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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连“后现代”一词都显得落伍的时代，仅以“艺术”为尺度来评点电影，似乎与衡量2010年度中国电影主要成就的标准相去甚远。但电影本身既是可以消费的商品，又是特定时期社会精神的投射，这双重属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对电影活动的评价不可能彻底脱离“艺术”的范畴。特别是在该年度中国电影创造了多个令人惊叹的产业新纪录的情形下，如果不对中国电影的艺术成绩进行考察，反倒是奇怪的缺失。巨大的观众群对电影斑斓梦境的热望支撑起了约100亿的年度票房，也间接造就了近500部的国片出品；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国产电影失利，高票房影片也遭受了种种态度激烈的质疑。后者的创作方往往以同样激烈的态度回应，其实“走麦城”固然遗憾，但以知名度而论，更悲剧的是那些连名字都不为人知的影片和影人。 这一年中国电影的荣与枯形成的鲜明反差耐人寻味。本文列举几个关键词，希望能显出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某种逻辑。 类 型 类型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只不过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推进，它又成为业界的显学。即便在世界电影学界，类型片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但具体到创作上，它却是知易行难的高度精密化工作。2010年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努力人所共见，但成绩并不如人意。 最常见的国产类型片中，动作片恐怕仍然要算这一年里总体水准最高的。两岸三地影人几十年的积淀，新老动作明星的发力，从技术、形式到内涵的新尝试，保证了华语动作片的较高质量。《叶问2》中规中矩，《大兵小将》融合历史与武侠，《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华丽奇诡，《剑雨》雅致蕴藉，都令观众印象深刻。虽然没有重大突破，毕竟有创新的意识在。 作为类型片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喜剧的表现就差强人意。对上世纪90年代香港无厘头喜剧和本世纪初韩国喜剧的拙劣模仿，成为该年度国产喜剧片的主流。《越光宝盒》《嘻游记》《唐伯虎点秋香2》《我的雷人男友》《我的美女老板》等影片接连出现，其市场和口碑则更像是与喜剧相反的东西。与这些其实并不了解“后现代”为何物的作品相比，《举起手来2追击阿多丸号》的喜剧观念则停留在前现代，是“十七年”战争电影桥段和春晚小品结合的产物。可见，喜剧片比动作片的问题更为复杂。在这些创作中，真正反映中国现实的喜剧创作，或者说，从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角度创作出的喜剧几乎欠奉。小成本、反映小人物的《人在囧途》也因此成为一个例外，院线和观众都表达了对该片的满意和喜爱之情。 今年暑期档和贺岁档，惊悚片低调重回观众视野。它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心理刺激与主题选择之间的钢丝上。都市青年观众一直表现出对它的一定偏好。借助合拍的模式，港式惊悚模式成为不多的选择，影像风格则又有日韩的味道。 高调回归的是西部片。上半年《决战刹马镇》兼为喜剧，下半年的《西风烈》兼为警匪片和动作片。二者在选题和影像上做了大胆努力的尝试，但要为类型树立某些标准则还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关于中国西部，我们还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话语和叙事模式可循。 这一年的言情片显得不冷不热。比较纯粹的类型化制作有《杜拉拉升职记》《全城热恋》《摇摆de婚约》《爱出色》等。都市景观、小资情调、时尚生活可以概括这些影片的面貌，偏偏是在爱情的表达上，无一例外地毫无说服力和感染力，与影院的标准零食爆米花和可乐相当。或许出品方的定位不过如此。现在看来，陈可辛的《甜蜜蜜》只能是过去的神话了。 总体上看，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已成主流。但对于类型的认识和运作则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根本的两个，一为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和表述，一为主流审美观的寻找和运用。此二者又从属于更大的命题，即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当然，这已超出了电影的范围。 诚 意 古人说“修辞立其诚”，今人讲“非诚勿扰”，可见诚意一直是我们对文艺的期望，同时也是现在观众最不能满意的问题之一。 电影创作生产的诚意表现之一是电影技术与技法的专业程度。2010年年初的《阿凡达》，结结实实地给中国电影观众启蒙了一回，让大家明白电视、碟片、网络视频等等与电影原来真的不一样。于是，能否提供与其它媒介不同的视听经验，成为评判电影水准的最简单方式，也为中国电影人补上了视听语言这一课。中国观众同样接受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在技术上的差距，但正因如此，能否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焕发出精神光彩，就格外考验中国电影创作者的艺术功力。当人们批评《苏乞儿》的3D效果不足，批评《赵氏孤儿》的色彩处理不够沉着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对中国电影的视听语言提出更高的美学要求。 诚意的另一标准是对中国国情和国人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做过深切了解。体验生活虽然是老命题，但现在也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了。前面所讲疯癫喜剧和言情片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视现实的自娱自乐。总有人愿意举出一两部影片的票房成功来掩盖此类作品的整体失败，他们不愿承认，在一时的新鲜和狂欢之后，空虚的本相无可逃遁，后继无力也就在所难免。《决战刹马镇》的收益不错，但那个故事却有一种危险的隐喻意味：出身农村的主人公不愿从事农业，对最适合当地生产的农作物西红柿近乎仇视，而醉心于开发无望的旅游业；外来的假投资人只是准备把地下的历史珍宝挖空，广大村民则处在愚昧、贪婪和疯癫的状态之中。在抛弃了立身之本后，暴发的故事越诱人，就越虚妄。不幸，2010年里中国不少地方都上演了这部影片的现实版本。影片结尾的大团圆是对理性的嘲弄，但现实里最终被嘲弄的决不会是理性。 掌握视听语言和了解生活都需要时间，中国式的表述就是“火候”。在市场的高强热度下，中国电影这煲汤已经沸腾了，但火候还远未到。一部影片筹备时间的长短，也可以见出它的火候和创作者的诚意。年末的《让子弹飞》，先不说这部影片的暴力横飞。从另一个角度说，该片筹备拍摄共耗时3年，这在当前中国电影的制作环境下绝对是个异数。据说业内人士曾评价姜文的创作是“把8部电影拍成了1部电影”，不知这句话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很多国产影片只有1/8部影片的含量”。与《阿凡达》12年的筹备和制作周期相比，《让子弹飞》还不能算做神话，但对于2010年里90%的国产电影来说，这份制作诚意已经不可企及了。 不知不觉地，时下国内观众评价影片诚意有了一个有趣的标准：植入广告的多少。这也不难理解，他们买的只是电影票，当然不希望搭售；而且，影片开演前本来已经有不少广告。不过从降低投资风险的立场看，制片方的做法似乎也有其道理。姜文的坚决拒绝和冯小刚的坦然接受只是个人取舍，观众的好恶其实可以用选择消费的方式来表达。从创作技巧来看，影片植入广告更多时候是分寸的把握。不妨用泰戈尔的话来奉劝制片人和广告商：“美知道说够了，野蛮吵着要更多”。在一部试图渲染人间真情的影片里出现20余条广告，未免太无诚意，“非诚勿扰”的告诫应该送给出品方。 作 者 在类型片居于主流的时代，个性强烈的作者仍然会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代表着2010年中国电影最高水准的影片，大多数出自成名多年的几位作者。 继《三枪拍案惊奇》承受了猛烈批评之后，张艺谋打造了号称“史上最纯爱情故事”的《山楂树之恋》。对过去时代的怀旧、对山野田园的向往、对青春的迷恋，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看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中国社会，它有着不大不小的群众基础。只不过，随着新一代观众的成长，这基础势必日渐缩小。《山楂树之恋》显然不是言情类型，事实上，它缺乏原创，情节无力，情感苍白得好像剧中人物的衬衫。奥运会、印象系列的连年征战，似乎耗尽了张艺谋的创作灵感和冲动。作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一张名片，张艺谋更面临着走出“作坊”意象的围城。 冯小刚这一年交出了《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2》两部作品，前者创下了6.6亿的国产片票房新纪录，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后者则可以看作冯氏自我否定的宣言。自1997年《甲方乙方》开始，冯氏塑造的物质贫乏、精神富有的小人物形象系列至此彻底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中年成功男士。这或者也可以看做冯氏自身处境的写照。这些人物看似沧桑，实际只有些个人的感伤；看似达观，实则纠结。不知在越来越疏离社会大众之后，冯氏作品的群众基础还能维持多久？语言方面尚存一丝机敏，但看着港星舒淇说一口京白，就可见编剧的语言能力存在缺陷。不可否认，在表达男性中年危机方面，冯小刚是有诚意的；但这份诚意与植入广告并列，惟有大打折扣。 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在这个冬天率先贺岁。陈凯歌一直予人以思想者的形象，就这部影片而言，这种气质最明显的流露就是重述经典。把千年来处于历史盲区的女性和孩子形象照亮，用父与子的心理冲突替代古代传奇里简单的恩仇主题，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反思工作。然而，对春秋时代气质的削弱和对上古侠士精神的曲解却成了影片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致命伤。传统文艺当然可以也应该做现代化的处理，但却不能拆卸掉历史的骨骼，对于严谨的正剧作者来说就更不应如此。同为第五代电影人胡玫的作品，年初的《孔子》在面对重大历史题材和文化资源时也同样有茫然无措、力有不逮之憾。不过必须要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化转化之前，要求中国电影妥善处理古典文化命题不实际。正因于此，中国电影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尽管成效缓慢，也仍然值得尊敬。 《让子弹飞》的火爆再次把姜文推到聚光灯下，姜文的才情和霸气成就了一部连好莱坞都为之瞩目的影片，而爱如潮水的溢美之词与探幽比附的深刻批判也大有将姜文神话的架势。但对于一位只完成了4部影片的作者，期待或批判都似乎言之尚早。倒是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和模式，值得国内制片行业认真参考和借鉴，因为姜文和他的核心小团队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恰恰应当由类型化的规模生产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观众对《让子弹飞》的热捧反倒暴露出了国产片类型生产的低端水平，表明中国电影距离真正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 枯者已矣，荣者亦成过往。愿2011年度的中国电影在清醒和反思中前行。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