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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批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和电影，如《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烈火金刚》、《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等改编剧集纷纷被搬上荧屏。这批“红色经典”电视剧在获得了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许多观众与专家学者的不满和批评，认为大多数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而电视剧《红灯记》却在这片“批红”声中异军突起，叫座又叫好，除了各播出电视台不俗的收视率以及网上赞不绝口的夸奖外，遭遇盗版商的“更名门”事件电视剧《红灯记》在盗版碟市上被更名为《密电争夺战》，十分畅销。更是一个让《红》剧主创人员意想不到又哭笑不得的受欢迎的铁证。 一、他山之石：相关“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 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至今不衰的“红色风暴”，这场风暴的主要表现就是重写“红色经典”的兴起。一时间《烈火金刚》、《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日》、《红旗谱》、《红岩》、《小兵张嘎》等纷纷被改编，搬上荧屏。这股“红色经典”的重拍潮流虽未成为影视界的主流，但确实也有声有色，并有相当的规模，引起文艺界、评论界尤其是广大观众的瞩目。“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怀旧的时代思潮。硝烟弥漫的战场、真挚深厚的友情、意气昂扬的风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开启人们记忆闸门的钥匙，勾连起人们对既往岁月的追忆。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而在衣食无虞、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红色经典”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存在巨大遮蔽效应的，但它却在群体的层面上构建起一种值得后人无限向往的精神内涵。对理想的执著、对信念的坚守、对光明的向往，以及为此而洒血成仁、甘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等，它给予观众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美，是一种有力量、有硬度、有血性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红色经典”成为缓解当代人信仰焦虑的一种方式。 在这股重写“红色经典”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处于风头浪尖上的当属电视剧《林海雪原》(李文琦导演)。有人批评“这样的重拍是对红色经典的虐杀”，并归纳了扭曲“红色经典”的四类招数：无“情”不成戏，随意注水稀释，歪曲英雄形象，反面人物人性化。电视剧《林海雪原》因此受到广电总局的点名批评，也颇受诸多文艺评论家与观众的质疑。为此，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发出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4月9日)、《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2004年5月25日)等重要文件，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对“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加之制作人员的探寻和实践，对于“红色经典”的讨论终于逐渐地归于冷静和理性。 领会了“通知”的精神并借鉴了此前的经验教训，2004年年底搭上“红色经典”改编的末班车开始立项筹拍的电视剧《红灯记》事实上已经有了较成熟可借鉴的模式。这种模式与经验就是要自觉调整好“主流意识形态”、“观众市场”、“艺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弘扬“红色传统”的绝对前提下增强作品的可观性与娱乐性，像电视剧《小兵张嘎》。《红》剧制片人李珑表示，《红灯记》拍摄得较晚，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他们十分认同著名文艺批评家李准先生提出的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等。电视剧《红灯记》制片人李珑说：“改编红色经典有规则，不能为所欲为，尊重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不能离这个线太远。”“在把握故事走向、人物命运上做得比较准确。每个观众都是审判员，我们没有权力破坏故事的总体结构。”《〈红灯记〉审查只改7个字李玉和李铁梅增感情戏》，载《京华时报》，2008年3月22日。 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原著的优势 珠穆朗玛峰之所以可以高达8848米而不倒塌，是因为“底座”青藏高原本身就高达4000余米。不是所有的“红色经典”都适于电视剧改编，只有具备了大众娱乐基本元素的作品才有改编的可能。比如，俗世的故事结构、复杂的情感纠葛、紧张的戏剧冲突、被暗示的性关系等。电视剧《红灯记》与同名京剧样板戏都改编自电影《自有后来人》，这使它既在“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唱段中，具有了“熟悉的陌生人”的优势，又有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富有传奇色彩与生活细节的原始戏剧文本。 电影《自有后来人》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在艺术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它对传统“冲突律”的全方位征用，设置悬念，情节丰富复杂，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脱险、李奶奶叙说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鸠山、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写得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是一部战争、爱情、人性、兽性、阴谋、忠诚、沉沦、升华、罪恶、亲情、种族、国家、爱与恨的大碰撞。编剧是曾经创作过《罗笙恋歌》、《渡江侦察记》的大才子沈君默，他借鉴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情节，以一盏红色的信号灯贯穿全剧，生动地描写了无血缘关系的一家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塑造了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李玉和的形象。在表现英雄人物时，并没有像样板戏《红灯记》那样，“高大全”地塑造共产党人李玉和，而是真实描写了他以铁路工人职业为保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特别是用细节来描写他嗜烟、馋酒还有偷酒的习惯。其中，喝酒的细节在影片中，重彩浓墨大加渲染：李玉和平日里就爱喝上二两小酒，李奶奶和铁梅担心他喝酒误事对此横加干涉，因此他常常背着李奶奶和铁梅偷喝几盅；但在李玉和被捕时，李奶奶主动给他递来的壮行酒，他一饮而尽；而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滴酒不沾，拒绝拉拢，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除了原著剧本传奇的故事、生动的细节之外，无论是电影《自有后来人》还是后来“三突出”原则下的样板戏《红灯记》故事都是围绕抗日展开的，对峙的双方是不同的国家，属于民族矛盾。学术界对“红色经典”里体现出的“左”的思想，向来颇有微词，“所谓的‘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无视文学艺术的共通价值，以‘革命’和‘政治’取代艺术，使某些只具有暂时政治实用意义的作品混入经典。这种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红色’论调……是反对文化的全人类性、反对文学的现代性、反对以‘人’为本的文学的。”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下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20页。而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也并不愿意主动提倡这种有“左”倾色彩的文艺。电影《黄石的孩子》中提到国共斗争是“兄弟阋于墙”，《集结号》也若明若暗地提出“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60年后还淌着血，这是黯淡了刀光剑影后，每个中国人心中隐隐的痛。不涉及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电视剧《红灯记》在这一点上就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重拍“红色经典”的作品则力图对原作的“左倾倾向”作弱化处理。典型的就是电视剧《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作品对杨子荣、座山雕等形象的人性化处理。经由这种人性化处理，原作的“左”倾色彩削弱不少，但是这种处理却造成了对固有的善恶、正邪模式的弱化，因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批评。这种对“左”倾倾向作刻意弱化的办法自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 三、尊重原著核心精神：“细说”而非“戏说” “经典”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要获得广泛认同就必须寻找作品与观众心理的贴近点，否则传播方大量生产，而接收方则拒绝接受，大众化传播也就成了一纸空谈。改编与原著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文本的再创造关系，其中的要件：一是精神上的理解、意义的提取；一是文体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换。电视剧的艺术特点，为展现原著中的人物和故事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在原著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人物和线索，并丰富原有人物的性格，拓展时代背景，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符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电视剧版《红灯记》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原作中的粥棚脱险、李奶叙说家史、智斗鸠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在戏中都有生动的展现；同时在改编过程中把忠于原著的“核心精神”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原著情节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拓展延伸，编导采用增加新的次要人物(如小矶君、李玉和的徒弟牛飞龙、王连举的太太史雨棠、牙科医生吉鸣中、粥棚的慧莲、维拉医生等)，丰富主要情节线索(智斗)；增加次要情节线索(干净、合理的感情线索：母子之情、父女之情、祖孙之情、兄弟之情、同志之情、男女之情)；以悬疑的故事为线索，以情感为两翼，更加突出了鸠山各种计谋的阴险，包括利用王连举叛变、对李玉和施用离间计等方式来完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调制过程。 其实，导演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原著，毕竟当年的那张旧船票，需要登上的是今天观众的新客船。电视剧《红灯记》新的超越：一是赋予作品更加深刻的思想性，使人性、爱情、伦理、情操等层面的展现，给观众以更多的收获。如通过圣玛丽医院的院长白万槐思考鸠山“一个在日本文质彬彬拿手术刀的治病救人的医生为什么在战争环境中成了拿军刀的战争狂？”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人物——狗皮帽子，他是鸠山派来专门跟踪李玉和的“狗腿子”，在传统影视剧中他应该是个不入流的小汉奸。在剧中他也没有名字，但却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他胆小怕事，好吃懒做，为了糊口没有原则地给日本人“盯梢”，以至于为家人、邻居所不齿；他的语言特别有张力与反讽效果：“我最大的特点——说话算数”，“我这人，平时说话记不住，但喝完酒的话像在石头上刻的一样”；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民族感、正义感，李玉和牺牲后他为铁梅打掩护“我这个人干不了大事，但糊弄小日本还不容易？”“我是吃孙喝孙不谢孙！”二是吴京安、马少骅、何政军、韩影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使《红灯记》增色不少，由于对演员的熟悉观众对影片自然多了些亲切感与代入感，确保作品的观赏性和收视率，使观众能从耳熟能详的旧题材、旧故事、旧人物、旧观念翻出新意来。 有人将此前一些平庸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版比喻为像一杯美酒兑进一缸水，若是一缸白开水，顶多是没味；可兑进的若是脏水，那就实在无法下咽了。而《红》剧的改编则把原著中的细节作为酒曲，补充了更多充满生活情趣的“粮食”，将其酿成一坛清冽醇美的陈年老窖。无怪乎沈默君先生对剧本的评价：电视连续剧《红灯记》的剧本创作创造性地发展了原作。改编得不错，其剧情是煞费苦心的。基本上是围绕三代人护送密电码故事展开的。在故事情节调度上很见功力，悬念一个套一个，在以往电视连续剧创作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悬念迭起，可以称得上是悬念电视剧。这可能也是一种创造、一种推陈出新吧。于峰、吴剑峰著：《红灯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