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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喜爱唱山歌，唱着上山，唱着下河。然而，这并不是客家山歌的全部。随着时事的变迁，客家山歌体现出机敏灵活的个性，演绎出多种体裁流变。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给了它强大的艺术张力。无论家事、情事、政事，它都可以给予恰当的诠释和渲染。当革命的旗帜飘扬在客家人的山头时，客家人扯起大旗在政治舞台上放歌。于是，客家山歌在传统浸润下，酿出新品——红色歌谣。本文拟就客家山歌的流变和红色歌谣的成长阐述客家山歌与红色歌谣之间的孕育关系。 一 从古代民谣、客家情歌到红色歌谣走过千百年。红色歌谣是民间叙事抒情这一传统体裁政治转化和嫁接的直接结果。从客家山歌到红色歌谣，从民间角度来看，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由对切身体会的直接反映，比如占主导地位的男女自由抒发性情的恋歌，向承载腥风血雨的政治方向一步步转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而红色歌谣则是这一过程中时代急剧变化发展催生的新生儿。 民谣自《诗经》、《乐府》以降，唱尽儿女情长，人生几何。北与南，遍地开花，各秉千秋。不同时代的歌谣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地域的歌谣也有不同的风味。客家山歌亦然。在古代民谣阶段，客家山歌反映的内容多是古朴的民风和现实的思绪。这些歌谣以鲜明的形象，新致的比兴，生动的语言成为人们寻求伸张正义、吐露生活的一种精神寄托。它们较为真实地把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客家山歌的源头可上溯至秦时上洛山(今江西兴国县境)山区伐木工木客歌，沿至唐代，则有了详细的文字记载。据《全唐诗》所录《木客歌·沽酒》：“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1]客家山歌可见一斑。 情歌是客家山歌的核心内容，仍在传唱和有文字记载的山歌当中，客家情歌占了绝对的比例优势。客家情歌因情而生，伴山而唱，是客家山歌最富性情才气和感染力的篇章；也是客家山歌代代相传，广为流播的根本原因，是客家山歌的灵魂。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客家山歌放弃了一些阵地，逐渐脱离了它所寄存的社会土壤，而回归到大自然的泥土气息，回归到人的本能欲望宣泄。同时，由于客家区域宗族势力十分强盛，个体的生命欲求普遍受到压抑，客家山歌中也有许多具反叛意识的情歌。这种追求自由、解放与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不畏生死的斗争精神，以及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浪漫情怀是红色歌谣极富营养的土壤。你听，“郎带铁尺妹带刀，咁多人马同佢(他)敲(杀)，头颅杀了还有颈，颈筋断了还有腰。”“敢连妹子心唔愁，阿哥好比铁砧头，碎过几多松光节，顶过几多硬骨头。”“灶捞唔怕滚饭汤，大船唔怕水漂江，钢刀专斩硬松节，梅花专斗腊月霜。”[2] 赣南、闽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革命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时，客家山歌也开始了其嫁接过程。客家人运用质朴亲切的客家山歌来表现内心的革命激情。革命的腥风血雨经过客家人的吟唱，变成了一首首红色的革命歌谣。比如脍炙人口的：“不怕死来不贪生，不怕敌人踩后跟；踩掉脚跟有脚趾，为了革命还要行。”[3]“有胆革命有胆当，不怕颈上架刀枪；杀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4]这些革命歌谣继承了客家山歌情感真挚、质朴刚健、比兴铺陈、一气呵成的特点，表现了红土地上壮丽图景；同时又独树一帜，思想更积极、内容更广阔、形式更自由。可以肯定地说，客家山歌与红色歌谣之间是亲如母子的血缘关系。 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建构起民间文化传统与官方意识的桥梁。在客家山歌的土壤上，红色歌谣秉承主流意识的强烈愿望，生根发芽，急遽长大。红色歌谣既唱出了农民眼中的革命，也唱出了革命领袖心中的向往。 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于赣南、闽西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从而也扩大了主力红军。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粉碎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形成一个包括瑞金、兴国、于都、长汀等二十余县三百多万人口，跨江西、福建两省的巩固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在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群众性的歌谣活动就随着革命斗争和红军的宣传活动逐渐开展起来。革命队伍也迫切需要当地人民人、财、物力各方面最广泛的支持。党和军队各级领导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宣传争取教育、培养群众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决议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况的革命歌谣。”还要“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5](P17-18)为贯彻《决议》精神，共青团中央主编的“青年实话”，几乎每期都要刊登一些山歌、小调，新诗、歌曲；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了“革命歌曲”第二集(系士兵读物，1930年10月11日铅印)；兴国县第十一区苏维埃政府印了“红军歌集”(1930年)；1933年8月1日在中央苏区举行的“总检阅”中，总直属机关甚至把唱歌列为互相竞赛的条件之一。“青年实话”二卷24期(1933年8月13日)记载决定发展唱歌队，特别是兴国山歌，当时最受大家欢迎。有一位兴国的女歌手，在平时或晚会上，她唱的兴国山歌经常博得一片掌声。后来大家都不叫她的名字，干脆称她为“哎呀哩”了(哎呀哩是兴国山歌的开头)。兴国山歌几乎传遍了赣南各地。革命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红色歌谣的发展。 客家人喜欢唱山歌，最善于运用民间歌谣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革命前，客家人经常通过歌谣来诉说自己的痛苦，表达对封建剥削、宗法礼制的反抗：“日头下山快下山，我打长工实在难。一日三餐糠菜饭，一盅酸菜吃三餐，长工为难实在难。”(长工苦)[6](P471)革命风暴到来后，赣南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实际的行动投入扩大红军、生产支前等一系列活动。最典型的是“扩大百万红军运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后，配合扩军运动的歌谣，风起云涌。在江西兴国县，广泛流传着“送郎参军”和“欢送兴国师”出发的山歌，男女对唱，此起彼伏。“青年实话”就曾发表过兴国女歌手秋香和红军互相对唱的山歌。青年、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深入到各村各户进行宣传，到了某人家里，先和适龄参军青年的家属谈话，替这家人做事，接着就当场唱起鼓动参军的歌来(青年实话所编的“革命歌谣选”中有记载)。致使兴国出现了红军编成整团、整师的盛况。 在苏区，“送郎当红军”或者“送郎参军”的歌谣各地都有，长短格式虽不一致，但它的内容和主题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恋郎要恋红军郎”，“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嘴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十里坡”)[6](P212)“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5](P61)这些歌谣使生活和爱情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已看不到伤感的情调和男女私生活的纠缠，把战斗、工作、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红军人数达到30万，其中大部分为瑞金、兴国、于都、宁都等县客家土著。据《兴国县志》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兴国23万人口， 参军参战的达8万余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2.3万余名，约占江西省烈士总数的十分之一。……漫漫长征途中，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烈士长眠。”《瑞金县志》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参军参战的有4.9万余人，占当时总人口1/5。”连当时人口不足20万的会昌县，也记载有烈士7000余人。 不仅群众爱唱山歌，而且当时在红军部队里唱歌的风气极盛。行军、打仗、休息时打山歌、编小调，更是习以为常。红军中的战士大多数来自周围的广大农村，绝大部分属于客家土著，对这种民间形式十分熟悉。打山歌是见什么打什么，高兴起来，一边行军，一边唱。比如：“新打草鞋溜溜光，打下南昌打九江，枪支缴到几百万，子弹缴得用船装。”[5](P50)“打枪爱打七九枪，七九步枪声音响，同志打枪向哪人?爱向白匪大队长。”[5](P32)“升官发财不要脸，三民主义丢一边，新军阀罪恶滔天。”[6](P35)这些山歌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 战场上有时部队即将向敌人发起进攻时，也要先唱“冲锋歌”，以壮声威；大小战役取胜后，又迅速编出新的歌子“缴枪几千担，活捉张辉瓒。”[6](P205)“红军计划真正好，持久战术反围剿，青塘会师东固到，等待白军杀一遭。”[6](P185-186) 红军写标语、口号，也尽量采取歌谣体的形式，有的还直接引用了按照民歌小调编写的歌词。群众看了这样的标语，也把它当作歌谣传播开来了。在布告方面，最突出的是红四军的布告，用四言体写成，“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布告四方，大家起劲。”[6](P72)(《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共92句，通俗简洁，形象生动，有节奏，有韵律，能在工农群众广泛流传。此后，各级苏维埃政府纷纷采用类似的形式发布了大量的“四言体”、“六言体”及“七言体”布告。 红色歌谣最初在地方群众性的歌谣活动中带有自发的因素，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逐步展开，逐渐将其引上了自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道路。“山歌要唱革命歌，再唱妹妹送阿哥，三唱打倒国民党，四唱红军胜利多。”[5](P32)明确提出唱歌是为了革命，为了战斗。红色歌谣是群众的集体创造，又是革命斗争的产物。它与中央苏区一起孕育成长，伴随许多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一生，是一部生动活泼，简洁明快，酣畅淋漓的革命战争史诗。 三 客家山歌是红色歌谣最深厚的土壤，是红色歌谣的母体和原生态。红色歌谣最基本的载体的表现手法均来自民间歌谣。但红色歌谣仍不能等同于客家山歌，即使没有客家山歌也会有红色歌谣。二者之间区别亦是明显的。 首先，红色歌谣是时代政治的产物，始终处在党和革命战士的关注和引导下，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它的产生和发展，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因此，它在思想层次、视野拓展上明显突出于以个人性情抒发为主的山歌。在党内知识分子和红军各级干部的直接参与下，这种主流意识更为显著。在很多地方甚至带上了较浓厚的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印记。 战争间隙，为提高红军的战斗力，领导机关加紧对红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相应地也开展了部队的文娱活动。因条件所限，多以唱歌为主，一方面教唱“国际歌”，“红军纪律歌”，一方面讲解歌词的内容。红军每到一处，就迅速开展政治宣传活动。只要在一个村子住三天以上，总是首先找两间房子，由宣传队员协助连队指导员把列宁室布置起来，教歌子。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有没有歌声就行了。 此外，生产、文化、卫生、识字等运动，无论城镇、乡村都采用了歌谣配合宣传；动员农民上夜校和适龄儿童入学时，也组织了许多青少年、妇女利用歌谣挨村挨户进行宣传活动，结合民谣，既生动活泼又细致深入。 为了更好地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对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给予充分的重视。据当年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彭加仑同志回忆，有一次他写了首“年头四字经”，其中有一句是“泪眼孤灯”，毛主席看了便指出：“泪眼孤灯”很不通俗，应该改过。1934年，瞿秋白在领导中央苏区文艺运动期间，试图在苏区开创出真正革命的大众文艺，它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创作了许多新内容的歌谣，如《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苏维埃新山歌》等，为苏区红色歌谣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据说，胡耀帮同志也创作过山歌，中央师范学校里，徐特立同志也亲手写剧本、歌谣，培养能单独从事文艺活动的青年干部和演员。在革命领导人的倡导下，歌谣创作十分繁荣。 同时，中央有关部门也大力提倡旧调填新词，因而创作了不少的歌词和叙事诗。这类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比如：“竹笋出土尖又尖，工农团结不怕天，天塌有我工农填，共产党把路来指点”(“工农团结歌”)[6](P137)“诱敌深入不慌忙，放弃黄陂和小布……群众力量真伟大，我不困难敌困难。”[6](P194)“红军将计来就计，主力潜移西战场，小部诱敌向东去，轻装远袭取乐安。”[6](P198)由于党内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参与，红色歌谣焕发出新的光芒。 其次，在艺术上，红色歌谣与土生土长的客家山歌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是由不同视角、不同内涵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参与其事的人构成成分有关。赣南闽西地区山深林密，生活习俗语言体系虽是大同，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小异仍在。客家山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各有千秋的。加上中央机构红军队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比如宁都起义部队一万七千余人，即是来自北方的二十六路军，官兵绝大部分都是陕甘、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人，所以部队传唱的歌曲被大众整和也是必然的。这些主客观原因共同促成了红色歌谣与客家山歌的相异特点。 客家山歌因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独具的艺术魅力，千古传唱，经久不衰。在赣南、闽西客家山歌土壤上孕育成长的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如《十送红军》，至今仍以其鲜活的思想、深厚的感情、生动的形象感染着人民。它承载和展示的是一幅广大人民和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幸福、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重温和梳理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年轻一辈对过去的光荣岁月加深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从革命开始，党和军队和人民就血肉相连。从而也对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郑重提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更深入透彻的学习。 参考文献： [1] 万陆著.客家学概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320. [2] 黄火星.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现实问题[A].瞿秋白文集(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869~871. [4]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苏区文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5] 江西苏区文学史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 [6] 危仁晸主编.江西革命歌谣选[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