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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作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建制中的一个知识门类，其学科的科学性至今尚有争议。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分析现代文学理论产生时的背景及性质，显得十分必要。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文学理论一直徘徊于“政统”与“道统”之间，道盛而理乏，政善相乐而弃知识。近代以来，传统文论在精神上越来越不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合拍，不敷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经验，文学研究范式面临危机，如不在观念与方法上及时调整，文学理论将无法谋求自身存在的合法地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言路的对立面，给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演绎、归纳、实验等手段积累和发展知识，知识通常由公理、定律、推论、定义、概念、范畴、命题等因素构成，具有系统、精确、实证、量化等特征，既可定性描述，亦可定量分析。科学的精神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下述三个向度的原则：科学信念、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坚持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研究对象，相信知识增长能够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科学态度追求研究过程中的实事求是，排斥情感和心理等人文因素；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这种新的文化形式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1]，欧风之盛，“国学几灭”[2]。科学由此成为人们新的精神信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以西方科学思想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化理念和学术言路，文学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对原有文学观念进行调整，希冀效仿和借用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模式，重铸文学观念之魂，文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或称“唯科学主义”）正是由此而生。凡“主义”者，带有信念和信仰性质的理论、学说、主张之谓也。“科学主义”就是唯科学模式与方法是从的认识信念和研究原则，它视科学研究为理解世界的万能钥匙，把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方法运用到所有事物的研究中去。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就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中唯科学观念与方法是从的研究模式。 一 科学主义本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者出于科学强国的考虑，开始大力宣传科学的作用与意义，科学主义思想遂流入文学研究领域。大多数人文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及模式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们把有无科学性作为衡量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优劣的标尺，把科学精神作为努力的目标，科学研究范式由“用”演化为“体”，人们崇奉科学几近迷信：“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文学观念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建立在观察、实证、经验基础上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进化论文艺观成为“五四”前后主流的文艺观念。在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的支配下，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学科化等特征。 文学理论知识化的标志是认识的逻辑化，逻辑知识是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等理性认识的集合。中国传统文论以鉴赏和直觉为根本特征，短于逻辑思维，概念、术语和范畴一般没有逻辑上的限定与解释。以致传统文论中许多概念和术语“浑而不析，偏而不全”[4]。受科学观影响，现代学人开始以定义和推理等逻辑方式表述新的文学观念，“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论问题开始纳入他们的学术研究范围。“五四”前夕，罗家伦撰文《什么是文学？》，明确提出文学的基本特质就在于它“是人间的知识(knowledge)”[5]。1921年，西谛在《文学的定义》一文中，专门辨析了文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梳理分析文学基本概念之外，现代学者还通过术语、概念的积累，扩大文学知识范围，推进文学理论的发展。当时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提供的术语和范畴已无法容纳、涵盖新的理论和思想内涵，更无法应对新的文学现实，人们便通过引进外来新术语、新概念满足文论发展的现实需要，“古典主义”、“罗曼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术语在“五四”以后十分流行。对新术语的译名，学界力求通过逻辑分析而后定。德文Literaturwissenschaft传入中国时，有人译为“文艺学”，钱歌川不同意，专门写文章强调译为“文学科学”是“明显而恰当”[6]的。1923年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还开设“文学上名词译法的讨论”专栏，其中，沈雁冰的《标准译名问题》一文，对“文学上的普通用语”、“文学上的专用名词”、“含有典故性的专名”的翻译问题，提出了富有学理性的建议。通过这种学理化的探讨分析，现代学人对文学的认识逐渐走向科学化。例如，梁启超通过日文引进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写实”与“理想”，中经王国维等人的阐发，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演化为“写实－现实”、“浪漫”两个名词，再后来演变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个文学概念。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以具体的形态参与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现代文学理论正是通过概念命名确立了自己的身份，通过概念的逻辑辨析明确了文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差异。自此，文学理论跳出感悟、评点的鉴赏形态，成为逻辑知识，可以分析、讲授，也可以进行再生产。 文学理论专业化表现在研究的职业化和专业格栅两方面。研究职业化指批评和理论研究不是出于个人的情趣和爱好，而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现代文学先驱都在大学谋有教职，其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职业所限，其学术理念在传统“弘道”理想之外，多了一份“求真”的旨趣。从此，文学研究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从业的学者，文学接受也不再是创作家本人或其群体之间的自我欣赏，而成为职业学者的工作。“专业格栅”是指文学研究摆脱了传统文论批评与理论不分的状态，批评与理论具有明确的区域分界，批评的重心在于考证作家身世，整理、解读、阐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重心是对文学基本性质和问题的分析与说明。专业格栅还表现在基本理论与分体理论之间的边界区分，文学基本理论与分体理论如诗歌理论、散文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之间，在研究目标上有很大差异。 文学理论的系统化是指文学知识的条理化、连贯性、体系化。传统文学研究缺乏将不同学说观念统摄和整合的逻辑能力，其研究结果常有“文”而无“学”，其理论范畴因缺乏概念辨析与演绎推断而难以形成前后融通的理论体系，无法作为知识加以普及。文学鉴赏和批评始终停留在精英阶层，基本与大众无涉。现代学人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借鉴科学研究的模式，形成了自身的路数家法，即“概念的严密、纲要的鲜明”[7]，在分析相关对象时注意前后概念的联系及前后问题的连续性。文学理论系统化的成果体现就是具有原理性质的专著，至1929年期间，以“文学概论”为书名的著作就有十几个版本，文学研究的系统化表现愈益明显。 文学理论学科化是指文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体制化。文学理论学科化的首要体现就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分布在高等教育建制之中，并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相应的“概论”即原理性质的教材。民国初兴，教育部先后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等高等教育章程，明确提出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目标。在《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的有关规定中，“文学概论”已赫然出现于“文学门”之中，文学知识的生产已被明确列入专业化教育的培养目标。1913年1月12日，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的“第二章·学科及科目”中，“文学概论”是作为重要的科目出现于“文学门”学科之下的，这表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被纳入高等教育学科建制之中，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类型，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教育增添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学科门类。 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学科化等特征是文学理论科学化的集中体现，就当时的状况看，整个文学领域都呈现出实证、量化、精确、严谨、系统等科学特征。这些特征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种事实：经过科学主义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批评和理论已经形成了新的话语建构模式。 二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主义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文学研究的要素（诸如研究信念和研究方法、认知立场和认知取向、认知机制和表述模式等），文学理论的功能与性质，皆因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发生质的改变，由此导致文学研究范式和学术言路的变革。没有科学主义，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不可能形成理性化、逻辑化、体系化、系统化的形态。 科学主义在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中所发挥的第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了“真理”（理论信念）与“方法”的双重支撑。“真理”是理性观念和逻辑知识，它追求观念的学理化（观念化、原理化、系统化）；“方法”是证明真理的手段，它以观察、归纳、分类、验证等技术手段为基础，二者联手运作才能产生精确、实证、明晰的知识系统。现代文学理论在走向现代逻辑形态的过程中，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的。就“真理”层面而言，文学理论形态的蜕变，主要在于文学观念的变化。受科学主义主体观影响，现代文学先驱把文学的科学性即“真”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和目标，他们或直言创作目标就是“根据真理立言”[8]，或强调文学应当“以‘真’字为骨”[9]，或提倡“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10]，或坚持“文学以求真为其任务之一”[11]。求“真”的信念和目标，是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在精神向度上的分界点。就方法层面说，在宗经征圣、规矩风雅的传统诗学研究中，“诗话”、“词话”、“诗法”、“义法”之类的文学研究成果，因受“载道”和“缘情”文学观的支配，文学研究以阐发心性义理或作家体验感悟为宏旨，排斥“真”的认识和理解，更谈不上自觉的方法追求；直至晚清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形态仍旧停留在诗学和文章学形态上，此种研究的路数家法，缺乏哲学思辨和逻辑推演，体验感悟描述多，学理推演阐释少，学理言路缺失，命名和制定概念的能力差，独立的文学知识无从产生，文学理论自然难以形成规范、系统、体系等特征。受科学主义浸润，科学方法被现代文学研究者视为评判文学研究价值的重要尺度。从方法论这一维度出发，“五四”文学先驱批评传统文学研究“有假定而无实证”、“有想象而无科学”[12]，滞留于“感情的领悟与感动”缺乏“理智的分析”，其结果“完全是主观的”[13]。不过，现代文学先驱对“方法”的理解相当偏颇，陈独秀理解的方法就是“观察、分类说明等”[14]；胡适理解的方法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地考证”、“综合的方法”、“比较研究”等，主张科学研究要“拿证据来”[15]，这种意义上的方法其实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假设、实验、演绎和归纳等的同义语。先驱们主张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适性，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研究方法可以通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没有禁区。陈独秀主张：“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16] 科学主义在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第二个重要作用，就是它从认知和表述方式等方面具体参与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现代文学先驱既以“真”信念和实证“方法”为根基，在文学研究中自然要追随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以知性分析成为文学研究常规的思维方式，把“精确”、“客观”等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和目标。近代以前，中国文论以模糊思维为主要特征，重直觉感悟和审美体验，轻科学观察和理论推导；在认知上重整体把握，轻局部分析；在表达模式上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用语不多而“目击道存”，追求“得意忘言”的诗学境界和“辞达而已矣”的实用效果；其术语、范畴及意义，审美意味浓厚，逻辑区分欠缺，许多著名范畴如“神韵”、“肌理”、“性灵”等，其“精妙”之处，人“口弗能言，志弗能喻”，具体意义全在接受者“体认”、“涵咏”后的玩味与揣摩；有大量“诗活”、“词话”却没有“诗学”、“词学”、“修辞学”。因此，短论较多而鸿篇巨制较少。其理论范畴虽然常常直抵艺术之真谛，却因缺乏逻辑分析难以形成明确的含义，认识往往因人而异，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和歧见。要对之进行知识传承，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缺乏逻辑分析传统和实验精神的浸润，中国传统诗学和文章学虽也有一定类型分别，但其间缺乏一以贯之的学理分析和说明，知识特征和学科独立性尚不具备。 科学主义要求人们持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研究立场，它要求人们对概念、范畴、命题本身进行明确的厘定辨析，认为在此基础上才能使思想表达准确无误，并确保思想交流和科学研究的有效性。“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开始用科学方法和态度治学，并把文学定位为“科学”：“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17]。文学一旦成为科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便再也没有理由停留在鉴赏和评点的传统形态上，研究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逻辑分析与理论推演方面，一切文学现象和思想都须经过有关的论证分析才能为人们所相信和接受。这样，中国现代文论在认知和表达方面开始突破传统文论的体验性质和特征，中国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由此大为改观。中国现代学者开始运用科学研究的模式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原理进行归纳探索。从一般原理建构到批评和研究的方法论探讨都开始注意探索文学活动的规律性。这些类型的研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理论自觉，体现了中国学人在文学观念、思维习惯、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整体知识结构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在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学界对文学社会地位的认识和定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近代以前，文学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尤其受“修齐治平”社会政治理念的支配，文学很难获得独立的地位。受科学思想浸润的中国现代学人对此局限已经觉察，他们试图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定位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特别是王国维，他在反思作为学科形态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缺失时，也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缺乏独立性的后果。他在论及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王氏称之为“美术”）和哲学学科的发展状况时说，“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亦我国哲学美学不发达之一原也”[18]。王国维本人治学由文学而致经史考据，与他受康德“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科学精神的影响不无关系。 文学独立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文学独立意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更为凸显，陈独秀在强调科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时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19]“五四”运动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从现代社会生产的角度，表达了文学作为社会活动形式的一种，应当走向独立的认识，他们视“文学是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务农一样”[20]。联系到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出版的《作为职业的科学》中强调的科学研究独立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的分化和独立在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文学独立性的实现改变了传统文学理论发展的进路，意义重大。它在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中，“道统”、“政统”、“学统”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无论“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学理念、“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抱负抑或“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世俗生活理想，其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只不过其着眼点稍有差异：一个注重形上之道即精神层面，一个立足于形下之器即管理层面。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经验科学很难发展，知识生产意识也很难产生。现代以前，中国没有一本专门的文学理论书籍为知识传授和教学服务。在早期道家思想中，以知识探究为目标的活动被视为背离人生意义的行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21]原儒把“明明德”视为治学为人之本，《大学》论述为学之道，以为治学之本，知识探求的结果最终落实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上。在“明德－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秩序表述中，知识和学理探索处于最后一环，知识进路显然服从于伦理和政治秩序的需要，这种观念经意识形态作用，化为中国历代体制化的教育模式。在这类知识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官方的大学或是民间的书院，都以伦理和政治教育为鹄的，而不以知识传授为目标；前者重封建伦常思想的培养，后者重人格和情操修养，二者皆视知识为“道”外之“器”，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始终难以逃离“载道”或“言志”的传统观念，对文论自身的学理探究缺乏相应的哲学文化根基。在西方科学精神与教育体制冲击下，中国的文化体制逐渐走向政学分途，此时的中国学人开始明白：政治、人生、知识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为学完全可以与政治无涉。“学究天人”、“通古今之变”的通人，开始为各种各样知识的专门家所取代，文学理论本身也终于走出感悟和描述，成为现代逻辑知识形态。 三 科学主义思潮在促进中国文论由古典体验形态向现代逻辑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局限性给中国现代文论发展带来的负面因素也不少。只是当时文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学观念和思维方面来个“大换血”，对于血液中的不良因素，人们一时还无暇顾及，因此，当时的人们在“矫枉”的时候，对“过正”的后果难以认真反思和考虑。从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语境来看，在全国上下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声浪中，置疑或反对科学主义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不合时宜”和“落伍”之嫌。20世纪20年代，“玄学派”、“国故派”与“科学派”进行思想交锋时连连败北即为例证。 科学主义的局限十分明显。从逻辑上说，“科学”这一概念本身就表明了科学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限度。科学的目标在于发现自然规律和事实之间的恒常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实验或数据等手段验证，其结果是给人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实证知识。因此，科学这一概念隐含着两个自然前提，一是研究结果具有可验证性，二是研究结果可计量化。根据第一个前提，如果一种理论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具备科学性；根据第二个前提，一种理论必须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和检测，才算具备科学性。而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这两个方面都无法满足，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从科学的观点看，纯粹是一个玄学论断，因为人们既无法验证其真伪，也无法把它计量化，正确与否完全视理解者的观念与立场而定。以自然科学的标准为准绳，文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基本上都不具备所谓的科学性。据此，文学理论研究根本不能一味追求和效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文学理论自有文学理论的逻辑，文学理论研究既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片面追求所谓的“客观真理”，也不能机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原理与方法施行于自然界绰绰有余，一旦施之于精神世界，必然失效，康德、狄尔泰、李凯尔特等哲人早就告诫过人们。科学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产生了种种流弊，这些流弊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形态风貌，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考察分析。 在研究精神上，尊科学而弃人文。科学主义文学理论的思维误区，就是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科学精神缺失到唯科学是从。中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文学理论时，为了追求理论上的精确性、明晰性，不惜生搬硬套科学概念和术语，在学理上显得十分机械、粗糙，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社作家成仿吾用数学名词和公式界说文学的性质可谓典型的一例。这种思想进路并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要求，因为科学精神首先要求充分考虑和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不顾条件地把自然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本身就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研究要求。 在价值取向上，为求真而弃美。传统文论的基本特质就是其诗性特质，诗性特质的表现就是其概念、范畴不是抽象的知性分析，而是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描述，是体验性理解而非逻辑性认知，在内在精神上与主体的感觉、体验、情感、心理等因素不可分。现代科学主义文学理论刻意追求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确定性、明晰性、普遍性、规律性，注重逻辑概括和抽象，在研究过程中悬置主体的心理、情感体验和直觉领悟，其概念、范畴和命题失去感性特征和圆融意味，成为抽象枯燥的逻辑知识。现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如“典型”、“形象”、“风格”、“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主题”、“题材”，一些范畴如“内容”、“形式”、“世界观”、“创作方法”，一些命题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完全在逻辑分析中得以表述，其意义直接而单一，接受者只需接受现成的结论即可。这种类型的理论清晰程度有余，诗性意味不足；“真”的因素发挥到了极致，审美成分和情调却被忽略或剔除，人们从中很难看到传统文论范畴所具有的直观性、含蓄性、氤氲性等艺术特征。科学主义文学理论给人们理解文学现象提供了清晰的知识之图，但在内容及性质上几近哲学认识论，缺乏感性色彩和意象张力，让人读来甚感无趣无味。科学主义文论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便是抽象的文学理论概念和范畴，也绝不是空泛的形而上实体，与人类生命体验毫无关联，其间应该有着文学主体的心理因素甚至其他精神内容。 在研究方法上，以定量分析和实证手段代替对作品审美的感悟和理解。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文学研究者不顾文学的审美特征，搬用自然科学手段分析文学现象或作品。例如，成仿吾分析郭沫若小说《残春》时，使用几何坐标图示的方法，其文字解说生涩难读，味同嚼蜡。刘大白以数学上的黄金比分析中国近体诗美的成因，其生涩无味处与成氏同。这种科学分析的结果固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结构层次或思想图式，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却被简化，文学作品蕴含的情感、心理、伦理、审美等因素也被相应肢解开来。在此情形下，人们根本感受不到作品内在的激情、灵性，更无法从中感受到圆融、和谐、富有艺术意味的审美形式。其结论可以“明理”，但无法“见情”、“见美”，因而难以让人信服。 自“五四”以来，尽管反科学主义的呼声不绝，但科学主义在文学理论发展中还是余脉不断，更由于教育体制的控制和影响，文学理论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和学院化，一些保有飘逸、空灵等传统特质的理论（以宗白华的文章为代表），成了另类。20世纪80年代末，虽有一些学者从语言、文体等方面对文学理论过分科学化进行反思，但也是回天乏力，他们声嘶力竭的呐喊成为文学理论科学化过程中一面孤独的风中之旗。如何从文学理论的学科本质和特征出发，在传统学科与现代科学之间取得平衡，探索出一条发展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道路，已成为21世纪文学学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 [1]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J].国粹学报，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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