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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资料片”到如今的“大电影”，全世界的纪录片创作正悄悄地发生变化：真人扮演、色彩夸张、画面分割、动画、音乐电视……几乎所有故事片能用的蒙太奇，纪录片都在尝试。“假定原则”和“大胆推论”，是这些蒙太奇之后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把所有历史碎片粘合在一起的，是导演、演员、甚至编剧的创作——一句台词，一个念头，甚至是一种解释。有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觉得好看过瘾；有人却在追问：真实不再是目的了吗？ “纪录片没有技巧。开机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还是开机，第三个技巧就是不要关机，人家让你关机的时候，你也不要关机”。“豆瓣网纪录片组”的签名档里的这段话，是被奉为经典的纪录片创作方法。不过，旁观并非冷漠，对真实的诉求，让纪录片永远带着温度。 《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播放时，全国收视率曾达到30%。1980年代，以文献或者文化专题片为首的纪录片，占据了当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被纪录片带火的，不仅有至今传唱的《长江之歌》，还有负责解说的老电视人陈铎。哪怕是20多年后拍摄《话说长江·再说长江》时，请来的水利顾问看到陈铎，打招呼的时候都倍感亲切：“你跟我们一样，也总泡在水里。”长江、黄河、运河，几乎所有的大河大江都被陈铎“话说”过了。 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人文、民俗纪录片一直是国内荧屏的大户。恢宏如史诗般的纪录片巨作，在一个时代担负着用精英文化引领大众的作用。不过，随着王刚的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走红荧屏，讲小人物的小幸福的故事，在磅礴的纪录大片中冒了出来。 众多学者将那段历史的起点坐标，贴在了引进的日本影片《望子五岁》之上。这部纪录片时长不过30分钟，日本“艺术家”却花了5年的时间跟踪拍摄，描述了真实生活中的一对盲人夫妇，怎样含辛茹苦的生养、培育他们健康活泼的儿子。望子5岁，跟拍5年。这种蹲点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忽然打动了中国电视人。“没有技巧”的拍摄，成为1990年代初的流行，很多人认为这和主题明确、用解说词串连的纪录片完全不同，它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那段关于望子的故事，引进时被安排在放映外国故事片的“电视译制片”栏目中播出。而《望子五岁》播出后的效果，用纪录片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像“整容”了一样，编导们纷纷扛起摄像机，扎进城市、农村的家庭、街道，跟踪拍摄，开启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代。 1991年中日纪录片人将镜头对准了中国长城，合拍大型纪录片《望长城》。“开机-不要关机”的镜头语言，被刻意强化，从一种语言，变成了一种态度。而镜头中，真实的外延被扩展为“追寻真实的过程”。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先后开播，纪实风格忽然成了一种潮流。 “谁是王向荣？就是那个唱民歌很好的王向荣。”《望长城》中最出彩的一段是寻找王向荣，一个民歌唱的很好的农民。按照之前文献片的做法，采访王向荣，让他说说民歌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过程。但是在《望长城》中，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表现寻找他的过程。主持人成了“搜搜”，先是从卖瓜老人那里得知王向荣“唱得好”，然后一路顺着土路田埂，找到王向荣的家。谁知王向荣去了榆林民间艺术团。主持人只能采访他的老母和妻子。随后赶到榆林，找到榆林的剧团，看到男女老少唱陕北小调的热闹场面，问了一圈，却发现谁都不是王向荣。他不巧下乡演出去了。最后，主持人一路下乡，终于找到王向荣。王向荣这才对着镜头唱了一曲《走西口》。 除了把“追寻真实的过程”也纳入真实之外。《望长城》的实践，让人看到了纪录片的温度——寻找的过程，积累了情绪。没有一句心理描写的画外音，人物心态却外化在镜头之下。纪录片的语言成为一种态度。 在《望长城》之后的五六年，国内纪录片人的镜头集体对准小人物，也有边缘群体。一时间，拾荒者、残疾人、下岗工人成为纪录片定义的“百姓”。尽管，作为媒体本身，纪录片让电视前所未有地接近观众，却也爆出不少摆拍、做秀、煽情、揭隐的案例，纪录片的“真实”也因为急功近利、矫枉过正的支点位移，变得有些摇摆。 如今，纪录片圈里人回望那时的作品，有人说那是“一场平民的胜利”，也有人说，那是“所谓大众实际小众”的开始。不能不说，1990年代纪录片带着全民，特别是那时还是学生的“80后”，开始了一场审美变革。一位资深纪录片电视人说，那些在今天看很稚嫩、刻意强调“人化”的片子的意义，往往大于片子本身。但是，纪录片最终还是“小众”的。“大众”当道，“精英”落寞，是纪录片审美价值取向的一个尴尬而无奈的宿命。 随着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进入中国。“大片”成为中国纪录片的最大挑战。“娱乐性”纪录片，得到中国观众认同和追捧的时候，“市场第一”却也将纪录片的人文传统挤到了边缘。纪录片编导新锐开始探讨，真实难道就只是展现历史，纪录片为什么不能“秀出”揣在怀里的文化梦想？ 珍·古德为猩猩命名，将观察对象当做家人一样进行动物行为学研究。这种和传统权威格格不入的人文情怀，成为海外纪录片创作的格式规范。请动物学家拍动物，请科学家谈科技，请社会学者拍人。国家地理频道和探索频道的纪录片，很专业也很娱乐。选题目录，有时看了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在全世界，这样的创作模式，也正在流行。打着“快乐阅读”旗号的纪录片越来越多，真实被融化在各种娱乐化的表现手法之中。呼应市场，喧哗一片。 “20年前，你看《话说长江》的时候，能记得住一个人么？20年后，如果哪集里没有人，那么这集就不能成立。”一位文化学者，曾经这样对比上世纪和新世纪纪录片的区别。有名有姓不仅仅是快乐阅读纪录片的特征，更是其真实的依据。人物-故事-历史的聚沙成塔，让高投资的纪录片有了更多电影的感觉。 让《外滩佚事》导演周兵成名的，是国产纪录大片《故宫》。4万分钟的素材，最后只剪辑成500多分钟播放。这组数字，在说明眼下人文纪录片制作精良的同时，也说明了80取1的选择中，蕴含了对人文纪录片的深度思考。而在《外滩佚事》中，5位知名历史人物，串起了上海外滩160年的历史。每个角色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历史资料可以映照。但是剧中人的心理描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片尾外滩甚至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以一位老人的口吻自我讲述。同样，贾樟柯的纪录电影《海上传奇》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心理描写，却用镜头快慢为观众暗示情绪节奏，还用一个虚拟的人物，贯穿历史，游走在现实和过往之间，成为讲述者。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周兵说，个体对于一座城市和一段历史来说，永远不必担心自己的渺小。平凡人眼中的历史，或许有些模糊，却也不失真实。解读本身带有个体的感觉，留有思想的印记。我们无法复原历史的每个片段，却可以在诉说的氛围中，感受一种存在的模糊的真实。 原载：《文汇报》2010-1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