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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在阶级结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等的现实处置下，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阅读视阈中处于对峙状态。前者虽受众不多，却一直居高凌下，后者光环不圣，却也一直以势众之优大踏步走着自己的路而无所顾忌。然而，孰优孰劣，谁高谁低之说，却一直时有争议而双方又互不屈尊。自从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一问世，便打破了这个尴尬的现状，它让普遍与低俗的平民文化风光再起，又让雅致高洁的精英文化受之无悔。在雅与俗之间，让你别无选择。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当下魅力。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他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非常惊人地创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天下体系”，赵先生认为，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事实中，民族国家体系已呈过时之势，而对这种态势回应尽管时有新说，却不太令人满意，在这个严重问题面前，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天下观念，是一个优秀的候选。赵先生分析中国古典思想的天下观念有三个层次：一是它的地理学含义，这是针对人类栖息的整个世界之地而言的。二是心理学上的含义，它应该是民心的获得。三是伦理学政治学上的含义，这是一种乌托邦理念，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理想化的表现。对于赵先生的“天下体系”及其对哈贝马斯对话普遍主义的批判，童世骏先生已在《世界哲学》2006年第4期上撰文《中国思想与对话普遍主义》，并作了精到的分析，而且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天下可以说是一个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作为区别于天的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交汇点：天道与人道的交汇点。天下实际上是一种理念或者说理想性的存在。”①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是贯穿着“天下”的主题而盛行于中国和用汉语阅读的世界人群之中。就天下的“三个层次”而言，金庸先生笔下人物的理念或以民权抗衡皇权，或以国别部族争夺而言天下之地。而由此展开的生活场景与战争武打场景，虽都以武术之高超决一胜负而定夺时局的“天下”，但最终均以高于武术，或称武术的最高境界——心，而夺魁于天下，并由此心可外延至得人心，得民心之大心。自然，在第二层含义上，由于侠的目光、观念以及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往往使侠只能是一种更为非理想制度性的想象，而往往会陷入私已小我的群落宗派之围，这也许更符合当时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状况。然把天底下的所有人彼此都把对方当家人一样对待，还可从其人物与情节中隐隐见出，尤其是对爱情的痴情追求及其胁迫的反应，如段誉之于慕容复等。 在小说里，金庸先生把“天下”更多地注入了一种伦理的、历史文化的元素，使之原本单薄的武侠小说，一下长得高大丰满起来，使之阅读者在品尝刀光剑影的快感过瘾中，更能从中领略和愉快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的种种，“寓教于乐”的这一说法，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算是真正做到了家。 二 由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语境，我们会想到阿尔都塞对当代思想的问题整理出的一个命题：“应当如何认知例外状况？”②是的，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狂进，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并紧随世界之发展趋势。然而，古老的武侠故事，陈旧的武侠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中国及其用汉语阅读的世界读者的眼球，这不能不说，是个例外状况！有时候，主体的偶然性会导致意外的变故，而正是这种意外的变故，把现实破裂又使之新现实的出现。相对客观世界来说，这个现实永远只是暂时的，重要的是变故的过程，变故就会有例外状况的显现，变故就是科学上的特殊性，这恰恰也正是金庸武侠小说在现实中成为一种新认识的文化可能性。因为民族主义、民族帮派作为一种情绪或主义的代表，它的持续性是不会永久的，这时候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正是侠，象国外的宗教一样，以其无数的可塑性及其想象科学中的变数，把生活和社会塑造成“这样”或“会可能是这样”而对应着读者对人生对社会永远不平衡的心态。 侠的产生属于过去，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这是一个“不在场”。侠的产生也属于未来，因为当读者与作者互动时，读者往往渗入更多的是当下现实的种种，并渴望侠的再现能铲除当下许多的不平。因此，侠也将指向一个“不在场”的未来。在这二个“不在场”中，金庸先生是一个高手，他把侠写成一种无法穷尽的变数，以生活的实验和伦理道德渗入历史的印证，让我们从侠的历史认识，进入到侠的新历史空间，让他们和我们的思想在地理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中共同舞蹈，并成为一种有意思的趣味而产生美感。 三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理解生活、理解人生，并如何解释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什么应该如此，什么不应该如此，为什么？就象韦小宝如此这般理解的人生及其行为，慕容复那样的行为应该还是不应该，为什么乔峰要有契丹血与丐帮魂，等等。每个人都是生活的顺应者和发难者，每个人又都是自己意图的生发者和为难者。侠在这个情景中绝对是独行特立的。然而，真正的侠却又必须依赖与社会与人群的多重关系，才能真正“侠”起来。因为作为侠所活动的场所和显示侠行为的，正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而他面对的，也正是最多最普通的人（老百姓），只有顺应众愿，侠才能成其真正的侠，只有不负众愿，侠的行为才会一次被一次激活。金庸先生深谙这一社会学的原理，所以他笔下的侠士，其实都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人，即使象段誉这样的王子，也是以生命的全部投入平民的生活而去行侠仗义的。在日常生活的规律化下，侠有悖于规律而特殊，使其在这种特殊性中有了更多地领悟，丰富了更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意识，最终敦促他们打破常规与常识，重新去评定生活与社会，并以更多的批判性去面对未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侠的意识比他们的剑锋更敏感。也由此，侠士们对社会对世界的态度，也就更少顺从和妥协。 长期以来，人们对人的性别的鉴定是非常客观而又普遍认同于规律的，如男性、女性，更加男性化或女性化。他们的外貌（形）就是他们的修辞报告，他们的性别角度就是他们的叙事方式，然而有趣的是，金庸先生在生理学上将段誉中性化了，在社会学中将韦小宝中性化了。二者都不能使我们用历史的望远镜去观察他们。问题的进一步还在于我们更不能以历史的规律去套定二者作为鉴别或结论，我们只能以对话或多边性来判定和取得认识。这就有点现象学的味道，即零距离的接近与远距离的拉开，都不能恰如其份地表述事实，我们只能丢掉了那个事实，才能看清眼前这个事实，才能理解中性化的段誉与中性化的韦小宝。这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人物中的独创，也是能使我们理解今日超女的李宇春和好男儿的几个女性化人物的一种对应。 四 武侠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文化，金庸先生在本来比较稀薄的侠文化中，加入了很多的历史和伦理，使得当下的阅读有了更丰富的口味。 登临月球，克隆技术，信息产业的堀起，20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的文明，无疑已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纪。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也就在这个进程中又一次遇到了挑战。此时金庸先生的现代武侠小说又一次杀了出来，并迅速由平民而知识精英多层面地受到青睐与宠爱，他用的战略，是珍笼棋局，即我们老祖宗曾经说过的，小国战利，军国战兵，帝国战德，天子之国战无为。无为是心，无为犹如浩涉之天宇，静而不动，又永远在动，以静制动，举纲而动。而金庸武侠小说最能打动人心的内涵，便在于能撼动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性。对于王权高于神权的中国封建王朝而言，由于为权，便借助天意抬高王权，始使中国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却具有非宗教的特征。当然如此绵长的历史，如此繁复的朝代更替，也不乏历史的关键时刻会出现英明君主。而正是这些英明君主，意识到王权统治的平稳在于民意，故伴随王权大于神权的，是重民轻神的举措。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儒道释三家学说中，儒家算是更现实地关注民生，看重为人处世的行为艺术，孔老夫子有训示后：“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天道远，人道迩”。③这里的“不”、“义”、“迩”充分地体现着人文性。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孔老夫子提倡的人文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学说，这种学说，又紧紧追随着现实人生而生成，即它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玄秘的鬼怪神灵，而是现实的人生，在现实人生中的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实践，即“内圣外王”。所以，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便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流行。金庸先生以其人文性，贯穿于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之中，不管是梅召风的阴毒，还是马夫人的淫毒，也不管是欧阳风父子的夙毒，还是四大恶人的狠毒，反衬中浓烈凸显的，就是人文性！可以说，它其实是金庸先生他的武侠小说中所施用的“人文性的文学转换”谋略，正是这个谋略，才使得他的现代武侠小说能在全球化与高科技的今天，又一次以中国式东方不败（文化）的特点逮住数亿人的眼球。 也许，这也是一种能动的理想主义，正如金庸先生的创作自白所云：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忘恩负义，不要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以凶暴残酷，奸诈毒辣，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极强烈的肯定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事实也正如此，自古至今，面对现实的是我们终不能一下或全部改变现实中的某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而金庸先生正是从自古至今这根历史之链中以人文性串滑着武侠人物的情感、理想和他们所托起的生活场景，让这些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在压抑的现状中能有“精神的实用”——即以武侠之侠一现精神世界的审美情感，说出我们早已憋在心口多时的“应该”、“如此”的理想所指。于之，也就不管你高科技全球化走得多快多远，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还会跳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熠熠生辉，神迷读者。 五 电视传媒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加入，意味着一个文本被夸大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作者原意与读者第一互动的文学意义的结束。 电视媒体以它独特的方式与影响连接文本，在这里，再次被阅读的已不是文学的文本，而是电视媒体借助高科技手段反映的文化之本，它的编码与制作依傍的主要根据不是作者，而是导演与编剧，可能更多的还在于制片人的意图的侵入。不管这些人的意愿是什么，甚至包括艺术的偏见，就这样被传播者们首先是对市场的理解中制造出来，虽然它会使小说通过影视媒体更加社会化和普及化（连不识字的妇稚都能看），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无法驾驶的生产文本，那种编导和制片人强大的个人意图和文化理解，以及为了利益而带入选择的机制，使他们对小说文本的承接产生并导致了极大的破坏性，而使观众（特别包括原先的小说阅读者）最终产生了对原文本小说的情意断裂和理性阐释的异化。因为在高科技的画面上，光影的作用、音像的作用、特技的作用、色彩的作用等等，都在让你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早先对小说文本阅读的文学积累，并从深处对抗惯性的纸质阅读经验，在影视媒体的诱导下，掩埋历史，滋生异见，在暗暗的快感中凸立起巨大的文化反差。 当然，就由金庸小说被改编成的电视剧而言，那种简单的武侠（功）片的单薄的故事情节、角色塑造的粗糙、语言缺乏个性以及为武而武的浅薄是不存在的，编导和制片一是深谙其中改编得成功与失败的道理，二是金庸武侠小说本身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早已教育着他们应该去怎样做。但强大的推广攻势及一味追求别开生面的视觉效果（冲击），有时会西风压倒车风，表层的东西往往把具有武侠文化内涵的东西给彻底掩埋了，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光影与色彩在高科技手段中的推动与幻化，看到的只是男女主人公愁愁切切或怨怨恨恨的追逐，看到的只是为了九阴真经或降龙十八掌之类的莫名其妙的杀戳。功夫的文化与侠义的历史，如果不深涵这些基础的东西，那就只是在世人面前玩武功秀，毫无深度的片子到头来，恐怕只是既丢掉武侠的文化元素，又丢掉了影片自身价值的丢丑之作，历史早已证明，喧嚣尘上的东西，往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tilles Deleuze）和F·伽塔里（Felix Guattari）在《从混沌到思想》（“Du chaos au cerveau”）一文中指出，艺术、科学和哲学是三种思想平面，平面之间相互干扰，规则就是干扰律按自己的方式运动。④“艺术采集一束混乱纳入自己的框架，将之组成一种可感的复合混乱，或者说从中提取一个作为澄浑品种”⑤。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反成见的创新，即“在切划混乱多样性平面出现的审美品种或科学变量”⑥。但是，前提是“三种平面及其成分都是不可减少的：哲学的内在性平面，艺术的组合平面，科学的参照或调谐平面”。⑦作为澄浑品种的影视媒体，是相对小说原义而言的。然而，如果你在其中只是形式的多样性，而少了文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影视剧本的第一要义首先是文学剧本而非娱乐剧本），你只是只个空洞的搞笑或搞打而已，毫无价值可言。当然这里并不是一定刻板地说艺术让我们感受，哲学让我们思想，科学让我们认识之类的套话，而是当我们的平面都处在平等的状态下时，属于自己的应该是多元中的丰富，丰富中的深刻。 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Toynbee）曾就西方的历史与希腊的历史（当代与古代）做过二重性的历史观比较研究，并认为（这二种性的历史观，可能为远东同时代人所体会和赞赏，因为在他们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中，一种先前文明的经典语言和文学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位清朝末年的中国孔门儒者和他同时代的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希腊学者之间，在观念上的主要区别也许是：前者可能仍只满足于二重性的历史比较观，而后者当他一开始获得二重性的历史观时，就不能自己，并把他的学术眼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不止。此观点本身没错，但另一个尖锐的事实是：历史是轮回的！当代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裔，他们至今接受的教育，已是和西方文明完全接轨的现代化教育，却何以会在（高科技）、（全球化）的社会里，重新去对传统的武侠，当然主要是对金庸先生的新武侠小说倍感热情而又欲罢不能。可见，这绝不是一个学术眼光扩展的问题了，当然更非闭塞的看法（汤恩比），而是当代古代文明消逝，现代文明又把人们带到死亡之门前（竞争的极端自私、发展的极端唯钱为上、高科技引发的污染以及人类家园的日益被毁，核、细菌及癌症、爱滋病带来的威协等等）时，一种寻旧的历史情怀正在锻冶着一把新的钥匙。如果说“希腊文明的能力是属于美学的，古代和现代印度文明的能力是属于宗教的；西方文明的能力是属于机械科学的”（索维金）；那么，走向新世纪的当代全球文明的能力，应该属于人性的！我们不渴求新的奇迹出现，也不必祈求上苍以虔诚的生命态度，我们只注重于作为构成这个世界的基础物——人，希冀于人的本性摆脱数千年历史尘埃与化物后的复活，因为文明的核心存在于人的心中。 美学是一种说法，否则自鲍姆嘉通到如今过了二百多年，仍然连“美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也搞不清楚，无法统一。后现代是极端反传统的，但此类“先进的引导”，又会把人带向瞬间的娱乐而又导致真实的虚无，那种“生存游戏的水圈”尽管靡丽，但游戏者的灵魂却是一片苍白。“历史的主题”与利私的主体在当今社会同时出现，唯我的历史与伤痕累累的世界又成正比，请问，“狂欢节”之夜过后，翌日清晨的黎明又会是怎样一副情景？如果是诗性的悲剧那倒也罢了，因为悲剧毕竟带有诗意，但假若是恶剧甚或闹剧呢？我想连美学的说法也很难插足吧！所以，当代都市在无根飘逝的时空中寻觅情感，交换梦想，正说明了权、钱以及现代化的种种，已像抽水机正把人的情感吸干而变枯竭，而情感匮乏的背后，又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堕落以及人性的失落，当我们猛然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情绪化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精神奴役化的世界里，以暴力、色情、凶残、贪婪、冷酷拥抱着我们入睡，难道我们还会对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人物和他们的人生哲学冷漠吗？义气、骨气、人格、品性、历史的沉淀注定是要泛起的，因为这也正是历史的需要。 就这样看金庸武侠小说及其由小说被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我们就自然会从小说而要求电视剧的武侠延续，应该是“从文化积淀中和历史中挖掘创新的”，它必须“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自然的亲和力，同时也能增强民族特性”。⑧王颖吉先生在对武侠片作的商业元素分析后说：“事实上，一部成功的武侠电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展示武侠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剧本，讲述一个有意味的有趣的故事，同时还应当展现独特的风格特征，并在感官效果上给人以愉悦和冲击力，毕竟电影是综合的艺术，单方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如视觉效果）而忽略了其他因素都难以取得成功”。⑨ 文学的武侠精神和文化内涵，美学的有意味的有趣故事和独特风格，只有这样，我们的武侠梦才会继续有意义地做下去。 注释 ①童士骏《中国思想与对话普遍主义》刊《世界哲学》2005年第4期，P77 ②黄平等著《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244 ③《论语》黄山书社2002年2月第1版，P57、67 ④⑤⑥⑦：《世界哲学》2006年第4期，P35、38、39、43 ⑧⑨王颖吉《影像奇观与武侠新风格》，刊《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P45-53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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