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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体指的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社会里的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问题，致力于分析社会中的媒体、艺术、戏剧、电影以及其他文化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最著名者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思想家包括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T.W.阿多诺、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到特里·伊格尔顿、斯图亚特·霍尔等人，这些理论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形式及其对受众和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致力于分析福特、后福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变迁、流行音乐和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公共领域里的政治话语，代表人物是杰姆逊、哈贝马斯等人。 文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曾预言，在一次大的欧洲战争之后，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将会起来反抗，推翻资本主义，创建共产主义。但当战争在1914年到来时，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当它最终于1917年在俄国发生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并没有支持它。问题何在?葛兰西和卢卡奇都认为，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已经遮蔽了工人阶级认识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只有摧毁这两者，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在西方实现。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认为新的无产阶级应由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组成，新的战场是文化领域，包括学校、教会、民间组织、文学、媒体、娱乐、科学和历史等，所有这些必须被彻底改造，社会和文化秩序要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颠倒过来。 1923年，受卢卡奇的影响，一群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了社会研究所，即日后影响卓著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转化为文化术语，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要点上反驳马克思。他们认为文化不只是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且非常重要的变量。他们还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马克思主义革命，因为它正在变成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么谁能领导社会革命呢?在20世纪50年代，马尔库塞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权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马尔库塞的理论是卢卡奇的文化激进主义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拼接，最终产品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今在美国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文化决定论。文化马克思主义分析文化形式与文化发展、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对大众和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文化、法律等意识形态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文化从属于特定的阶级斗争，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但总体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出版专门的文化批判著作。自20世纪20年代始，葛兰西、卢卡奇、布洛赫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文化现象研究。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挑战的领域，各种力量在此交汇，大众媒介、市民社会、教育机构以及各种团体都是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的领地。卢卡奇指出，只有置入历史文化背景才能理解文学、小说以及各种文化文本的文化意义；通过历史环境和文化文本的互动，有效地解释文本和历史，是卢卡奇对文化研究的重要启示。布洛赫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世界中的乌托邦层面，他在《圣经》《荷马史诗》以及现代广告中发掘出理想生活的世界。简要地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霸权概念、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布洛赫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洛姆、赖希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等，均对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界已广为人知，这里仅谈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当代英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是战后时代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运动、1968年的反传统文化政治活动和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的政治运动等，它们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环境。战后的阶级状况逐渐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解释无能为力，这些变化的环境还质疑了“老左派”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理解。英国“新左派”是由前共产主义者、共产党的部分成员和希望复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学生组成的异质性团体。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他们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同致力于核裁军运动。“新左派”试图创造一个根植于英国传统但不停留于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他们一直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但开创了自己的政治空间，其政治和文化活动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左派评论》的编辑是斯图亚特·霍尔，该杂志的主要内容是新左派新闻、文化和文学的批评和政治分析。“新左派”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劳工政治、大众传媒、反帝斗争和大众文化，它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的辩论，这个辩论对于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极为重要。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重新定义结构和动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动力是工业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这一点遭到了质疑。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大体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这三十多年正是英国从福利国家建立到撒切尔夫人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的时期。就思想性质而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该属于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成员是一些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底层的发掘和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罗德里·希尔顿关于中世纪农民阶层的著作，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爱德华·汤普森关于18世纪大众文化和早期工人阶级的著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分工的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创造了“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1]，恢复了历史中女性的作用，探讨了工作和家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统治中的性别力量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催生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历史学家，“当他们谈论漫长的历史过程时，他们坚持历史过程的严格的决定论概念。在历史过程中，人类能动作用起辅助的作用。但是当他们考察阶级斗争的历史形式时，他们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过程既由社会结构塑造，又由人类意志塑造”[2]。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正是普通人的文化而非统治者的文化，真正代表了英国生活方式。相较而言，文化研究则侧重于发掘被统治的和被边缘化的阶级和团体的潜在颠覆性文化，并敏锐意识到社会的意识形态力量；其主题是媒介、青年亚文化、文学生产、当代工人阶级、种族和性别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性质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后来文化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对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创造和发掘自下而上的历史，以及为普通的被压迫者发声的学术指向，即重视历史创造中普通人的能动作用。第二，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本身就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比如，汤普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开创了文化主义。另外，诸如希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视，40年代末期历史学家对文学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争论，基尔南对英国文学传统的兴趣，霍布斯鲍姆的文学创作等，历史学家与文学的联姻，暗示了从历史学到文学再到文化研究的一脉相关性。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把握当代生活中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消费资本主义以及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变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假设——即工人阶级必然预示了社会主义的到来——造成了威胁。它们也打破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完全依赖，因为战后变化了的状况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方式，并用新的和复杂的方式重新构造他们的身份。英国学者丹尼斯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定位于1979年12月初在牛津一个新古典教堂里理查德·约翰逊、霍尔和汤普森的辩论。这一辩论把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结构主义在英国的影响所导致的分歧公开化，标志了“不同形式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的终结，也标志了左翼学术讨论中马克思主义霸权的终结”[3]。后者指的是，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剧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伊朗革命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第三世界中激进社会变革的期待，推动社会革命的力量不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宗教势力。 就文化研究本身的历史来看，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考察、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约翰逊的历史观、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读等，都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汤普森既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又激烈地批判保守的马克思主义，他批判斯大林主义，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的观点结合了自由传统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在汤普森看来，斯大林主义的致命错误在于其经济主义，即从经济和阶级结构的角度观察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论。汤普森强调人类动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改造马克思的说法：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部分是代言人，部分是牺牲品；动力因素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它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类能动地构造了历史，这是汤普森后期著作的一个核心主题。在否定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之后，汤普森重申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文化研究起源时期的代表作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早期的文化研究被称作“文化主义”范式，其核心概念是文化，重在强调人类动力和主体性。学界后来把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现代主义阶段。在文化主义阶段，文化研究的三位先驱——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追寻工人阶级的本真生活方式，忧虑来自美国的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淳朴文化的侵蚀。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真实经验的推崇，意图是在政治上保护工人阶级的力量，以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他们的研究中，文化就是文化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性。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4年，霍加特排除阻力，主持成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9年霍尔继任主任，领导中心十年，这是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思潮成就和影响力最大的时期。自70年代始，霍尔主持中心引进欧洲大陆思想——主要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阿尔都塞、拉康和罗兰·巴特等人以及葛兰西的思想，史称伯明翰学派的结构主义阶段。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把主体视为意识形态的结构之物，意识形态的控制性得以呈现，这就破除了文化主义的文化本真性的幻象。但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控制没有给予文化斗争一定的空间，转向葛兰西也就成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必然选择。霍尔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媒介从生产到文本到消费的过程，发现媒介的生产环节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在媒介消费阶段，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模式，即主导性、协商性和对抗性解读，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应用和证实。葛兰西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这为文化领域的抵抗留下了空间。葛兰西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观点，其意义在于：第一，避免了经典模式的还原主义；第二，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看成是在历史性建构的关系中统治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性的竞技场；第三，反对将霸权简单地等同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第四，理解西方民主中“一致意见”产生的复杂性。[4]关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斯道雷认为：“首先，引起对通俗文化政治学的重新思考。现在通俗文化被看作是霸权产生和再产生的主要场所。在这种全新公式里，通俗文化被理解为统治集团的利益与被统治集团的利益相互斗争与妥协的场所。其次，文化研究引入霸权概念产生了对通俗文化概念自身的重新思考。……从霸权理论的观点来看，通俗文化既不是‘纯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的文化，而是这两者的‘折中平衡’，是来自上层和底层的种种力量的矛盾混合体，既有‘商业’色彩又‘纯真’，其标志是既‘抵抗’又‘妥协’，既是‘结构’又是‘动因’。”[5]斯道雷这里说的是对前此两种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扬弃，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等把通俗文化看成是资本主义霸权强加的文化，而文化主义则把通俗文化看成是来自底层的自发的文化，是工人阶级的纯真的文化。而葛兰西思想的引入，则把文化领域看作是社会各种势力、权力斗争的根据地。菲斯克提出的两种经济的概念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前者是财富的流通，后者指的是商品和意义的流通过程。法兰克福学派仅着眼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事实上，要想了解文化商品如何被赋予意义，就必须考虑消费。文化研究反对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他们把着眼点放置在控制性的意识形态上，把结构视为压倒性的作用，消费不过是被动的过程，这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另外一面，即大众以“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的文化商品，在消费过程中构造新的意义。 虽然伯明翰学派在研究中闭口不提法兰克福学派，但他们的批判方法、政治视角、阶级理论等仍然承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和方法。他们都认为，大众媒介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政党和政府，但基于资本力量的影响，仍然服务于主导性阶级的利益。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抵抗性力量，霍尔领导的伯明翰学派中心所从事的学术课题在对青年亚文化、流行文化、媒介文化的分析中发现，青年亚文化是对战后国家教育和官僚体制的对抗，除了年龄和代际的差异，这种对抗具有政治性，是左派政治需要整合的资源；在对电视观众的研究中，霍尔指出对抗性阅读与政治变革的关系，莫利以社会学方法实证霍尔的理论设想，菲斯克把消费动力推向了高峰，文化消费的政治性以及资本主义政治变革的主体由此得以出场。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采用跨学科方式研究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文化的文本作品及观众对文化的接受程度，这种视角与法兰克福学派极其相似。伯明翰学派主张文化研究一定要置于创造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文化分析与社会、政治、经济研究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吸收了福柯、德里达等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强调身份的差异性、消费的对抗性和文化意义的自足性，文化研究由此转向后现代主义阶段。在霍尔称为“新时代”的文化研究中，全球化时代的媒介文化、后殖民身份、流散文化、后现代景观等成为研究的焦点。这种研究取向遭到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学者诸如葛瑞汉·默多克、彼得·戈尔丁、尼古拉斯·加纳姆等人的批评。默多克和戈尔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于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对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重新确证上。他们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决定推到幕后的倾向，认为媒体研究必须开始于创造它们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他们并不认为文化生产完全由资本主义媒体结构决定，但坚持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生产必须在与大规模的商业企业的需求关系中才能被把握，而伯明翰学派专注于文化消费和文化意义的创造则忽视了经济结构之于文化意义的限制。麦克盖根批评了在通俗文化研究中不加批判地走向民粹主义，研究者对“接合”(articulation)的偏爱没有充分领会和理解文化消费的历史和经济状况，没有把问题置于权力的物质关系的背景之中。他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使得文化研究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反而沦为其所批评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力结构的同谋。他说：“我认为，文化研究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中脱离，迄为该研究领域之最自残的特征之一。核心问题在一种经济还原主义的恐怖中被实际设为前提。结果，媒介机构的经济问题和消费者文化的主要经济动力很少去调查，简单地用括号括去了，因而严重削弱了文化研究的解释与(效果上的)批判能力。”[6]霸权理论导致了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重视消费而忽视生产，在文化研究中引入政治经济学视角，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重新理解，这极为必要。或如保罗·史密斯所说，当文化研究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时，它就不能填补它在自身内部所造成的那些鸿沟；没有别的可行的理论形式能够做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那种工作，也不能做文化研究总是声称它要做的那种工作。[7] 伯明翰学派的意义，一是纠偏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倾向，赋予了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意义；二是推进了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经验主义量化研究方式，反对其维护现成秩序的意图，赋予媒介文化研究批判性和人文性；三是扬弃了他们之前的利维斯的文化观，扩大了文化研究的领域。文化研究以开放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视域和问题范式，其学术目标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代表人物除霍加特和霍尔外，还有戴维·莫利、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威利斯、约翰·费克斯等人，经由曾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的劳伦斯·格罗斯博格、陈光兴、迪克·郝布迪格、托尼·本内特等传播到美国、澳洲、东亚等地，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性的学术思潮。文化研究是语境性的、问题性的、地域性的、跨学科的、非方法的和开放式的。文化研究到底包括哪些研究对象和内容?对此，哈特利把文化研究比作“丰裕哲学”，认为它致力于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扩张；在知识上关切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意义、身份和主体性，并把这些关切融合为一体；它极力恢复和推进边缘性的、微不足道的或被鄙视的区域、身份、实践和媒介；它是批判性的事业，致力于对支配性话语予以置换，去中心化和去神秘化以及解构；它是对知识政治(intellectual politics)的激进承诺——要用观念创造奇迹，要对观念创造奇迹，要由观念制造奇迹。[8]哈特利指出，文化研究分析不同于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下的意义建构实践，它探讨那些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借以形成的媒介以及改变不平等关系的可能性。文化研究的议题是通俗文化、阶级、亚文化、大众媒介、日常生活、城市与郊区、主体性、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力、可视性以及其他非语言意指、身体、赛博空间、文化与科技、制度与人的关系、文化政治、边缘人与边缘实践得以成长的环境、跨国知识与图像流、非都市文化之间的殖民残余和帝国残余等。[9]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表现即“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或“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政治正确”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它指的是“自由”、“新奇”却又缺乏统一特征的一系列分散、无关联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有时显得极端、高度敏感甚至糊涂，但若仔细观察“政治正确”的历史，它又会显露出不同的面目，因此，虽然有时以“文化自由主义”(cultural liberalism)意指它较为合适，但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政治正确”并非一系列偶然性观点的集合，它是精心安排的对西方文明的攻击，其主要目标，一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价值；二是狭隘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大多数暴力和剥削的根源。 在“政治正确”的批评家看来，这个贬义性术语描述的是掌控着当代美国教育体制、媒介、流行文化的自由主义文化精英们的观念、词汇、政策和行为，因为“政治正确”支持、标签了一定的思想、言辞和行为。“政治不正确”则是一种有效的删除异见性的观点或禁止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事情的方法，诸如过时了的或过于传统的；歧视性的观点指向特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少数派，诸如黑人、妇女、同性恋者、非基督徒等；落后的观点，通常是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或宗教上的。如威廉斯·林德所说，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美国人必须害怕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写的，他们所想的。他们必须害怕使用了错误的词汇，被视为冒犯性的或不敏感的词汇，或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主义等，除非它失败了，“政治正确”将根本性地摧毁西方文化传统。 在历史上，包括共产主义、新左派、少数族群运动，“政治正确”往往意味着对不同意见或社会异端邪说的压制与排斥，“政治正确”这里指的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显然，它是一个贬义词，是激进的、不宽容的、非自由主义的观点和行为等。“政治正确”是一种极权主义哲学，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当代美国的“政治正确”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历史观、社会观、专政制度以及财富再分配、性政治等观点。20世纪80年代，很多文化观察家警觉高等教育机构中“政治正确”的出现，认为这是一种左翼的文化帝国主义。不难看出，葛兰西的处方和卢卡奇的思想正是这种理论思潮的前导。 “二战”后，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仍然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激发了60年代的反文化社会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新保守主义者诸如布希南(Patrick Buchanan)和威廉斯·林德等人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美国左派的主流思想，其哲学思想是摧毁西方文明。布希南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强占了美国大众媒体并以之影响美国人的心灵。林德认为，如果我们比较政治正确的基本信条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其类似之处是明显的。保守主义者高特菲尔德(Paul Gottfried)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在苏联衰落之后采取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说，新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理论，但支持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将在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基础上构造他们的概念，把理论焦点转向宗教、道德和美学。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是用于摧毁西方文化的工具，其目标是通过漫长的文化革命颠覆所有的体制；不仅如此，“政治正确”还是一种心灵控制的形式，它控制了自由言论，消解了公共意见，弱化了对民主的捍卫，它意图制造一个建立在压迫、贫困和战争基础之上的世界政府或马克思主义社会。他们认为，欧盟已经实施了某些观点，即摧毁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变成一个联邦制的欧洲，这一政体超越了任何边界、文化和民族主权。 应当强调的是，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史的梳理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我们借以回应当下文化现实的手段。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由于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在大量译介西方文化理论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对西方理论和方法不加斟酌地随意套用的倾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当代中国也面临着与他们当时相类似的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以及当前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化马克思主义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特别重视环境因素之于文学和文化产品的作用和影响，这对于我们解答当前中国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理论难题具有启发作用。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学研究有段时间曾被“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搞得苦不堪言，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以及对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强调，让一些人担心“庸俗社会学”会不会卷土重来?当一些学者聚集在文学的外围大谈文化之时，作品中的“文学性”是不是遭到了忽视?在文论视野无限制扩容的同时，其学科边界究竟在哪儿?不得不说，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艺学和文学研究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固然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大量引入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中国本土语境的产物，是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面对我国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触角”灵敏的文学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文学研究采取文化、政治或者说社会视角也就显得理所当然。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的作用，强调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这启发我们，文学研究不是不能注入社会、文化、环境等因子，在文学研究中强调文化、环境因素也不是一定就会导致“庸俗社会学”，文学研究也可以接过文学作品中触及的许多现实问题，像文学创作那样直接对“社会”说话；文化研究中强调社会、环境等因素，不是要丢掉文学，反而更可能在文化、社会、政治、现实等多重关系网络中精确地定位文学。近几年的文学研究实践也表明，文学界通过吸收借鉴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资源，不仅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过去不被学者重视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比如出版教育制度等)关系等问题，亦渐渐浮出文学研究的水面。重视文化、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于文学的意义，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无论在古代文学界，还是在现代文学或者外国文学研究界——难以回避的课题。比如，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视角，交叉性研究(如城市文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得到了拓展；受文化研究中女权主义、民族志研究的影响，原先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文学、民间文学等内容被激活，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长点。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在经受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比较文学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仅仅关注形式意义上的文本，社会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语境亦成为研究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二，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议题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对于重新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范围、界限和结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纵观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在经历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三次范式转型以及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整合与嬗变之后，文化马克思主义探讨过的议题极为广泛，涉及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阶级、种族、性别、身体、话语、权力、大众传媒、日常生活、城市与郊区、意识形态、主体性、可视性、制度与人的关系、文化政治、跨国知识与图像流等，可谓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如此广泛的议题，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当前的“文化研究”?哪些内容可以进入文化研究关注的视野?它是否应当具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国内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何谓文化研究”上打转转。我们通过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文化研究”是一个在内涵上极为含糊的术语，有着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色和反建制的明显倾向，很难进行如其他学科那样的本质化界定。“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之所以见仁见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们所理解的“文化研究”，或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研究”(比如处于伯明翰学派范式转换的不同时期)，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研究”(比如英国、德国或者美国等)，或是理论来源不同的“文化研究”(比如有的受葛兰西的影响，有的受伯明翰学派启发，有的受法兰克福学派启示，有的受后马克思主义影响等)。有鉴于此，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在“文化研究”的定义和特征上纠缠不清，对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涉及的话题，只要能够接合到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就都可以研究。援引文化研究的话来说，意义从来不是明确的，而通常是地方性的、取决于语境的。只要我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注重强调当下语境，实实在在地切入到具体的问题中做具体的研究，我们在媒介文化、青年亚文化、当代工人阶级、种族和性别文化、日常生活、网络文化、视觉图像等领域，就都能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多个领域进行扎扎实实的个案分析给我们的启发。 第三，文化马克思主义重视“自下而上的历史”，重视大众群体的社会经验，这对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执政党的群众路线、文学中“底层写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在大众文化理论上，英国文化研究有诸多创新之处。他们颠覆了把大众视为无辨识力的、被操控的“文化愚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突出强调普通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了大众自下而上地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这启发我们，在讨论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时，不仅要讨论跨国资本以及混合型资本所代表的宰制性力量出于自身利益自上而下地对大众的整合和操控，也要讨论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抵抗、拒绝和颠覆力量，讨论从属者如何有识别力地移用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去创造自己的意义、价值、快感和身份认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下而上”观念，也使我们更易于理解政治层面以及文学—文化层面的“目光下移”现象。在历史和政治思想层面，文化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王侯将相主导的政治游戏，也不是受伟大人物的光辉思想所引领的心路历程，历史的主角应当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被传统叙述所遗忘的普通民众。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群众路线以及当前开展的实践活动是富有启发性的。另外，在文学—文化层面，受这一观念影响，传统书写和叙述中被遗忘和边缘化的妇女、少数族裔和无数普通的下层小人物，重新回到文学写作者的笔下和文学研究者们关注的视野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人文学界出现了一个延续至今的有关“底层写作”的讨论热潮。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应当如何界定“底层”和“底层写作”——哪些群体可以被视为底层?“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这些问题，一些直接来自于受英国文化研究影响颇深的印度“底层研究”，一些在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底层”概念、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斯皮瓦克的“底层”理论——那里已经做出了部分解答。他们大量丰富且具体入微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当前我国文学—文化界对于“底层写作”问题的讨论。 第四，文化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这启发我们要更加重视“文化”这一“软实力”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竞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偏重于强调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要务，一些地方一切向“经济”看齐，其直接后果是“文化”退居更为次要的位置，有时文化只起“点缀”作用，更为恶劣的是导致了“文化为经济发展让路”、“破坏文化去发展经济”的现象的出现，并且导致了一系列恶性后果。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发展中不胜枚举。事实上，文化才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不同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特别是在世界上各主要国家普遍重视文化外交、加大文化出口的大背景下，更需要重视和发挥文化的独特作用。近几年来，随着中央把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在多个领域受到重视，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值得特别肯定的。然而，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准确，对文化产业发展缺乏细致的调研和理性分析，一些文化产品只是披着文化的外衣，很多所谓的文化产品缺乏“魂”和“根”，趋同化、空洞化、形式化、粗鄙化、反智化现象突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过去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探讨，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对于我们考察文化问题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具有反思作用和启发意义。 第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借鉴当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规避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教训。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仅仅注意到了中心化的、霸权式的一体化力量，却忽视了大众在规避、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方面的努力；若非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倾向的纠正，我们可能至今仍难以注意到大众在接受、消费和使用大众文化产品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意义。伯明翰学派的局限性也非常显著：他们过分强调文化的改造而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对民众的反抗能力过于自信，却忽视了现实中民众的真正素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威力的强大；他们过于强调跨学科研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分类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再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教训：当一种理论发展到不宽容异己，过于激进，成为单一文化主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理论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时候，它也就难免会走向压制其他文化形式和社会多元生态的文化霸权。美国的“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确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启发。然而，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多元主义毕竟是美国历史的产物，它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它在提倡建立富有民主、平等和多元的民族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对造成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在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方面绝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直接而严肃的挑战。另外，在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评中，存在着一种将全球化等同于政治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文化上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其实质是将某个特殊的命题或范式普遍化、普世化，或将少数集团或国家(比如美国)的利益说成是人类的普遍利益，这在我国当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也是需要特别予以警惕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都是因应时代要求，致力于解决文学和文化问题以及广大工人阶级和各种边缘群体的解放，这是其政治性值得肯定的地方。任何社会都是多种力量斗争的结构，特别是中国当代现实更是多种力量相互矛盾、相互冲撞地发展着。要实现各个阶层、各种力量和群体的协调发展，必须发展和尊重多元文化生态，致力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思想解放、文化共识和价值共享的实现，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1] E.P.汤普森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这一概念。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7 April,1966,pp.296～280. [2]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3] 同上，第338页。 [4]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5]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2页。 [6] 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7] 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8]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9] 同上，第18页。 原载：《江海学刊》(南京)2014年第20145期第177-1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