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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地一算，跻身电视剧圈，居然也有30多年了。30年前，我被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做编剧，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还没见过“电视剧”是啥玩意儿。当时，中央电视台还被称作“北京电视台”。播出的都是黑白画面，电视覆盖面也就是北京城区里一个很小的范围。据说那时候满北京城电视机的拥有量大约不超过五千台，看电视成了一种“特殊待遇”，自然也就不是寻常百姓能享受的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剧，都是直播的，演员们像演话剧一样，在一个演播室里演出，笨重的老式摄像机带着脐带一样的又粗又长的电缆，现场摄制，同步播出。由于电视剧的数量太少，影响面太小，又进入不了千家万户，故而谁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电视剧团的同仁在动员我去做他们的专业编剧时，也尽量不去说这个剧团是只搞电视剧的，而拿他们演出过什么名家的话剧作自诩的本钱，甚至用曾在电台里演播过什么广播剧做本钱，也尽量避免被人“误认为”他们是只搞电视剧的。那时候，在文学圈里，写诗是最神圣的，其次便要算写小说的了。一首诗一篇小说而轰动全国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凭着一首诗一篇（部）小说而成为“大诗人”“大作家”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但绝对没有人以自己是写电视剧的为荣，也没有人把写电视剧的“家伙”当一回事。别说是电视剧，就是电视台，全中国也只有一家。而那个还被称作“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在广电部的大院里应该是不太被人看得上的单位。我记得，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广电部别的部门，比如最重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都搬回大楼去以后，就连我们这个不怎么重要的“中央广播文工团”也搬回楼里去办公后，那个“北京电视台”还在大院的“抗震棚”里待着。其实中国从1958年就开始“生产”电视剧了。但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它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别说是一般的老百姓看不到电视剧，圈里的老同志说，连他们也看不到他们自己制作的电视剧，因为在他们家里同样也没有电视机……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电视剧专业编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没把这行当太当一回事。人调进电视剧团后，心里也还是只把小说当“文学”，只认小说或诗歌是“艺术”。好几年里，我只是埋头写小说。说实话，得亏当时是绝对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没有“炒鱿鱼”那一说。假如放到现在，像我那样，拿着电视剧的工资，三四年里却只写小说，单位早让你“卷铺盖卷”走人了。后来，当然也开始写一点电视剧，那时候写电视剧完全是配合形势，配合宣传中心工作和政策。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们团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是作为电视剧创作者制作者的我们，到底是算“新闻工作者”，还是“艺术工作者”。电视台在广电部大院里，从根儿上说，我们应该算是“新闻工作从业者”。但我们这群人生产的又是“剧”，而历来带“剧”字的品种又都算是艺术类的。那么，电视剧到底算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按宣传口径来创作电视剧，也是我们这个圈里必须遵循的一个“优良传统”。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春风吹到电视剧圈，就出现了一批“艺术性较强”的电视剧。这些作品更多地强调和突出了创作者的艺术个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极大地丰富了电视剧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但也仅此而已。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可以说让我的电视剧创作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候我已经调到我后来供职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中心的一个老领导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创作要求，要求电视剧的创作既要“有意思”，又一定要“好看”。有意思，是指它的思想性，形而上的内涵。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所谓的“好看”，当然就是指要让广大的观众，也就是老百姓喜欢。这个创作标准，在现在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为所有的电视剧创作者认同，也是任何一个好的电视剧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但在当时，这个说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有人甚至写信给领导，要批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动摇削弱了电视（剧）的新闻属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电视剧的创作不能强调被人民大众的接受程度，只能强调它的“宣传”“配合”功能。这场争论没有闹到社会上来，只是在内部被消化了。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很自然地也很快给这场内部争论做了结论：电视剧的创作必须强调人民大众的接受性。 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还要不要强调“人民性”？人民性要不要体现在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一点上？一部作品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当代走红，是不是就一定会走向“粗制滥造”、作品因此就一定不“文学”，不“艺术”了？文学艺术是不是要远离群众，远离人民，远离现实，远离社会问题，才能保持它的神圣性和纯洁性……随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如此类的许多疑问。 上世纪的90年代是电视飞速发展的年代。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电视和电视剧像“洪水”一样冲击了所有的姊妹艺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于是，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投入电视剧创作同样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髦潮流。电视剧创作的多元选择倾向已经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繁荣、社会和谐、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得电视剧成了新时期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时期，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发生的另一件事，同样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道路走向。那一段时间里，当我所在的电视制作单位忙于拍摄古典名著时，北京市的电视剧制作单位却因连续拍出了好几部优秀的当代现实题材电视剧而获得中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这让我们这些电视剧工作者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剧创作的多元选择应该以什么为主？电视剧凭借高科技的现代化传媒工具进入千家万户，它最擅长的活动舞台是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期待电视剧给他们以多样化的“精神大餐”，但他们本能地在潜意识中最期待看到什么？毫无疑问是他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努力。还有他们自己现如今的生存思考。特别要说到的是，当下的人民群众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特别需要艺术家和他们一起来梳理当下，赞他们想赞的，斥责他们想斥责的，在精神上做他们的支撑，为他们做必要的呐喊……或者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温馨而又充满向往的情感时段……在这些指导思想支配下，我创作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等一系列现实题材电视剧，产生了某种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要说的话应该还有许多。但回顾这三十年，我只觉得，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自己在创作上尚待完善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只要年龄和体力允许，我将继续和众多同仁们一起努力探索实践，但无论怎么做，有一点我想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该变的，那就是让自己的心始终贴近人民大众，并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民大众一起脉动。 原载：《文艺报》2008-1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