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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当今时代特点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消费社会”、“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电子媒介时代”、“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智能经济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它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进行把握的结果，都有各自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用“电子媒介时代”来称谓。 1.电子媒介（主要指电子计算机、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等）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几十年来它在全世界发展神速，且势头不减；其未来不可限量，亦未可预料。电子媒介对整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日常体验认识到电子媒介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感情……各个层面的全方位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和改造，并且随时随地感觉到其力度、深度、广度不断强化，与时俱增，与日俱进。如果从生产力、特别是从科学技术层面考察一下：有哪些力量和因素在推动当今社会的发展？什么力量和因素最抢眼、最突出？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电子媒介。它是龙头老大。 关于当今时代特点的许多其他的称谓，也常常与电子媒介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技术王国时代”之“电信技术”，在其后期就以“电子媒介”为核心，而且越到后来越如此。电信技术可以包括电子媒介，但又不止于电子媒介。电信技术在其早期主要是电报、电话、电影等等，在其后期才加进了电子计算机、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等。电报、电话、电影，它们属于电信技术这个大范畴，但严格说它们本身并不就是电子媒介，也并不就是电子媒介的产物。电报发明于19世纪30年代，电话发明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发明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作为电信技术的一部分是依靠“电力”（而不是依靠“电子”）加速机械运动从而完成其“媒介”使命的，例如电影胶片本是平面的“像”，依靠“电力”加速机械运转，给人的视觉造成错觉，就从平面的静止的“像”变成立体的活动的“影”；电话、电报也不过是依靠“电力”而使机械运动得以延伸，从而成为或近或远身处异地的两个主体之间的桥梁。因此，我认为电报、电话、电影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世界上最早的电子媒介——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l 946年在美国诞生的，它比电报、电话、电影等等晚了一百年或数十年。它的诞生给新时代投下了一缕曙光。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又有了电视，再后又有了电视直播以至于互联网等等，人类才进入了电子媒介时代。如果说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那么电子媒介时代不过只有半个多世纪。电子媒介丰富了电信技术，也从本质上改造了电信技术，成为电信技术的核心和支柱。因此我认为准确地说当今时代应称谓电子媒介时代而不只是电信技术王国时代。 再如，“信息社会”之“信息”，主要指电子信息——电子媒介是信息社会的灵魂；“智能经济时代”之所谓“智能”，也主要指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智能”；“全球化时代”之“全球化”，也离不开电子媒介在其中的巨大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全球化应该说是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cyberspace），在这个空间中，货币资本已经接近了它的最终的解区域化，作为信息它将瞬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横穿有形的地球、有形的物质世界。”[1]除了电子媒介，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对于电子媒介在当今社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试想，倘若一时停止了电子媒介的运作，世界许多关键和要害部门，如银行、证券、交通（特别是航空）、医疗等等，不是都将会陷于瘫痪吗？电子媒介在今天已经须臾不可缺少，而且发挥越来越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电子媒介的发展情况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可以随手找到许多鲜明的例子。二十年前，电子计算机在中国的家庭尚属凤毛麟角，手提电脑更属珍中之珍；电视直播也不那么经常；手机当时是某些人炫耀财富的标志。而今，电子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笔记本电脑普遍流行；电视直播几乎天天有，电视会议成为家常便饭，而且常常举行两地、三地甚至洲际问联合电视直播晚会；手机用户截至今日差不多有五亿，来城市收废品的农民也常常手持一部手机；互联网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如今上网像喝茶一样普通，过去见面问：吃饭了吗？现在问：上网了吗？《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A10版报道：北京市西城区一位84岁的老太太李信德告诉记者，她用电脑上网看新闻、听听戏，感觉自己也和孙子孙女一样时髦。身患先天性肌无力、无法支撑身体而只能绑在轮椅上的残疾兄弟张云成、张云鹏，一个靠仅能动弹的右手中指操作鼠标，一个只能用嘴叼着筷子在手写板上书写，他们在淘宝网上开起了一个名为“鹏成e购”的网店，一年收入12万元人民币。网络发展的现状是：截至2007年7月19日，我国网民已达一亿六千二百万人，上半年每分钟增加网民100名，青少年网民占三分之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连我们的某些偏僻山沟的果农也通过网络进行交易。请看，中国当今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能够离得开电子媒介吗？没有电子媒介，中国不可能有每年1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2.我之所以愿意称当今时代为“电子媒介时代”，还因为从理论层面上看，它更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和要害。 从根源上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电子媒介理所当然也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命题，有些人是不同意的。例如让·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说：“本雅明第一个（其后是麦克卢汉）没有把技术当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坚持这一点），而是当成中介，当成整个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2]——关于这个问题不在这里争论。我在别处已经论证过电子媒介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以电子媒介为主要动力和根本技术支撑所造成的影像大泛滥、符号大泛滥[3]，成为当今社会（或曰消费社会）进行“消费”的一个基本条件和重要诱因，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肯定地说，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4]随之，人们的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可能导致审美文化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的改写，以至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文学边界”、“文艺学边界”、“美学边界”问题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德里达、米勒他们声称“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5]，等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据此断言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而其他一些学者更断言文艺学（美学）也会被文化研究取代等等，却未免过于武断，也过于悲观。对此，我已另文详述。现在我想说的是文艺学、美学面对冲击如何应对。 二 关于如何把握和界定当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让·波德里亚的一些思想颇为独特，并发生重要影响，美国学者詹姆逊曾说他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看法“显然”受到波德里亚的影响。[6]但是，我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到波德里亚对时代特点的感受十分敏锐；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他有太多的浪漫主义气息，太夸张。 1.所谓“敏锐”者，是说他如中国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所说，比较早地把握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些特点。在波德里亚看来，“生产时代终结”了，“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理解为普遍化公理系统的领域、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生活总体设计的领域”[7]。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教授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评述波德里亚时所说：“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从对生产的强调转向了对再生产的强调，也即转向了由消解了影像与实在之间区别的媒体无止境地一再复制出来的记号、影像和仿真的强调。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规律的消解，社会关系更趋多变、更少通过固定的规范来结构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记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与仿真的再生产，导致了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实在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大众就在这一系列无穷无尽、连篇累牍的记号、影像的万花筒面前，被搞得神魂颠倒，找不出其中任何固定的意义联系。”[8]在波德里亚那里，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实践；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对象本身，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符号。人们消费符号是要通过它获得一种身份认同，显示地位或财富，满足虚荣心，实现个人的所谓自我价值。要之，符号的意义在于建立差异，要将符号所代表的贫富、优劣、阶级、阶层等等，区分开来；符号不同，高贵、卑下，贫、富，优、劣，便得以确立，得以显现。符号消费的潜台词是：“我比你强！”与他人形成差异，正是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主要用途之一。通过消费而达到个性的实现，让每一个消费者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举一个例子：最近偶尔看了北京电视台《名人坛》节目，说某个明星为参加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在国外某著名设计师那里定做一套绝对独一无二的服装，其价钱是一辆奔驰轿车。还说，一双凉鞋，世界上只此一双，要一万多元。一只女人用的知名品牌的皮包，少则数千元（这是低档的），多则数万元……当时真是吃惊不小。前两天又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中知道，英国一个什么展览会上，有一双镶嵌宝石的女凉鞋，要六万英镑，合人民币近百万元。你不敢相信也得相信，因为东西摆在那里，明码标价，上面的红蓝宝石还在闪闪发光！还有，一位姓李的女明星在香港商店看到一条一万多元的裙子，很想买，服务员告诉她，这条裙子昨天赵薇刚买了一条，她立刻觉得没有面子，转身离开。另据《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A8版报道，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地下一层华润万家OLE超市，500克牛肉竞卖458元人民币！这种牛是黑安格斯和日本的和牛杂交而成，这种天价牛肉是它的外脊和眼肉的部位。该超市总经理说：“以金融街购物中心为圆心，1.5公里半径之内的写字楼及周边居民月均收入5000元，超市定位提供时尚生活精品，我们不愁卖不出去。”在我看来，这种牛肉的消费者哪里是吃牛肉，简直就是炫耀财富和地位。 现在中国到处都是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人们只看形式不管内容。名牌就是身份、地位、财富的标志。人们似乎真的如波德里亚所说，不是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这种牌子、这种符号。中国有些商家似乎正在制造符号消费，去年月饼的各种各样的豪华包装就是例子，人们消费那些价值千元、数千元、甚至近万元的月饼，不如说是消费它们的豪华的包装符号；有些时髦青年，似乎也在竞相消费符号，他们使用名牌手机、穿名牌服装、戴名牌手表、上名牌餐厅、喝名牌饮料……根本是消费这些名牌的符号，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等等，物品的品牌价值远远胜过它的使用价值。今日中国“审美泛化”（或曰“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现象也屡屡可见，我体会，按照波德里亚等人的思想，世界“符号”化，也即审美化了、艺术化了，符号世界即审美世界、艺术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现实中，的确在许多方面审美（艺术）生活化了，生活也审美（艺术）化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上面说的那些明星们穿的服装，其实不就是穿“符号”吗？——身份地位的标记而已，他们的确是在消费符号。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这种生活与艺术似乎真的合一了。 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应当提及：性的泛滥。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性是消费社会最活跃的中心，它以一种奇观的方式从多方面决定了大众传播的整个旨意领域，在那里所展示的一切都回荡着性的强劲颤音，一切供以消费的东西都同时包有性的因素。”在中国也开始出现这种迹象。从卫慧、绵绵，发展到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例子很不少。我看尚有蔓延趋势。 2.所谓“浪漫主义”、“夸张”，是说波德里亚所揭示的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至少在中国，是一部分，也许是并不太多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以此做出普遍性的结论，太夸张，也许太“超前”。说人们都在消费符号，作为艺术语言，可以；作为科学语言，不严密。 因为事情还有另一面。 最近从媒体看到： 一个贫困地区的教师，26年独自支撑一个学校，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上学，管吃、管住、管教，一个大床睡几十个孩子； 两个湖北的女大学毕业生作为志愿者到山区支教，就物质生活而言与城里有天壤之别，她们坚持下来了，并且准备继续做下去； 一个大学生奋不顾身救出落水儿童，献出二十几岁的生命； 江西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老师累死在讲坛上，两万人自发为他送葬； 一个82岁的美国老太太十年前到中国聊城乡村（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落户，至今十几年，作各种公益活动，很愉快…… 所有这些，他们纯粹作秀？人们在其中“消费”了什么？消费符号在哪里？ 参加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的明星一套衣服一辆奔驰，赵薇一条裙子一万多块，这毕竟并不普遍；木子美们也只是部分甚至是少部分或极少部分青年人的行为——我是半个月以前才从一篇文章知道她们的“事迹”的，后来在网上一查，当时我目瞪口呆。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将500克牛肉458元人民币的消费同数量相当不少的连咸菜干粮果腹也困难的老少边穷地区的普通人民对比一下，总觉得心口堵得慌。把明星们的生活同贫困山区上不起学的孩子放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悲哀。就整个社会而言，现实生活是章子怡、赵薇这样的吗？是木子美们这样的吗？ 再说生活审美化问题。不错，生活中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多，审美泛化越来越严重，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模糊。但就生活与艺术的整体情况而言，生活与艺术合一了吗？没有。对此我已有专文论述。既然有“艺术”这个名称，它就不能同生活没有界限；不然就没有必要存在“生活”、“艺术”这两个词。这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文艺学、美学面对新形势如何应对。 三 我认为，文艺学、美学必须在承认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使整个社会发生广阔而深刻的变化的基础上，在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发生新变化、出现新动向的基础上，研究这些变化和动向，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文艺学家、美学家应该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当然，我再次强调，对这些新变化、新动向也不能夸大其词——似乎艺术、艺术家在这种新变化、新动向之中失去了意义，理论研究也失去了价值。人类的整个生活还要进行下去，艺术还会在变化中存在下去，生活和艺术还是照常互动；特别是那些所谓高雅艺术（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也并没有在所谓“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浪潮中消失，恐怕也不会消失。前不久国家大剧院刚刚落成并进行试演出，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9月17日表示，“试演出期间将推出7台剧目23场演出，包括《红色娘子军》、《天鹅湖》、《江姐》、《大梦敦煌》、《茶馆》、《梅兰芳》及青春版《牡丹亭》，涵盖了歌剧、芭蕾、民族舞剧、话剧、京剧、昆剧等表演艺术门类。”——这就是说，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如此。对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的理论研究也会存在，文艺学和美学不但会存在并且会不断发展。还是那句话：人是最丰富的，人的需要（包括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艺术爱好）也是最丰富、最多样的。文学所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所创造的“图像世界”各有优势，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它们应该共同发展，不能互相取代。“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也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古典艺术，也没有过时。谁敢说，古希腊的雕刻、贝多芬的音乐、曹雪芹的《红楼梦》、泰戈尔的诗……过几百年、几千年就没人看了、没人喜欢了？而且，“精英艺术家”也不会被“卡拉OK演唱者”取代，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还会不断涌现，并且会不断产生照耀时代的巨星，歌唱家廖昌永们、钢琴家朗朗们、小提琴家吕思清们……还会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引领风骚。谁敢说，以后就永远不能产生伟大艺术家？当然，审美活动和艺术会不断呈现气象万千的新面貌，会不断有新的方式、形式、形态，变换无穷。 正因为审美和艺术不会消亡、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不会消亡，因此，理论会不断更新——这就意味着：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文艺学和美学会随时代前进而变换它们的思维形式、存在样态和述说方式。任何理论都必须随历史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随社会现实、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会取代文学研究，但它肯定会大大改变文学研究，使它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格局、研究版图等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文艺学家和美学家面临许多新课题： 譬如，目前就急需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艺术（网络文学），短信艺术（短信文学），广场艺术，狂欢艺术，晚会艺术，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TV，等等进行理论解说。 再如，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举一个例子：向以学院派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就将在2007年11月召开“媒介文化与网络文学研讨会”，向他们以往并不熟悉、正在现实中发生着的文化现象、艺术现象伸出探索之手。 我建议：应该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学院”的、“田野”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协同作战、互补互动。要海纳百川，各不同学派，各分支学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1]［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第130～131页，第33页。 [2]［法］让·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3]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的空间，福柯式的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又说：“现在突然一种一直被视为似乎不能容忍任何乌托邦的可恶的普遍可视性正在受到欢迎并洋洋得意：这就是真正的形象社会时期，从此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主体面临（用保罗·威利斯的说法）每天多达一千多个形象的轰炸（与此同时曾经属于私人的生活也在信息银行中被彻底地观看，审查，详细列举，度量和计算）。人类开始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存在经验及文化消费的关系中。”（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4]［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第130～131页，第33页。 [5]［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见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但是米勒同时又强调：“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6]［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第130～131页，第33页。 [7]［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第16页。 [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原载：《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7年第11期第17-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