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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电影《立春》点映会在古老的拱门建筑清华大学礼堂准时举行。容笔者直言，电影频道主持人说请主创人员和同学们都说说“这部电影哪儿好看”——电影难道只是用来讨论哪里“好看”的吗？ 紧追商业口味又不失艺术品位的《立春》已于4月11日公映，《立春》让我想到了丹麦著名电影导演拉斯·冯科尔的《黑暗中的舞者》和《狗镇》，同样是通过一位追求理想的女主人公因天赋与不幸的交织而产生了扭曲的生活状态，如果说残酷的现实是刚性的，那么美好的理想则是柔性的，用女性角色才能更好体现这种“以柔克刚”似乎成了导演们的共识，不过导演顾长卫将电影《立春》收尾于“黑暗之后的黎明”——王彩玲带着收养的那个与自己很有缘分的、兔唇已修复好的小姑娘对唱歌谣，仰望天安门，二人眼神中不乏梦想之光，以及王彩玲华服引吭、夺目于舞台的梦幻情景——这可不是“大团圆”，它不是绝对的圆满收场，比“大团圆”含蓄，留有想像的空间，而正是由于当今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改变逆境和灰暗心态的精神动力，才使影片带引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现实，在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理想中得到自我满足。 《立春》无论是画面、音乐与情节的配合，还是电影本身的立意，都堪称上佳，且比《孔雀》的手法又纯熟了一步，以至于我在重新观看点映会上放映的《孔雀》（这已是我第三次观看《孔雀》）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立春》的镜头和情节，尤其是经过一些明显经过“顾氏思考”设计的细节，我总不自觉地去比较两部电影。因为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都让人想到这么几个词：疯、痴、倔。这也是好莱坞众多佳片塑造人物形象的共识，“疯、痴、倔”的人物身上往往能出好戏，顾长卫也算是找到诀窍了。 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低调沉默的时间不短了，但我们不难发现《孔雀》《立春》这对“姊妹”的亲缘关系，她们因由了顾长卫这几年来一段连贯的创作与思考之路而紧密相连；再从《立春》回温《孔雀》，我们又多了几番更深的感悟。 如果说《孔雀》中张静初扮演的女工小高的“倔”，比起《立春》中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老师的“倔”，还带着些稚气、单纯和盲目的话，那么这种稚气、单纯和盲目不完全是因为演员和角色的年轻、剧情的需要而决定的，它也代表了顾长卫在艺术追求中对一系列哲学、人生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某个阶段或某种程度，是创作者将个人体悟融于作品中自然而然的体现。而王彩玲的“倔”则比小高的“倔”更丰富更生活。当今社会众生相给我们灵感颇多，“理想、现实、艺术、情感、家庭、金钱、名誉、地位……”，当我们还困惑于这些司空见惯的关键词其中难于抉择时，它们已然成了顾长卫手中听话的纸牌，几番妙不可言的排列组合，便成就了《孔雀》《立春》等电影中的好戏连连。艺术创作不仅需要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思考生活。不经斟酌就将生活简单罗列，不加扬弃就将文字还原影像，往往会流于浮浅，搞不好还会生出惹人争议的电影怪胎。当然如果不能把深刻的内涵生活化、具象化，也会成了寥寥几个乐于思考的观众才看得懂的所谓“艺术片”。一部电影不能引人深思，而成了“好看”的谈资，我们不能责怪观众不思考，倒是该反思电影工作者、包括也起了部分导向作用的媒体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职业水准。因此艺术创作要勤思考、巧思考，不是给作品附加的思想越多就越显出有思想深度，就能引起观众思考，而要巧妙自然地引起观众思考，具体怎么做，则是创作者个人需要花费多年实践来探索和揣摩的。 也有人认为只有有所抨击才算有思想，但这种“尖锐”的效果显然与顾长卫执导的电影一贯的“纯美浪漫”感受不和谐，《立春》《孔雀》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个别人的阴暗心态虽有触及，却像是给它们披上了几层纱，同时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最清晰呈现的、也就是影片最想表达的那些唯美之处，使观众以愉悦的心情欣赏，从内心中生发出感动、共鸣和深思。 能够将这样一部“养心”之作传播于高校，无疑是件巧事、妙事，“巧”在大学生的素质和生活环境决定他们更容易接受“养心”的过程，“妙”在大学生正是需要“养心”的重点对象。 原载：《文艺报》2008-4-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