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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从成书至今经历了百年传承，是古代文学的经典，也是传统文化的灿烂遗产。而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凸显，经典名著的现代传播和时代阐释，新的文学媒介和传播特点需要我们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和学术观照。本文从四大名著百年传播入手，在文学和媒介的关系情景中分析文学和媒介的关系，探寻名著传播的意义和价值。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所以文学媒介就可以定位为文学的语言与意义得以传播的物质形态及渠道。而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则提出“传播的偏向”，认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这种时间或空间因素的相对注重，将意味着被植入其中的文化出现一种意义的偏向（2）。这种观点注意到传播媒介会导致被传输的知识的意义出现某种偏斜，甚至还会促进一种新文明的出现。因此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媒介变革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就值得重视。从远古时代到今天，媒介经历了从语言（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五大变革，而文学也借由媒介的变革形成众多的传播形态，四大名著的百年传播印证了这一共生关系。 一、口语媒介的交流性与文学传播的群体性 口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传播媒介，依靠人体自身的发声功能，通过语言承载的信息内容进行交流。民间说唱和传统戏曲是口语传播四大名著的主要形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在故事内容上借鉴了前世的话本，至成书之后，作品被不同时期的众多艺人改变为评书、大鼓、弹词等民间说唱形式。而有关四大名著的戏曲剧目更多，说其撑起戏曲的半壁江山也不为过，这对小说的普及作用毋庸置疑，“拿《红楼梦》这部书来说，有些群众看不大懂，但却可以通过曲艺听懂，所以曲艺的形式，包括南方的评弹以及其他各种说唱艺术的形式，是这种普及工作的最好途径。”（3） 但是，口语传播转瞬即逝，信息不可复现，无法保留，且传受具有时空同一性，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合在剧场茶馆等地表演。在这一封闭的传播空间内，传受双方形成一种短时性的群体关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是一种群体动物，必须生活在群体中，从群体中获得安全感、认同感和存在价值，而群体也必然会对每一个个体形成无意识的心理压力，迫使个体进入群体氛围中，与他人的心理和情绪产生无意识的认同。因此，说唱戏曲等口语传播形态对于名著内涵价值的认同和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承是不可或缺的。虽然现代科技可以采用录音手段来机械复制，但已经失去了口语传播的现场感和生命力。 其次，口语媒介具有极强的交互性，传受双方处于同一时空内，形成亲密的面对面关系，受众反馈及时，传者可以随时调整传播内容和方式。尤其戏曲形式虽以口语为主，但辅以动作、表情、服装、布景、灯光、配乐等构成的舞台氛围让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完成一次情感体验。戏曲传播具有很强的表演性，相比内容信息，受众更关注情感信息，信息传输功能弱化的同时文化娱乐价值在凸显。 最后，“文字是书写下来的语言，是语言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4），是和人类抽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记录思维的最佳工具。口语传播要对作品中对话部分外的其他的文本信息进行一个形象化和口语化的处理，这必然导致对文字信息特性的消解。同时口语传播一般无法展现作品全貌，只能选取适合表演的故事情节，很容易造成信息接受的片段式和碎片化，所以是一种形式意义大于文本内容的传播形态 二、书写媒介的疏离性与文学传播的人际性 书写媒介是文学文本的基础传输渠道，它比人类的语言和记忆更适于穿越时空保留可靠和准确的记录，四大名著也只有物化为文本形式，才最终形成，并穿越时空与写作时的社会心理语境，在今天产生意义和价值。对此保罗·利科尔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口语传播的听-说关系中，意义可以被话语的指示功能所解决，“如果我们不能指向我们所说的那个东西，至少我们能够把它放在传播者所处的共同唯一时空网的关系之中。它就是由话语的情境所决定的‘这里’和‘现在’，它给我们提供了全副言谈的最终指称。因为书写，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不再有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情境了，指向行动的具体条件已不再存在了”（5）。书写媒介使作品中语境指称特征消失，形成与实在世界的间隔和疏离，呈现一个虚拟的可能空间，为读者的阐释留下余地。如罗杰·菲德勒所说：“书面文献将字词从它们的言者和它们最初的上下文中分离出来，削弱了记忆的重要性，允许对信息内容进行更加独立和更加从容的审视。”（6）P53同时，书写媒介斩断了口语媒介的交互性，传受无法沟通，写作和阅读只是一种虚拟的文学传播行为，文本超越口语媒介的时空局限和意义单一性，向读者无限开放，意义不断增值。 除此之外，书写媒介特有的传播方式——抄写，决定了文学传播的私密性和人际性。抄写产生最晚不晚于殷周之际，在印刷日臻完善的明清也兴盛不衰，它是古代文学作品得以遗存和传播的主要方式。如《红楼梦》，在小说处于创作和修改时期，曹雪芹的极少数亲朋好友便开始传阅他陆续完成的定稿，现收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而《三国志演义》直到弘治年间还是以抄本形式流传。抄本的流行原因有二：其一，当时的印刷成本高限制了购买者的身份和数量。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载：“乾隆八百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7）无法购书的贫苦读书人只能抄录以保留和研读。其二，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都非常注意加强思想统治，对民间雕刻公布种种禁令，那些统治者认为有伤风化的，具有反封建思想所谓“戏亵文学”，只能通过抄本形态进行传播，如《红楼梦》。 但是抄书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抄本主人视若珍宝地加以私藏，不会轻易将其示人或借与他人，偶有借阅也是限于人际交往范围内，一传十、十传百，并形成固定的人际关系。这种私密性和人际性，决定它的传播范围及效果非常有限。同时由于抄手文化水平高低参差、个人情感倾向不同、工作态度殊异，造成了手抄书的诸多流弊，比如字迹不清、错漏，甚至是随意篡改都是极其常见的现象，其结果就是以讹传讹、错误百出，难见原作本真面目。所以，随着印刷技术的完善和普及，它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印刷媒介的固态性和文学传播的大众性 印刷媒介的出现实现了文学文本的第一次大众传播。媒介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欧洲的印刷业直接发展于这个抄写社会里对文本的未被满足的需求。现代印刷术发明之后，文学文本就脱离了抄写者的私有而逐渐走向大众，并且印刷品根据解读专门化语言编码的不同能力来迎合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需求，并促使文学对市民阶层的关注，也让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成为可能。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直接描写现实社会的生活图景，关注现实社会当中人们的悲欢离合，而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蔑视天庭，是对既有的统治秩序和邪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对现实的理性感知与影射，都契合当时的人文观念和价值认知，满足了市民阶层对文学创作的诉求。所以四大名著的成型、内涵、传播到成为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是印刷媒介时代“传播偏向”的必然结果。 书籍是印刷媒介传播、荷载文学信息最重要的方式。它将文学文本最完整、最忠实和最固定的保留，并传承文本的原始内容，固定不变。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用活字印刷程甲本120回《红楼梦》，次年，程乙本接着问世。而1921年，第一部新式标点本《西游记》出版，是对文本进行了严谨踏实的校勘整理，为今后的传播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不同时期对名著的出版印刷对百年传播起到了革命性变化，也真正让名著从藏书阁进入百姓视野。 其次，四大名著都曾被改编为连环画。最早的《金玉缘图画集》现存图画388幅，根据《红楼梦》主要故事情节的发展编排画出，并配有画面说明词语以及评注语，是完全具备了连环画特征的第一部连环画书。还有被认为是石印连环图画的第一部书，朱芝轩画的《三国志》，再如光绪年间印制的《水浒传》和《新说西游记图像》都是早期的连环画作品。 连环画以图为主，图文结合，对于书中故事的演绎主要以图画的前后变化来描述，那么将抽象文字进行图像化就是其改编的核心意义。而配图的文字起着解释、说明和衔接图画的作用，不是小说文本的摘录，而完全是出于适应图画的需要而进行编写的，所以已经失去了文本存在的独立意义。这使连环画完全脱离书籍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传播形态。而且连环画通过图画来讲述故事内容对于受众文化程度要求不高，有助于在市民阶层中传播。 当然随着连环画出版的衰落，四大名著的连环画也少有问津，但这不能抹杀它在传播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当代很多人将收藏四大名著的连环画本作为一项艺术投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连环画形态的价值。 四、电子媒介的控制性和融合性与文学传播的当代性 事实上，整个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都可视为一种新兴媒介叠加而非取代既有媒介的复线发展过程。而四大名著的百年传播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过程。1987年《红楼梦》被改编成36集电视连续剧，并拥有过亿的观众。之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分别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包括今年在各大电视台上映的新版《西游记》和已经拍摄完成的李少红版《红楼梦》都掀起了名著改编的又一浪潮。同时，四大名著也被改编为广播剧，如1996年版的《水浒传》，共67集；2007年发行的广播剧《红楼梦》由姚锡娟播讲；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录制广播剧《三国演义》分28部共108集。 电子媒介的各种传播形式以线性的或按次序的方式呈现内容。“例如，一部电影以一种动作和场景不变的顺序来上演，每一次被观看时都以同样的方式讲故事。”（6）P32也就是说信息的每一部分被制作者固定，内容的生产、选择和发布的步骤、次序、时间和流动，受众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随意越过或改变，是一种单向的灌输。同时，电子媒介的互动性差，受众反馈不及时，同一内容与受众的个体差异很难协调，只能是一种大众化、被动式的传播模式。 不仅如此，电子媒介的控制性也为名著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契机。“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特定价值观的范导，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价值理想的外化或对象化。”（8）P304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百年经典，就在于其精深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而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特性要在当代语境中对其重新解读和阐释，并赋予它与当下时代特色相契合的现实意义。电子媒介的控制性使得传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对内容的选择和生产得以渗透，并且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让受众接受，实现名著传播的当代意义。“在对印刷媒介的阅读中，人们理解一种思想、审视一个形象时，可以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聚焦，而视觉媒体则把它的视角、聚焦强加于观众。”所以电子媒介通常传递与人类的经验和精神信仰相联系的感情和思想，这也验证了名著的影视改编价值。 但是，影视作品用瞬息万变的闪动画面串联情节，传达信息，受众始终沉浸于一种头脑风暴中，根本不可能如阅读书籍时那样用静观、冥想等方式去细细体悟对象。就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观众们如此紧紧地跟随着变换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至于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联接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或她）仅仅陶醉于那些有众多画面叠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感官刺激。”（9）这种感觉置于思考之上的影像体验必然是浅表化，情感化的，很难表现和转化名著中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 五、网络媒介的交互性和文学传播的超时空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网络媒介逐渐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并借以超强的互动性和融合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威胁到传统媒体的地位和前途。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曾对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进行了描述：人类传播的时式和形式的变化速度本身，就是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数据：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影和广播，四百年；从第一次试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五十年。而网络媒介实现5000万的受众则仅仅用了五年时间，足见其媒介强势地位。 而“就文艺传播而言，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著作权问题的话，其传播效果几乎是难以估量的。”（10）以《红楼梦》为例，在互联网上，有关《红楼梦》的网站、网页、新闻和图片等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关于《红楼梦》的专题网站就有80余个，而如果用百度搜索“红楼梦”，用时仅0.034秒就能找到有关《红楼梦》的网页达2880万个（2010年3月1日前）。可以说，借由网络四大名著实现了最强势、最迅速的传播（11）。 首先，网络媒介融合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多种信息模式，资源丰富，容量巨大，受众可以选择不同的传播形态和接受方式。文字版四大名著将文本比特化；影视剧在线或下载观看消解了传播控制；名家名段的曲艺表演也脱离了群体氛围只供个人赏析。网状立体式的传播空间，打破传统媒介单一线性的传播模式，凸显受众的自主性和网络的超时空性。 其次，四大名著从纸质传抄本到现代影视改编剧，都是一种单向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位置和关系是明确而固定的，传者无法及时大量的获得受众的反馈意见，受众之间的交流也很有限。而借助网络平台，作为传播者的网站和作为接受者的网上受众（同时也可成为传播者），几乎可以随时交流感想，互通信息，而且受众之间也 可以更自由的交谈沟通，正如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所说，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才能形成真正的传播价值。所以，受众的主动参与和网络的交互性成为四大名著网络传播的最大优势。 但是，在线阅读的文本也好，下载的影视剧也好，都是已有传播形态的数字化，是两种媒介融合的结果。而近年来出现的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网络游戏，倒是一种新的尝试。如根据《水浒传》开发的水浒Q传；根据《西游记》开发的大话西游、梦幻西游等6、7款；而三国背景题材的网络游戏也有十数款（目前还没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网络游戏）。它们以名著故事为背景，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展开互动，并伴随各种奖惩原则，给受众以战斗的刺激、胜利的喜悦和奖励的满足。虽然它们具有网络媒介性质，但是脱离了文学文本的实质内涵，只是一种名著传播的网络衍生品。所以，如何适合新媒介环境，如何依托网络媒介，挖掘和构建一种新的名著传播形态值得我们研究。 综上，我们从媒介视角梳理了四大名著自成书以来百年的传播历程，研究和分析了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既观照了历史价值和传播特性，也探讨了媒介和文学的双重变奏关系，可以说媒介之于文学不仅是外在的物质传输渠道，还是文学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对两者的关系和媒介之于文学及文学传播的作用还应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144. （2）[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51：33. （3）冯其庸.红楼梦曲艺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3. （4）杨铸.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3. （5） [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44. （6）[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7）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35. （8）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4. （9）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 （10）李根亮.《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D].武汉：博士学位论文：182. （11）钟虎妹.从媒介机理来看新闻传媒[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87.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刘天明（197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总第24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