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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梁羽生的一篇《龙虎斗京华》，创造出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华语世界从此有了“成人的童话”。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 构筑“成人童话”第一人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的“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双方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入侵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名士”的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 动乱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而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侠影之外有雅兴 梁羽生自称，他一生所爱有三，一是武侠小说，二是古典诗词，三是棋。 “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盛名，将梁羽生笼罩在夺目的侠影之下，因而侠影之外，便处处黯淡，以至于即使他的“粉丝”，也很少知道在其他方面，梁羽生也可以卓然成家。 关于梁羽生“古典诗词”的雅兴，读其作品莫约可以领略到。他的作品中，开篇词都写得情感丰富，而书中有名士气派的人物填词弄赋的也不少。 在他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笔花六照》中，梁自谦说，作品中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却得到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的赞赏，可见其古典诗词功底之深。 梁是学经济出身，但有年少时打下的笃实的国学功底，加之又与一代大家饶宗颐、金应熙等亦师亦友，他不但制诗填词得心应手，谈起诗话来也是大内行。他的谈诗说词，既不限体，也不限于国内，举凡古体诗、现代诗、打油诗、外国诗，从章士钊、张恨水、杨振宁、奥本海默、黄苗子、聂绀弩、野村篁园、柳北岸、尤今等，皆可谈，而且均有见解。在《笔花六照》中，专有“诗话书话”一辑，读之令人大开眼界。 在《笔花六照》中，梁羽生另辟一“花”，专谈棋人棋事。这也是他最痴迷的雅兴——象棋、围棋皆好，且有国手之誉。1957年，他与娇妻新婚燕尔之际，一同到北京旅游。想到北京之大，国手如云，便一时技痒，舍下娇妻，独自到北京棋院寻找棋手对弈。结果棋逢对手，忘了回去会妻，害新婚妻子彻夜独守旅店中。 对棋如此痴迷，谈棋也成为他的爱好。在报纸上，他专门写过评棋专栏。在《笔花六照》，他谈围棋，既钩沉中国的围棋传统，又点评棋坛诸豪杰——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曹薰铉、李昌镐等。谈象棋，更是行家里手。追述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棋坛健将、对弈往事，点评比赛的战术，文笔诙谐老道，大家风范卓然。喜欢棋类的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功成名就，不枉此生。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正如说到金庸必然会提到梁羽生一样，说梁羽生，也必然离不开金庸。盖因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两人写了10年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均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肯定有！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 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1966年，作为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派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中，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照此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便说：“近10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长袖善舞的罗孚，随后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