅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依然可作今天的指导。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梅依的《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认为，海德格尔用难以找到痕迹的方式，把中国道家与禅宗的“空”、“无”整合为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那么，我们立足于现实，整合中国古典与西方现代，别立新的体系，也是有充分可能的。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关键是不停止于把外国人的思想“翻译”为中国式的表述，而要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化存在”中，提炼出自己的话语，并且融入本民族的语言体系，与本民族精神形式的传统相衔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介绍、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思索、把握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自然会有话要说、有话可说，可能构建自己独特的观念、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不会“失语”。既要有可说的话，说自己的话；又要有可对话性，可沟通性，不只是自说自话。总之，文学理论基础的广泛性、本土性、合理性，是我们亟需正视的大问题，是本课题探讨的第一个要点。 困惑之二：文学理论能不能够、应不应该有内在的、所有参与者可以遵循和必须遵循的规范？现代文学理论能不能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拥有成系列的、学者公认的范畴？这又是我们面对的另一个难点。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自然科学成为强势学科。除了西方普遍主义的强大压力之外，还有来自自然科学的普遍主义的压力。科学技术源源不断的令人惊奇亢奋的新成果，使人们对它所运用的方法滋生敬畏之感；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学科渗透、灌注，使得20世纪有若干文学理论批评学派，可以被视之为自然科学方法（或某些受到自然科学启示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文学领域的演习。有人引用马克思说的“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那么，文学理论批评也是这样吗？不这样就是不科学的，而不科学就是随意的、无价值的吗？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上发表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其中充满了故意安排的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算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这篇恶作剧式的文章得以在深受尊重的人文学术杂志刊出，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对当代文学理论（首先是对解构主义）的嘲弄。詹明信曾用格雷马斯的矩阵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画马》，新奇固然新奇，但这还是不是文学批评呢？我们不赞成套用自然科学方法，同样，文学理论不能拒绝从自然科学吸取营养。自然科学是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究，通常是可以证伪的；人文学科的本质是意义的追寻、终极的关怀，是对不可最终回答的问题的回答，各种答案难以相互取代。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认为核物理学依赖大型加速器和高等数学，导致想象和直觉能力的萎缩。他说：“我之所以把庄子作为话题，是由于早在两千三百年前，庄子就已经洞察了现代人类状况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现代的人文科学之光，就不能照向自然科学吗？强化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属性，不是始终尾随在科学技术之后，而是坚守人类智慧的独立领地，它将能够恢复、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吸引力。文学理论批评不同于科学的规范，这是本课题探讨的另一个要点。 困惑之三：当今之世，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何在？文学理论家如何确定自己研究对象的范围。巴赫金早说过，欧洲经典的文学理论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据以立足的，不过是被民间文化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小岛——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的上层。当前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是，传统观念中不能进入文学殿堂的文本，在大众的文学接受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而传统文学观所重视、珍视的文本则时常受到冷落。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往往有自己关注和熟悉的专门领域和研究重点，但他的心里要装着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就是说，要意识到、要承认整体的存在。什么叫做“全部”文学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理论观念问题。历来的文学理论家遇到的首要难题是确定文学的边界，而今这个问题更是十分突出。这就使固有的文学理论不但感觉窘迫，而且面临自身生存的危机。20世纪初期，王国维、胡适、鲁迅，通过对戏曲、小说这些长期在传统文论主流视野之外的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路，体现出新时代新的理论视角。近年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其看作文化学方法的引进，毋宁看作文学理论家搜寻和确定对象时转换眼光的结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批评会随着时代变换而改变其形态、范式。理论家、批评家对待文学的态度，他们从事理论批评的目的，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考量角度、切入点的确定，理论批评方法的运用，理论批评的形式，所乐于使用的文类、文体……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纪之交文学的概念、范围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我们课题探讨的第三个要点。 我们想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在多方位比较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上，以方法论研究为突破口，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方法、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架。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比较研究，不只是辨析其间之异同，更要通过比较寻求建构新理论的方法与构架的自觉意识。 讨论文艺学的建设，最根本的，也是如何认识和如何参与、影响当代学术潮流的问题，即陈寅恪所说的“预流”。了解世界，注视本土。在世界的背景下研究本土，以本土的特色丰富世界。 原载：《文艺研究》(京)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