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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情况下，躬耕垄亩的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向刘备讲出了以后发展方向和治国方略——《隆中对》。说明诸葛亮确有超人的智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下面先引《隆中对》原文，然后再作分析。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令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综观《隆中对》，可分前后两大部分。“自董卓已来”至“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是前半部分，讲的是天下大势。主要是说曹操靠人谋，战胜强大的袁绍，已拥兵百万，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以与曹操争锋。孙权在江东已站稳脚跟，国险而民附，又有贤能之士相辅佐，只能视为盟友，相互支援，不可与之为敌。诸葛亮说这段话的用意，是劝告刘备，不要再在曹操、孙权方面打主意了。和曹操争地盘，与孙权为敌是没有出路的，出路是在夺取荆、益二州。 从“荆州北据汉、沔”至“汉室可兴矣”，是后半部分。这是为刘备指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治国方略，归纳起来共有五大要点：一是联吴抗曹；二是跨有荆、益；三是内修政理；四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五是两路出军，一向宛、洛，一出秦川。这五大要点可以说为刘备指出了最理想的发展前途和最好的治国方略，也是诸葛亮坚持为之奋斗的施政方针。尽管以后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跨有荆、益和两路出军计划落空，从结果看“汉室可兴”的目的没有实现，但《隆中对》对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下面就分别探讨一下这五大治国方略的实施情况及成败原因。 一、联吴抗曹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坚定不移的对外方针。因为诸葛亮知道欲复兴汉室，就必然要与篡汉的曹魏为死敌，但诸葛亮又自知力量薄弱，不足以与曹魏相抗衡，故必须与东吴结成联盟，才能与曹魏一争高低。赤壁之战就是由于与东吴结盟，才大败曹操80万大军，使刘备在荆州有立足之地。以后尽管发生了吴军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为关羽报仇，东征伐吴，在犹亭被东吴大将陆逊战败，损兵折将，“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但诸葛亮为了对付主要敌人曹魏，在刘备死后，立即派邓芝去东吴主动修好，邓芝初至吴国，孙权尚犹豫不决，不肯相见。后邓芝上表求见，说明利害，指出：“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明白邓芝所讲的吴蜀联盟确实对两国都有利，于是答应重建吴蜀联盟关系，并一直保持到蜀国灭亡。吴蜀联盟对曹魏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轻易对吴蜀用兵，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守势，这就使吴蜀两国有一个长期的稳定发展时间。这就是诸葛亮联吴抗曹战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跨有荆、益 “跨有荆、益”是诸葛亮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而且也曾短期、局部地实现了这一计划。 在赤壁战后，荆州实际被曹操、孙权、刘备三家占有。曹操占领荆州北部，孙权、刘备占有荆州南部，他们的占领地犬牙交错，因此引起孙、刘的荆州之争，甚至到了刀兵相见的地步。关于孙、刘荆州之争及“借荆州”的真相，我曾在《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和《“借荆州”浅议》二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关于孙、刘的荆州之争，在当时由于联合抗曹的需要而没有诉诸战争。经过双方协商，以湘江为界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认为这种解决办法“最为公允”。这说明荆州虽属孙、刘必争之地，为了共同抗曹，也有共存的可能性，但不久这种在荆州吴、蜀共存的联盟关系就被关羽所破坏，并导致荆州彻底地丢失。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应刘璋之约率兵入川，命诸葛亮、关羽、赵云镇守荆州。不久为了战事的需要，刘备又调诸葛亮、赵云入川，“拜羽董督荆州事”，使关羽独掌荆州的大权。对此，刘备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性大错误。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山西临猗)人，早年追随刘备，是刘备最亲密的战将，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美称。但关羽心胸狭窄，“刚而自矜”，颇少容人之量。如马超来降，受到重用，关羽心有不平，写信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道关羽“护前”(自负)，遂回信说；“孟起(马超之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公(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把诸葛亮的信拿给他的宾客看，以炫耀自己。再如黄忠立功于定军山，刘备欲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诸葛亮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对关羽的性格非常了解。后来由于刘备亲自向关羽作了解释，黄忠才被任命为后将军。 以上两例都属于刘备集团的内部问题，只要关羽、马超、黄忠之间不耿耿于怀，尚无大碍，但关羽镇守荆州，面对的是敌国曹魏和盟友东吴，如果仍是刚愎自用，傲气凌人，与盟国搞不好关系，其后果就十分严重。本来关羽镇守荆州，孙权就深感恐惧，为了稳定联盟关系，孙权欲与关羽建立姻亲关系，“遣使为子索羽女”。关羽不同意，可以婉言谢绝，但高傲的关羽却恶语伤人，“骂辱其使，不许婚”。这就激起孙权极大的不满，更加强了对关羽的戒备。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出兵北伐，攻占曹魏襄阳，围攻樊城，水淹于禁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曹军大败，陆浑有人接受关羽印信，遥相声援，一时间关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在关羽北伐时，孙权表示愿意出军支援，但又下令吴军缓慢行动，同时又遣使向关羽表示歉意。这就说明孙权并不愿意看到关羽北伐取得大胜，又碍于同盟关系，不得不表示支援，对此关羽本来是心知肚明，可以虚与委蛇，争取东吴保持中立，但关羽完全不顾大局，不讲策略，乃面对吴使骂曰：“硌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在盟国使者面前竟能使用这样严重威胁的语言，当然会使孙权感到恐惧，再加上曹魏从中挑拨，孙权遂决定偷袭荆州，断绝关羽的归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关羽对东吴使者说出那样蛮横威胁的话，却又不加强对荆州的戒备，所以当曹魏派徐晃率军救曹仁时，关羽无力应战，想退守荆州时，荆州已被吴军轻易占领。羽军家属被俘，军队遂散。关羽败退临沮(湖北安远)，被吴军所杀，荆州失守。 关羽失荆州，还有一个情节也要交代一下。当时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冶之。’芳、仁咸惧。”结果在关键时刻皆被孙权招降，东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攻占了荆州。 孙权偷袭荆州，背叛盟友，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麋芳、傅士仁降吴，是不能容忍的叛变行为。但刘备让“刚而自矜”，不顾大局，不讲策略，对盟友谩骂威胁，对部下不知安抚，只知对敌武力强攻的关羽镇守荆州，早晚都会惹来祸端，所以陈寿说关羽“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其评论是公允的。荆州的失守，关羽难辞其咎，刘备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关羽大意失荆州，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战略部署是个严重的打击，不仅使“跨有荆、益”的计划失败，也使“两路出军”北伐的战略落空，同时也中断了“联吴抗曹”的决策。若不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及时恢复了吴蜀联盟，蜀汉政权两面对敌的困境真是难以想像。 对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设想，有的学者认为是错误的，其理由是荆州为东吴必争之地，提“跨有荆、益”，必然影响吴蜀联盟。这种意见很难令人信服，道理很简单，不能因为荆州是东吴必争之地，而刘备就必须放弃荆州。事实上荆州岂止是东吴必争之地，而是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中分荆州之时，孙、刘联盟并未破裂，而关羽失荆州之后，荆州北部始终控制在曹魏之手，与东吴长期保持共存的局面。这就说明如果刘备用人得当，处理好与吴国的联盟关系，蜀国占有荆州之一部，与魏、吴形成鼎峙之势，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关羽有西晋羊祜之才，在荆州“与吴人开布大信”，“令吴罢守”，营造边境的和谐环境，那样东吴未必袭击关羽。事在人为，蜀汉并非命定地不能占有荆州之一部分。 对于关羽失荆州，学术界也有不同见解。个别学者认为是诸葛亮借刀杀人。对此观点颇有令人匪夷所思之感。应该承认诸葛亮对关羽确实有些看法。知道关羽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但也知道关羽“为世虎臣”，是刘备的最亲密的战将，有亲如手足的关系。所以凡遇到与关羽有关的事，诸葛亮不是退让，就是不表态。甚至当刘备不顾蜀国初建百废待兴之时，一意东征伐吴为关羽报仇。赵云及诸将苦苦劝阻，诸葛亮明知东征不利，却不发一言。我认为诸葛亮有疏不问亲之虑，但决无幸灾乐祸之意，更无杀害关羽之心。如果诸葛亮真是“借刀杀人”，自毁长城的“小人”，那么他所说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名言，就不值一文钱。也不会有人追思怀念，赞颂尊崇诸葛亮。我认为“借刀杀人”之说要想成立，必须能证实以下几点：(一)关羽镇守荆州是诸葛亮的旨意，故意把关羽放在风口浪尖之上，这是第一步；(二)关羽北伐是诸葛亮的命令，让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有恶性膨胀的机会，这是第二步；(三)诸葛亮还要唆使或暗示东吴袭击关羽，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这是第三步。这三步阴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但这是诸葛亮无权、无力，也没有办法实现的。如果这三步阴谋不能证实，那么“借刀杀人”之说，就有“厚诬古人”之嫌。 三、内修政理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实现《隆中对》中治国方略最成功的政绩。诸葛亮治蜀，“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故《三国志》作者陈寿赞颂诸葛亮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此话虽难免有溢美之辞，但蜀国政治清明，人心稳定，扭转了刘璋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政，社会风气得到好转。 在经济方面，诸葛亮施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与民休养政策，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派3000兵丁守护都安大堰(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田灌溉。左思在《蜀都赋》中赞颂说：“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描绘出一派丰收景象。蜀国的农产量很高，在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亩产达三十斛以上。在手工业方面，以制盐、织锦业最为发达。益州很多地方都有盐井，而且已知用火井(天然气)煮盐。王连任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蜀国的织锦业尤为繁荣。成都是蜀锦的重要产地，“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可见其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蜀锦是蜀国对外贸易的名牌产品，远销魏、吴，是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蜀国还专设司金中郎将一职，“典作农战之器”，以保障农具和兵器的供应，并促进冶铁业的发展。史称“郭达一夜打箭三千，称为神手，遂封为将军”，可见其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 总之，诸葛亮在“内修政理”方面成绩卓著，故袁准在《诸葛公论》中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说明蜀国的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对四川、云南、贵州的开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西和西戎，南抚夷越 “西和西戎，南抚夷越”，是一种和抚与怀柔的民族政策，诸葛亮对这项政策执行得非常成功。 在今四川西昌、贵州六枝、云南晋宁一带，居住 有“夷、叟”或称“诸戎、夷越”等少数民族，蜀汉政权建立后，与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强固的统治关系。吴蜀联盟破裂后，吴国派人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挑拨与蜀汉的关系。于是这些少数民族领袖高定远、朱褒、雍闿、孟获等就联合起来反蜀。他们散布谣言，说蜀汉政权要强征“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斲木枸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难得之物，夷、叟人民不可能交齐。于是就发动叛乱，反抗蜀汉政权。诸葛亮执政后，首先恢复了与吴国的联盟，然后举兵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至于滇池”，先后平定朱褒、高定远、孟获(雍闿已死)等的叛乱。在南征中，诸葛亮严厉约束部下，禁止烧杀掠夺，并且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与孟获交战时“七擒七纵”，最后孟获心悦诚服，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仍任用叟、夷渠率为官治理本地区，不留汉官、汉兵而撤回成都。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西戎、夷越人民的信任，形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局面。后来诸葛亮不仅用夷族渠率治理南中，而且还招一些夷率调至成都中央机构任官，又迁南中青羌万余家补充蜀国的军队，号称“飞校”。蜀国还向夷人征调金、银、盐、铁、丹漆、耕牛、战马以充军资国。诸葛亮在南中虽然没留汉官、汉兵进行直接统治，但从此却加强了夷汉人民的联系，打破了南中的闭塞状态，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南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平定南中对蜀汉政权更为有利。蜀国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史称“终亮之世，南方不复反”，而且使蜀国的兵源、财源得到补充，“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于是在“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的形势下，诸葛亮遂“奖率三军”开始北伐。 五、两路出军 两路出军，一向宛、洛，一出秦川，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最理想的北伐战略部署，但其前提是必须“跨有荆、益”才能两路出兵。关羽丢失荆州之后，两路出兵计划遂告落空。诸葛亮执政后调整了战略部署，放弃了“跨有荆、益”，改为经营巴蜀、汉中和南中；放弃了“两路出军”，改为一路北伐。诸葛亮在提两路出军时，态度是乐观的。认为大军所至，“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改为一路北伐后，诸葛亮已认识到形势险恶，不那么乐观了。故在《前出师表》中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减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后出师表》中说的就更加悲观。他知道不能“以一州之地与贼(魏)持久”，知道敌强我弱，“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亡”。说明诸葛亮自知北伐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只是想在曹魏未能灭蜀之前拼命一搏而已。结果“六出岐山”(实际五次北伐)虽有小胜，最终还是失败了。诸葛亮一死，蜀国大势已去，其亡国就指日可待了。 综上所述，诸葛亮虽然没有达到复兴汉室的目的，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五大战略计划。尽管由于荆州失守，“跨有荆、益”和“两路出军”计划落空，但是，在“联吴抗曹”、“内修政理”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方面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能因为诸葛亮北伐以失败而告终，就否定《隆中对》战略部署的正确性，因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及其他许多因素决定的，客观地讲，不能说势弱者就一定失败。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刘邦就是以巴蜀、汉中为基地，战胜了强敌项羽，而蜀汉不仅占有巴蜀、汉中，而且还有南中作后盾，从这一角度讲，蜀汉实力胜过刘邦。但关键是形势不同，战争对手不同。刘邦的对手是一勇之夫，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的项羽，且树敌过多，后方不稳，而刘邦的手下有萧何、韩信、张良、陈平和彭越、黥布等文臣武将，都是一代精英。刘邦本人又有“将将之才”，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故能由弱转强平定天下。诸葛亮虽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但他不是皇帝。刘、关、张在时，他不能统领全局，让关羽守荆州是刘备的决策，他不能干预；刘备为关羽报仇而东征，他无力阻拦，结果是荆州失守，猇亭大败，吴蜀联盟中断，两路出兵的战略落空，这对《隆中对》的战略部署是个致命打击。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握有统领全局的大权，但此时曹魏已完全统一北方，经济复苏，政局稳定，实力已远远超过蜀汉。诸葛亮北伐的对手是足智多谋，文武全才的曹操、曹丕父子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这就是陈寿所说的“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以上这些情况，都不是诸葛亮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故对诸葛亮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有人因为诸葛亮北伐失败，就说他是二流军事家。这可能是受陈寿所说的“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之话的影响，但陈寿是晋臣，对诸葛亮的评价，不能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能不考虑与诸葛亮对阵的司马懿。所谓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就是暗示司马懿“奇谋为长，优于将略”，事实上司马懿是非常钦佩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查看诸葛亮的布阵之后，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司马懿应该是三国时期的一流军事家了，连司马懿都承认诸葛亮为“天下奇才”，难道诸葛亮还不是一流军事家吗?有人可能会说司马懿赞颂的仍是“治戎为长”，而不涉及“奇谋”和“将略”，那么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最后孟获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应该能够说明诸葛亮也是“长于奇谋，优于将略”了。其实从军事角度讲，能够说明诸葛亮是一流军事家的事例太多了，恕不一一列举。 诸葛亮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陈寿称之为“识治之良才”。说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说明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机械的发明家。他“损益连弩”，创造“木牛流马”，是当时最先进的远射程武器和最先进的运输工具。诸葛亮的清廉，也是后世的楷模。他曾上表对后主刘禅表示：“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一生以廉洁自励，没有贪腐行为，实现了他对刘禅的承诺，所以陈寿才说：“及卒，如其所言。”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军事家。他的《隆中对》集中体现了他的卓越智慧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值得赞颂和肯定。当然，诸葛亮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在使用人才、培养人才方面颇有可议之处。马谡失街亭，是诸葛亮用人不当的显例。连刘备都看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诸葛亮竟违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而遭到失败。诸葛亮夙兴夜寐，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这固然能说明他为政勤奋，但也说明他对部下工作能力的不信任，以这样态度对待部下，怎能培养出能干的后继人才?俗称“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蜀国人才缺乏，后继无人，诸葛亮应负一定责任，但这与诸葛亮一生功业相比，实属白玉微瑕。 最后想谈谈关羽现象和关公文化问题。由一个偏处一方的小同猛将，上升为帝为王，并由人上升为神，被佛、道两教尊奉为菩萨、天尊，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仅此一例，但也不能说纯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其一，是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对权臣篡夺君权有逆反心理。我认为在三国的人物中，受戏剧小说的影响，受益最大的是关羽，由人变成神。其次是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受害最大的是曹操，成为白脸奸臣。这都是以蜀汉为正统产生的结果。其二，是同情失败英雄。对关羽北伐功败垂成，身死临沮，感到惋惜，所以关羽虽死，其威镇华夏的英雄形象仍活在人民的心目中。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戏剧小说为关羽编造出很多根本不存在的英雄事迹。如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霸桥挑袍，千里走单骑，保卫二皇嫂，过五关，斩六将等等，真是威武雄壮，义薄云天，怎能不令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其实关羽在官渡之中斩颜良，立功后辞别曹操去寻刘备，诸将都主张要追杀关羽，曹操却大度地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不仅普通老百姓崇拜关羽，历代帝王更重视关羽，不断为他加封晋爵。北宋皇帝先后封关羽为忠惠公、照列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南宋则封为壮缪义勇王、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代又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代则晋封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则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可以说已封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历代帝王所以如此重视关羽，主要是从戏剧小说中树立的关羽形象，拿来为我所用。戏剧小说中的关羽形象，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武、勇、忠、义。武能安邦定国；勇则奋勇杀敌；忠者忠君爱国；义者有恩必报，不顾自身。试想哪一位君主不想国家有这样的护国将军。从对关羽的封号中也可以看出，君王们也正是在这四个字上大做文章，给大臣们树立榜样。但君主们深知武、勇易得，忠、义难求，故其侧重点乃是“忠义”。从史书、小说、戏剧来看，关羽的义是广泛的，忠是单一的。桃园结拜是义，立功报曹是义，千里寻兄是义，不欺二嫂是义，华容放曹也是义，这就叫大义参天。所谓忠是单一的，即关羽只忠于刘备。“降汉不降曹”，看起来也是忠，实际上降汉即降曹。他降汉后即听从曹操的指挥随军作战，对汉献帝并没有实际尽忠的表现。许田射猎阻挡曹操接受群臣的礼拜，也只是维护了君臣的名分，对汉献帝的困境无所补益。关羽千里寻兄时，刘备还没有固定地盘，更谈不上建国称王称帝，所以他忠的只是刘备，是在义的基础之上的忠。因此关羽的“降汉不降曹”和在义的基础上之忠。对后世就有广泛的利用价值，不仅汉族帝王可以此“忠义”为号召以巩固其统治，蒙、满族的统治者也可利用，如元、清入主中原，就非常希望有人以“降汉不降曹”的名义投靠过来。清所以把关羽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有其政治目的。清在人关前称后金，为防关内汉人强烈反金心理，才改为大清。他们知道岳飞精忠报国誓死抗金，深受汉人的爱戴，故把关羽抬出来以压岳飞。我在东北时就听老人讲，清为了以关羽压岳飞，凡有岳庙之处必建关庙，而关庙一定要比岳庙气势高大。我到河南后证实了这一点，朱仙镇是重点祭祀岳飞的地方，但朱仙镇的岳庙也同样没有关庙雄伟壮观。 以上是讲历代统治者对关羽的尊崇和利用，但对中华各族人民来说，毋论是关羽的大义参天，和岳飞的精忠报国，都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