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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小说自古以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是毒害青少年的毒瘤，而金庸小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使得以前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上升到了“经典”的层面，虽然仍有不少人持异议，但金庸的小说确实已经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金庸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只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在于金庸小说的独特性。首先，“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1］。自从金庸小说广为传播以后，“金庸迷”的人数不断增长，随之出现了“金庸热”这一奇异的景观。而金庸小说的出现使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金庸小说不仅将中国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了高雅的境界，而且超越了文学的范围。金庸小说集历史、政治、宗教、经济、哲学、地理、艺术、武侠、言情、传奇、志怪、风俗于一身，成就了经典的金庸小说。最后，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脱离了单纯的武侠小说的研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不仅已经从国内走向国外，而且也走进了大学校园，比如：“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开的金庸小说选读等”，这些都证明了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了文学的“经典”。 金庸小说的经典化不仅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下面就从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一下金庸小说是如何超越中国武侠小说的。 一、金庸小说对“武”的超越 提起武侠小说，不得不说的就是小说中的“武”。而武侠小说的作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懂武的作者，一类是不懂武的作者”［2］。 真正会武功的作家，比如像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写的《江湖奇侠传》中，武打的部分就努力写成教科书的样子，可小说一旦成为了教科书，味道就淡了许多。不懂武的作家比如像梁羽生，他曾经说过“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而古龙则从来不描写武斗招式，只写“小李飞刀，例不虚发”之类的虚的笔墨。这类武侠小说家也许由于自己不懂武而故意藏拙，这未免使他们浪费或丢掉了大块的用武之地。而金庸“金大侠”其实也一点都不会武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他的武功其实就是文工——文人想象的武功。 金庸笔下的武功既不是教科书般的无味，也不是故意藏拙般的无趣。他是把武功描写当作一种艺术创造，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使“武”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使得武侠小说用武过招神奇丰富、引人入胜。 （一）金庸使打斗艺术化，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 金庸描写的武功，脱离了单纯的“打打杀杀”，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和学术气息。《神雕侠侣》中“美女拳法”的招式“嫦娥窃药、木兰弯弓、文姬归汉”等，均来自古代历史、传说、文学作品中2011年9月席晓辉：金庸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的美女故事。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的招式“飞龙在天、见龙在田、亢龙有悔”等，都是从《易经》中借用过来的。还有“般若掌”的名字来源于佛经，“逍遥游掌”、“北冥神掌”其名字出自《庄子》。金庸曾说过：“我的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是自己想象出来，看当时的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或四书五经里找一个词汇来做这个招式的名字。有时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组合一个。总之那招式名字必须形象化……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3］金庸使过去武侠小说中粗俗的武打描写高雅化，文人化。 在金庸的小说中，琴、棋、书、画，乃至渔、樵、耕、读都是被融进了武功技击，于是武功描写手法无限丰富，笔墨也变得耐人寻味，成为读者的一种审美享受。舞蹈和书法大概是因为在艺术中具有直观形态，借用起来比较方便，容易使武功描写取得艺术化的效果，所以这两项在金庸小说对武的描写中应用得是非常多的。黄蓉的武功就同舞蹈有密切的联系，“兰花拂穴手、落英掌”等，使人联想到落花般飘舞的身段。段誉的“凌波微步”，是从曹植《洛神赋》形容女神优美姿态的词句中借用过来的等等。在金庸的笔下，武功仿佛是与舞蹈相似的艺术表演。说到书法，读者当然不会忘记《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恶斗。朱子柳先后使用了楷书、草书、篆书几套路数，兵器就是一枝笔，打得霍都被动不堪，全靠金轮法王在旁提醒，最后还被朱子柳在扇子上写了四个字，并另点了穴道。 金庸还把其它艺术门类同武功联系起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比如金庸使音乐与武学内功联系起来，构成独特的武功而发挥强大的威力，像《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玉笛，欧阳锋的古筝，《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的狮吼功使人心胆俱裂。 （二）金庸小说中对武功的描写性格化、趣味化，与人物刻画紧密相连 金庸小说的艺术重心始终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所写的武功与人物的性格和独特的经历密切相联系。《天龙八部》中外貌凶恶的南海鳄神岳老三，右手一把奇形长剪，剪口满是锯齿，俨然鳄鱼的嘴巴，便于铰人兵器；左手一把锯齿软鞭，则是鳄鱼尾巴之行，用来疾卷狠打。《神雕侠侣》中朱子柳苏轼天南第一书法名家，他将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这类武功是他所独创，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到高妙境界的功夫。《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个朴实、方正、憨厚的人物，金庸让他学习“降龙十八掌”这种光明正大，难以取巧的武功，全凭自己刻苦练习，以勤补拙，这种将人物与武功统一设计的艺术路数，终于成功地塑造出这位“大侠”的形象。写得更为出色的也许是武斗中的黄蓉。她在打斗较量中之所以生动有趣，这是作者紧扣黄蓉聪慧、机灵、刁钻性格的结果。一个黄蓉，在武斗过程中捉弄过无数对手，这为《射雕英雄传》平添了许多趣味。 金庸小说还写了同一类武功，由不同性格、不同武功功底的人物来使用，其结果大不一样。《笑傲江湖》中梅庄庄主之一的秃笔翁，其书法武功是相当厉害的，却偏偏遇到了令狐冲，不管识得不识得，只攻对方的弱点，这就同《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与霍都的打斗情况相反。这种因人而异，视性格不同而变化多端的小说艺术，就保证了金庸小说武功描写能真正引人入胜。 在金庸小说中，有一些武功的创制和发现是与人物的独特经历有关的。以《神雕侠侣》为例，杨过的“黯然销魂掌”之所以能独创出来，一方面固然因学习过欧阳锋、古墓派、丐帮等多方面的武功而集大成，另一方面却是经历了与小龙女十六年的分离，充分体验了那种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痛苦的结果。在那段生离死别的时间里，他真是心灰意冷，形同枯木，所以这套掌法的名字形象而又贴切。什么“徘徊空谷、拖泥带水、行尸走肉”等等，也正是因为杨过那时已不计较生死，不计较胜负，所以这一套武功能够威力无穷。 还有，在《侠客行》中的侠客岛二十四座洞壁上用蝌蚪文刻成的李白那首《侠客行》诗，据说神秘地隐藏了一套绝世武功，多少武林俊杰历经许多年在洞里苦苦琢磨，都无法参透这首诗的秘密。但是石破天这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年轻后生，最后破解了这个秘密，发现这套绝世武功。金庸设计的这一情节，完全符合主人公的性格和经历。首先石破天是个实心眼的人物。其次他不认识几个字，更不懂得李白诗句的意思，不会去揣摩整首诗的含义，只能从形象的角度看这些蝌蚪文字的外在走势，而这样恰好对了路子，一举中的。最笨的办法恰好是正确的，金庸用寓意化的笔墨令人信服地显示了这个平凡的道理。在金庸笔下，武功描写与性格刻画两者做到了相得益彰，这是金15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庸又一个高明之处。 （三）抓住具体环境，使武功描写情境化 作为创作经验十分丰富的小说家，金庸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光写当事人的单纯武斗，而是与当事人在特定环境中武功、智慧、心理、体力等素质的综合较量。作者在特定情境下，不仅写出双方武功路数、招式技能发挥状况，而且还写出比武者随时变化的情绪和心态。写出包括周围观众在内的各种因素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不但把各次比武、打斗的特点写出来，而且还能把打斗情境化地予以展示。像桃花岛主黄药师比武招婿，就写得十分出色。郭靖与欧阳克较量了三个回合，一回合与一回合不同，形势从对郭靖不利，一步步转为有利，十分精彩。在比试之前，黄药师是非常讨厌长得傻乎乎的郭靖的，他之前已经答应了风流潇洒的欧阳克的求婚，只是黄蓉本人不同意，这时洪七公跑了出来，带郭靖向黄药师求婚，形势才对郭靖稍稍有利。直至郭靖拼命从欧阳锋“蛤蟆功”下救出黄蓉，黄药师才把对郭靖“傻乎乎”的印象变为“性格诚笃”，对郭靖的恶感又减少了一些。随后，黄药师出了三道题考验郭靖。第一道是让欧阳锋试郭靖的武功，郭靖是涉险过关；第二道是黄药师吹奏一曲考验他们的内功，郭靖虽不懂音乐，但是凭着自己纯正的内力抵抗住了所奏曲目的诱惑，于是，黄药师对郭靖的看法又有所改变，觉得这个傻小子在装呆卖傻，其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第三道便是考验他们的背书能力，让他们背诵黄夫人的《九阴真经》上下卷，就连洪七公都觉得这对郭靖这个傻气徒儿不公平，他们哪知郭靖早已熟记《九阴真经》上下卷，这时终于流畅地背诵下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黄药师的女婿。整场招婿比试是文武兼写，曲折生动，紧张时使人提心吊胆，有趣时使人妙趣横生。 还有，《笑傲江湖》的“嵩山大会”上，岳灵珊与恒山派掌门人、自己昔日的大师兄令狐冲比剑时，双方你攻我拆，难解难分，玩起早先二人合练的“冲灵剑法”时，更是情意绵绵，引起了在旁观战的林平之的不满，立刻影响了双方的情绪，令狐冲被迫动“真格”，一下子挑飞了岳灵珊的长剑，挑走之后又后悔了，立刻走过去撞在飞起的剑锋上，负了伤，不仅保全了昔日心爱小师妹的面子，而且也获胜了。这样写出来的武斗就千变万化，曲折入微，在特定环境下，使武斗场面更加情境化。 《连城诀》中，血刀老祖与南四奇“落（路天抒）、花（花铁杆）、流（刘乘风）、水（水岱）”在藏边雪谷里的那场恶斗中，当事人都是不同门派的领袖人物，血刀老祖却要孤身一人抵抗四大高手，真是凶险至极。作者抓住了这一特定环境，使五大高手武斗场面情境化，在这生死攸关、激烈无比的厮杀中，所谓的“南四奇”，竟被血刀老祖一人杀得落花流水。一切难以预料的结果偏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了，而且成为了此一情境中必有之事，可谓精彩之极! 金庸的武学大世界虽都处于艺术想象，却能意到笔到，幻而成真，使人大开眼界。它们是文学修养、艺术创造、生活情理、文字笔墨四者融合，高度统一，因而在武侠小说领域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典范，更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 二、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众多的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疾仇嗜杀、迷信因果等观念。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派武侠小说家金庸，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范型的同时，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通过自己的笔墨，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了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改革、改造的体现。 （一）反对旧武侠小说中“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 旧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通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行凶，杀人如麻，但是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丫鬟等都不能幸免。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好像英雄一旦正义在握，就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在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的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当时社会一种不健全的心理。 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神雕侠侣》中写杨过为其父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的精神感化，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十分惭愧，彻底放弃论文复仇的观念。162011年9月席晓辉：金庸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雪山飞狐》中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苗人凤为了解除百余年“胡苗范田”四家的恩怨，立下家训，自他以后，苗家子孙不许习武，他也决定再不收一徒。而在《笑傲江湖》中，金庸更是贬义地写出了林平之的复仇，为了复仇不仅“自宫”，放弃了一个做男人的尊严，而且为了达到复仇的快意，戏弄仇人，杀光和仇人有瓜葛的人。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竟然刺杀自己的妻子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种人的厌恶。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但他反对怨怨相报和滥杀无辜。金庸小说中关于复仇和杀戮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了对“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批评和否定，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大相径庭。 （二）挣脱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的关系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少数民族及其首领的地位和作用，金庸是第一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旧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中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4］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儒家历来认为“夏尊夷卑”，主张“用夏变夷”，表现出排斥少数民族的倾向，这对很多武侠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出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这种民族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 《天龙八部》是金庸的主要代表作，这部作品是金庸所有作品中涉及民族人物最多、民族关系最复杂的，该书涉及大宋、大辽、大理、吐蕃、西夏、大燕、女真等民族。该书的主人公萧峰（乔峰）用自己的独特经历超越了民族仇恨与世俗偏见，使萧峰（乔峰）完成了自我解脱与灵魂升华。从此摒弃了狭隘的“华尊夷卑”的民族成见，展现了百年来民族斗争和民族豪杰的壮举。 在《天龙八部》中，智光大师说过：“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变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5］这32个字正是金庸在小说创作中民族观的体现。 （三）打破了旧武侠小说中“正则全正，邪则全邪”的观念 传统武侠小说中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将正与邪简单分为：“正则全正，邪则全邪”。金庸则在小说中写出了极其复杂的正邪斗争，打破了这种旧式观念。 金庸在武侠小说中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邪，也避免谈论人物的好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败。比如，在《笑傲江湖》中，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牢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的那一套很不满意，但当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重新找回帮主位置时，又觉得东方不败定的规矩挺有意思，也就沿袭下来，不再废止。而且越到最后，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心里想道：“在这个位置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6］《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当上峨眉掌门人以后，开始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不仅想当武林霸主，还想推翻元朝，足见她的野心膨胀到何等地步。 金庸在这里提到的“权势、腐败”的问题，非常尖锐，非常深刻。这也说明金庸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金庸作品中潜藏着独立批判精神 从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的感受，作者对诸多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客观、独立的思考态度，把自己的某些真知灼见融入到自己的小说中。 读到《射雕英雄传》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军事政治斗争，对那段历史有自己的见解。一般人都知道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而在书中却通过角色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飞的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自己的皇位怕岳飞功高盖主，杀害了这位抗金英雄，并且向金国一再退让，甚至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笑傲江湖》中，在东方不败被任我行杀掉以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为向任我行表忠心，纷纷揭发批判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没有半点真实本领。”更有甚者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淫辱教众妻女，生下无数私生子。”试想，东方不败没有半点真实本领，怎能抵抗三位高手的合力绞杀；再有，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而早已“自宫”，怎能奸淫妇女，生下私生子，这岂不是对倒台者的胡乱批判吗?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三分。 （五）用现代心理学分析人物 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用现代心理学眼光分析人物角色。金庸笔下的变态人物可分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天龙八部》中萧远山，为了报仇杀光了和自己仇怨有关的一切人，包括自己儿子萧峰的养父母及恩师。二是“情变”，由情生仇，如《神雕侠侣》中李莫愁，只因自己心爱的男人与他人结婚，受到了刺激，就杀死情敌全家，最后变成了杀人如麻的女魔头。三是“欲变”，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慕容复为了权力，众叛亲离，最后落得变疯的下场。 《天龙八部》中康敏是集三大类为一身的变态人物，她的变态心理表现在：“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亲手毁掉。”最后落了个被人毁容、自己吓死自己的下场。 上面从五个角度粗略地分析了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现代精神，更加体现了金庸小说的成就和艺术魅力，为中国武侠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对中国旧式武侠小说的超越。 三、从“金庸热”认识金庸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 “金庸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景观，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它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符合当前民族、文化、经济观念，具有雅俗共赏的品性。“金庸热”之所以构成这一奇异景观，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7］ 金庸小说自从最初在报纸连载以来，不断受到读者的追捧和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群不但在内地和海峡两岸，可以说覆盖整个世界华语区和华人社会；金庸小说的读者文化跨度比较大，不但为广大市民、青年学生所热爱，而且许多文化程度高的专业人士、大学教授等都热爱。打破了以前武侠小说只能作为“俗文学”这一观念。 （二）金庸小说由武侠小说研究走向了金庸 小说研究，标志着金庸小说“经典化”的确立第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于1987年在香港举办，虽并非集中讨论金庸小说，但讨论金庸的论文占了一半之多。20世纪90年代末，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风气；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举办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个正式以金庸小说命名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这标志着金庸小说研究日渐国际化，反映了金庸小说研究已脱离了武侠小说研究而成为了一个独立课题。 （三）金庸小说从单纯的学术研究，逐渐地走入大学课堂 例如，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开的“金庸小说研究”及台北师范学院刘汉初开的“金庸小说选读”等。金庸小说学院化的研究再次验证了金庸小说“经典化”。 虽然以上观点并不足以概述出金庸小说的全部精华之处，但从金庸小说中“武”的观念到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以及“金庸热”这一怪异的阅读和研究现象，足以表明金庸小说已经由以前人们眼中的“俗文学”步入到了“经典文学”的行列。这种“经典文学”对“俗文学”的超越，正是金庸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孟航宇．试析金庸小说在民族问题上的发展流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5）． [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 [3］翁玲文．金庸畅生平和著作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 [M］．香港：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4］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 [5］金庸．天龙八部［M］．香港：香港明河社，1992．1554． [6］金庸．天龙八部［M］．香港：香港明河社，1992．1229． [7］孟航宇．试析金庸小说在民族问题上的发展流变［M］．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5）． 原载：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2011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