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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两大旗手之一，作品充满了深沉的人文关怀、政治反思与历史感叹，她聚焦女性命运：《女人四十》、《阿金》、《客途秋恨》；关注社会现实：《投奔怒海》、《千言万语》；寄托家国之思：《去日苦多》；抒写侠义情怀：《戈壁恩仇录》、《江南书剑情》；影片风格多样，类型各异，获奖众多。 许鞍华惯以轻松姿态把握沉重话题，新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讲述了年逾六十的姨妈叶绍棠，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无所适从，历经了炽热的黄昏恋、虚幻的发财梦，最后黯然神伤离开上海，回到鞍山老家，重新品尝清贫、本色的人生况味。影片采取了三段式结构，第一段讲述了宽宽和姨妈两代人之间的碰撞与磨合，色调为白色，调皮、纯真；第二段讲述了姨妈与潘知常啼笑皆非的“黄昏恋”和含辛茹苦骗人度日的金永花，整个色调为红色，含有戏谑和警醒的意味；第三段是身心疲惫、理想破碎的姨妈向时代投降，整个色调为灰色，落寞凄凉。影片凸显出当下的文化冲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社会的价值错位。 一、后现代的表征：拼贴、并置与不确定性 “后现代把世界作为破碎、充满偶然和边缘、‘拼盘杂烩（pastiche）’等的集合体，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作品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① 拼贴、并置这些后现代特征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影片以外甥宽宽的视角交待姨妈的生活常态，通过两代人的矛盾与冲突切换叙事，引入新新少女飞飞，上演“绑架”风波，宽宽因此退场。然而，剧中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经历了花言巧语、劫财骗色的潘知常、度日维艰、“碰瓷”为生的金永花和飞扬跋扈又沮丧压抑的女儿刘大凡，宛如一幅以姨妈为中心的拼贴画，各色人物都成了她后现代生活的点缀与铺垫，线索看似松散，实则环环相扣，最后都回归主线，通过姨妈后现代的种种生活，刻画出人生百态与世事沧桑。后现代生活也是一个当下生活复杂矛盾的拼盘，前卫的和落伍的，华美的和丑陋的，快乐的和痛苦的，无数的对立面同时并存于一个几何体上，姨妈是这个载体和缩影。 影片采用了悲喜并置的叙事风格，许鞍华坦陈是“喜感很强的悲喜剧，像漫画一样”。影片前半段诙谐荒诞，通过与憨厚淘气的宽宽、张扬虚荣的水太太的相处，彰显出姨妈个人生存的尴尬处境。后半段风格急转直下，经历了“爱情劫”与发财梦，姨妈人财两空。女儿刘大凡的出场，掀开了姨妈不堪的过去与旧日的苦痛，悲伤与命运成为主旋律，揭示出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式微与失落，姨妈从一个喜感的写实人物逐渐还原到被历史与时代遗弃的凄凉身世与人生原点。编剧李樯无疑是影片风格的关键，他延续了一贯的黑色幽默式的市民生活风貌描绘，转而切入冷峻悲悯的小人物梦想落空的悲剧叙述，李樯对现实脉动的准确把握使影片具有了“当代中国”的质感与沉重。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意义观的核心，是后现代文化在否定和建构中提出的关于意义的主张，“‘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的含义，诸如模糊性、间断性、多元论、散漫性、解合法化、反讽、断裂等等。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于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②。李樯从影片主题的视角来把握后现代：“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什么都对，什么又都不对，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模糊，生命的意义和思想深度同时消失，一切都被商业化，高雅和通俗泾渭不明，任何权威的话语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姨妈是个群像角色，无论你现在处于社会中的哪个位置，甚至如年少的姨妈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总有一天你会老去，你的理想早已飘走，你自己也被社会所抛弃，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太过悲观，但是，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姨妈的衰亡过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姨妈一直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大学毕业时响应时代召唤成为一名光荣知青，身体力行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政策，与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结婚，落实知青返城政策后，义无反顾地抛夫弃女回到上海。工作优异，年年先进。年逾六十，壮心不已，对爱情仍充满憧憬与向往，对财富更是求之若渴。我们可以看出，姨妈的每一个人生时期都是时代脚步的追随者，姨妈的每一步奋斗足迹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时代息息相关紧密合拍。然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渐发生了嬗变，传统的、确定无疑的东西逐渐被消解，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正如影片所宣扬的：“最悲哀的生活不过如此；最美好的生活也不过如此”，生活的本真和意义变得不置可否，不再有确定的范式和内涵。“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也面临着一种具有同样的破坏力，而且同样是灾难性的感情……如果说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彻底的孤立、孤独，是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这些情绪如此强烈地充满了人们的心胸，以致于会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③从开始在上海的高调张扬盛气凌人到返回鞍山后的沉默寡言低首不语，我们可以洞察到姨妈内心的火焰从熊熊烈火到奄奄一息的全过程。力争上游的姨妈也逐渐被时代巨流所吞噬和淹没，姨妈的人生遭际其实就是一曲理想主义者的悲歌。 二、月亮的隐喻 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将电影的表现手法分为两种极端：一端是现实主义，即用纵深的空间（景深镜头）和延展的时间（长镜头）来表现现实生活的本质，代表作品是罗塞利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另一端则是表现主义，即用抽象的画面（通常是二维平面）来象征、隐喻复杂的心理世界，代表作品是《卡里伽俐博士的小屋》。《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采用了彼得·沃伦所总结的抽象画面，即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强调满月的象征与隐喻意蕴。满月在中国文化中意指内涵非常丰富，既可指代完整美好，也可象征举家团圆；既可寄寓爱情婚姻，也可喻示繁荣富足。影片中满月的意象总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姨妈摔伤住院期间，皎洁的月光笼罩病床，惊醒酣睡的姨妈，当满月逐渐移步窗棂时，姨妈的反应耐人寻味：肢体语言由睡意朦胧到起身凝视，复又卧身病榻，眼神也经历了从迷离惺忪、惊奇渴望到失落淡然的转变。许鞍华认为：“月亮是重要的感情点，是电影情节转折时不同调子的东西，应该是有超现实东西出现，才不会让影片过于悲伤，有种神奇的感觉。姨妈看到的月亮，我认为是为了安慰病房里的她，人生病的时候会很孤独，有个大而亮的东西让心灵温暖，我想人在病房里肯定要朝窗外看，设置一个象征的话，月亮比较符合逻辑。”综观全片，此时的满月隐喻丰富而复杂：一是美好。正如南朝周祗《月赋》：“气融洁而照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污”所描绘的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的月亮，对于姨妈而言，月亮代表了她曾经理想的美好，当她感知到月光的朗照时，本能地去追寻与捕捉，然而，事与愿违，月亮冉冉远逝，如同她的人生际遇，理想终归弃她而去，姨妈只能偃旗息鼓复归于初。二是团圆。无论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团圆在中国文化中是满月的应有之义。影片的上半段交待了姨妈现在时，形单影只，敢为人先，如今，身卧病榻，孤苦无依。满月的出现暗示了母女重逢的场面，也为揭开姨妈不为人知的过往设置了铺垫与伏笔。三是抉择。满月的出现，姨妈“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夜白头暗示了姨妈内心中的艰难抉择与痛苦蜕变，姨妈在病床上缓缓起身目送满月的升空，犹如一场跟过去的生命作郑重告别的仪式。姨妈侧身而卧时眼眶里的泪水依稀可见，那是祭奠和慰藉自己远逝的青春和斑斓的理想。那一夜后，我们看到的姨妈不再是趾高气昂心高气傲，而是心如死灰暮色残年。那一刻的满月，凄凉而悲怆，象征了姨妈放弃了后现代的理想生活。 满月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宽宽做客鞍山的一夜，满月的隐喻被许鞍华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指向。一是爱情。宽宽心事重重，难以入睡，皓月当空，宽宽被圆润明亮的满月所吸引，到阳台赏月，不能成眠的还有刘大凡。宽宽告诉了刘大凡他青春期的苦恼，暗恋一女孩儿，但是女孩儿不喜欢他，宽宽的爱情无疾而终是因为他是个瘸子。初恋的终不可得使宽宽初尝生活的苦涩，开始体会人生的滋味。刘大凡的爱情同样难以为继，无奈而悲凉，既有遇人不淑的偶然因素又有情理之中的客观原因。许鞍华解释为：“宽宽看到的月亮，他要开始自己的人生了，想着自己最关心的东西——爱情，爱情到底好不好不重要，月亮就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另外，也可以这样想，月亮一直望着地上的苍生，月亮是一成不变的，但苍生却过着反复无常的生活，这也是哀愁的一种象征。”二是希望。满月的出现意味着希望的降临。虽然宽宽的初恋较为青涩，但影片寄予了希望与亮色，宽宽即将开始新生活，远赴澳大利亚留学，成长中的爱情烦恼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等待他的将是光明的未来与锦绣的前程。刘大凡若有所思，眼神忧郁而怅惘，刘大凡做厨师心有不甘，然而，她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判若鸿沟，制约她实现理想的是她的学识与出身。实际上，姨妈的现在暗示和象征了刘大凡的未来。许鞍华试图通过纯净、皎洁、永恒的满月来隐喻：每个人的希望与梦想就像那轮满月，明亮而美好，在实现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希望与现实的沟壑就像人和满月的距离欲求不遂可望难即。 影片结尾处，两鬓斑白的姨妈坐在冰冷的摊位前，后面的收音机传来了姨妈感同身受、具有反讽意味的唱段：“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姨妈吃着咸菜，嚼着馒头，品味着人生悲欢，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浮生如梦，为欢几何？让人去思索个体直面社会问题和现实处境的困惑与失落。 回首繁华如梦渺，空有隐情在心潮。春秋亭外，依旧风狂雨暴，只是再无悲声破寂寥。影片的最后，宽宽有一句神来之笔：“我终于成了个瘸子。反正我以前也不瘸过”。繁华落尽，过尽千帆，人生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注释 ①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②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381页。 ③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8页。 原载：《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