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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说与电影——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王安忆 参加讨论

    演讲人:
    简 介: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等职。曾撰读书随笔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代表作品有小说《流逝》、《小鲍庄》、《长恨歌》等,其中长篇小说《长恨歌》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此后再被改编为电视剧、话剧等。近年来王安忆开始涉足话剧领域,已创作改编的话剧作品有《长恨歌》、《金锁记》、《发廊童话》等。
    编者按:1978年英国出品的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根据英国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该片自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中国后广受中国观众的欢迎。著名作家王安忆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从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为例,为大家讲析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手段、表现手法等问题上的区别与联系。
    描述不在场的情节——小说的长项
    我要讲的是小说与电影的区别,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以及改编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例。
    曾经听华裔美籍痕迹专家李昌钰博士的讲座,他说,他只负责犯罪的痕迹,以此为推断,而不问动机,动机是其他人的事情。小说却是讲动机的,痕迹在小说中很难体现,因文字语言缺乏直观的功能,只能间接地传达。
    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共三十一章,第八章讲述游览尼罗河的全体客人上了船——那艘卡纳克号游轮,第一餐晚饭,大家都坐定了,阿勒顿太太拿起餐桌上的旅客名单,逐一认识旅伴。其实是一次点名,好让故事里的人物鱼贯亮相。《红楼梦》里也有过几次重要的点名。比如在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的老师贾雨村遇到旧相识、做古董生意的冷子兴,告诉一件奇事,就是衔玉而生的贾宝玉,顺便将贾氏的家谱叙一遍,宁荣二府的轮廓面目基本呈现了。回到《尼罗河上的惨案》,阿勒顿太太点名——阿勒顿太太,在电影里完全不存在,可是在小说中,却是个重要人物。就让我们从点名者这一桌开始,来认识船上的旅客们。
    阿勒顿太太这一桌,是阿勒顿太太和她的儿子蒂姆,赫赫有名的大侦探波洛,受阿勒顿太太邀请同桌,却让蒂姆很不高兴,后来这一桌还加入了中途上船的雷斯上校。
    第二桌,色情小说家奥特伯恩夫人和女儿罗莎莉,再加上杰基——这里的人物我们都从电影上认识了,她们担纲着重要情节。
    第三桌,都是些散客:贝纳斯医生,在电影里是一名庸医,也具有着犯罪动机;社会主义者弗格森先生,电影里也有;考古学家里克蒂先生,还有神秘的范索普先生,后两位在电影中都销声匿迹。
    第四桌,是最吸引人眼球的,处在舞台灯光的中心,那就是幸福的蜜月中人多伊尔夫妇,新娘林内特和新郎西蒙,加上时刻盯着他们的安德鲁大叔——林内特家在美国的财产受托人。电影中他们都到齐了。
    第五桌,范·斯凯勒小姐,这位有偷窃癖的老小姐,带着她的女伴鲍尔斯小姐,第三位是老小姐的穷表妹,年轻姑娘科妮莉亚,也是在电影中消弭的一个人。
    就这样,当事人基本到场了。接下来,我们再逐一审查他们的出身来历,事故的动机就埋藏在这里,这也是小说的专长,它能交代与描述不在场的情节。这一回,我们换一个顺序,按照事件中人物的重要程度进行。
    如何行动——电影占了上风
    首先是林内特·里奇韦。林内特的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女,而她的父亲善于投机事业,使财富无限增值。父母双亡,年轻、美丽而又单身的林内特是唯一继承人,也因此成为众目瞩望的极品婚姻对象,社交界都认可的温德尔沙姆勋爵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温德尔沙姆勋爵在电影里不复存在,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多说几句。这是一位有爵号的贵族,家世源远流长,那一座查尔顿庄园便是明证。从伊丽莎白时代,温德尔沙姆家族就拥有了它,尽管如今一径凋敝下去,可规模、身份、名誉尚在,倘若有了林内特的钱,就可以重兴辉煌。那么林内特对勋爵怎么看呢?当然,她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激情,可是她也许并不相信有这种激情存在,所以她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头脑,敏锐地发现这桩婚姻涉及到庄园的问题。一个家庭只需要一座庄园,那么查尔顿庄园无疑是首选,它有漫长的历史,著名的身世。再有,她嫁入夫家,顺理成章,就是查尔斯庄园的女主人。事情看起来不错,可是恰巧她刚买下一座庄园,从沃德爵士手里,老沃德痴迷赛马,输尽家产,只能将庄园出售去抵他的赌债。沃德庄园没有查尔斯庄园宏伟和著名,也许凋敝得更厉害,但林内特对它却有一番雄心,她要重建它。计划是修游泳池,意大利的庭院,华丽的舞厅,听起来很现代,带有暴发户风格的一座豪宅。修建沃德庄园还会使镇上的人增添就业机会,振兴地方经济,这也合乎林内特的好胜心,就像她用大大超过实际价值的钱买下它,使沃德爵士深感受侮辱,问题是他真需要这笔钱。这就涉及到林内特的性格了。
    这样好运气,占遍天下优势的人,很难想象她还会有其他性格。女友乔安娜——注意,这也是消失在电影中的人物,乔安娜的话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林内特·里奇韦”;波洛说的是“你是向来不大需要去容忍不顺心的事的”;杰基,林内特的闺蜜,后来成了情敌,她说,“她从来不节制自己”……可是这个什么都有的人,独缺一件东西,那就是恋爱的激情。即便卑贱如女佣玛丽,都在体验着,而在杰基和西蒙,这激情更是光芒四射,使她感到严重的缺失,于是,毫不犹豫,一伸手便夺过来。
    第二个重要人物非杰基莫属。查阅她的前史就可知道,不仅在情节与林内特处于对峙关系,在出身与命运上也是两相对立。她的父亲是法国伯爵,是那类酋长时代的贵族,就像梅里美小说《高龙巴》里源远流长的古老家族,动不动就决斗。母亲是美国人,却是南卡罗来纳的人,从小时起,外祖父就教她打枪。总之,父系和母系都带有蛮荒性质的气血遗传,难免缺乏理性,往往会损害生活,那就是,父亲抛家弃口,跟一个女人跑了,母亲呢,在华尔街的投机事业中将钱输光,余下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儿。这个女孩,如今恋爱上了。早在人物出发埃及去度那个悲惨的假日之前,伦敦的“大嫂餐厅”里,波洛看见一对年轻男女,显然是在热恋中,那女孩子的神情让波洛担心:“她爱得太深,这个小姑娘,这可不安全。”在英国人保守的眼界里,几乎是野人一般,没有经过文明驯化的情感,阿加莎·克里斯蒂为这桩谋杀案的凶手所设计的前史用心非常周到。勿用说,大嫂餐厅里的姑娘是杰基,小伙子则是西蒙。
    西蒙·多伊尔,他参加进林内特与杰基之间,将两人关系推成三角。西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英国德文郡的乡下人,财主家的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只得自谋生路,在伦敦商业区某家事务所里做文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名白领。对那个时代的贵族来说,进入城市找饭吃实是落魄得可以。多伊尔家族称得上“名门”,林内特要嫁的人终也不能太离谱了,却是衰落了,这时节,英国有多少破落的世家啊!可再不济,西蒙也是在空气清新的乡间长大,养成健壮的体格,一生中没得过一次病,同时,头脑也很简单,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来到伦敦,用杰基的话就是,“闷热的事务所”替老板打工,结果还被裁员,成了一个无业者。一方面,伦敦的生活令人沮丧,另一方面,伦敦不失时机地培育出另一样东西,消费的欲望,还是用最了解他的杰基的话说:“他喜欢花钱买的一切东西”,因此,“他的确想林内特的钱!”
    这三个人的关系构成事件的主要情节,动机其实简单明了,难题是如何行动。在此,电影发挥了优势,那就是它的直观性。西蒙佯装中了杰基的子弹,然后等现场人们走空后,摸到杰基扔给他的枪,奔去舱房,射毙林内特,再跑回客厅,自己打自己一枪,把枪扔进尼罗河。这一串动作,由每一个嫌疑人假设性地演绎一遍——电影改编者事先已经将船上的人物全部设定为与林内特有夙怨,于是,每个人被虚拟着来一遍杀人实施过程。就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船舱的位置,住宿和住宿之间的关系,空间,时间,行动路线,越来越清晰。“痕迹”显现出来:桌腿上的枪眼,遗失后又出现的披肩,指甲油瓶子里的醋酸味,死者床头那个血写的字母……就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贯穿起来,揭出谜底。
    而这些排查工作在小说里,则是满含讽意地成为雷斯上校罗列出来的几张纸。他的辛苦劳作没有得到波洛的重视,而是轻轻地推还给了他。这也是全书中最乏味的段落,除了理解为是又一次点名,一个军人的点名当然不会有贵族夫人点名的格调。小说显然在交待行为动作方面处于下风,它只能在另一些地方展现身手。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消失在电影里的人物。
    为什么他们消失在电影里
    阿勒顿太太,是英国贵族。阿勒顿家原是有丰厚的产业,但因经营不力或者说是经纪人的陷阱使其萎缩,这个经纪人不是别人,正是林内特的父亲。这一位在电影中消失踪迹的夫人,在小说中却占了相当的篇幅,尽管她并没有涉入故事的中心事件——谋杀案。那么,她被分配给予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阿勒顿太太,可说是一船人中,惟一能和波洛对话的人物,不仅在智慧,还在德行,两人旗鼓相当。她与波洛前后有过三次谈话。第一次是在尼罗河旅程开始之前,游客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汇集河岸上的旅馆,彼此有了点头之交。波洛散步遇见正写生的阿勒顿太太,两人自然搭起话来,谈的是对旅伴们的印象。这个多少带有八卦色彩的话题在他们两人,却进行得十分有趣。波洛是个著名的大侦探,而女性又总是对犯罪好奇,于是便做了一个游戏,用阿勒顿太太的话说:“我要给这家旅馆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与之相称的犯罪动机。”历数一遍,不得不承认每一桩犯罪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波洛说:“这些人忘记了,主宰生死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可是,阿勒顿太太回答:“尽管如此,上帝还是要挑选自己的工具。”波洛则指出这种想法的危险性。最后,阿勒顿俏皮地总结了这场关于犯罪的务虚活动,她说:“这次谈话之后,我将怀疑是否还能留下什么人活着!”除了她,还有谁能把话说得如此优雅而风趣?
    第二次谈话发生在谋杀案初露端倪,参观神庙时,岩壁上突然坠落巨石,险些砸中林内特和西蒙这一对新人。事后,波洛专门向阿勒顿太太请教“fey”这个苏格兰单词,书中注释为“有死亡预兆的;临死时的狂乱状态”。就在下船观光之前,阿勒顿太太曾说过林内特反常地兴致勃勃,这正合乎波洛的预感。区别是阿勒顿太太是出于不自觉,波洛呢,早已经搜集了许多征兆,得出判断,阿勒顿太太就是一个有灵感的女人。
    第三次谈话在我看来意味无穷,那就是谋杀案发生,波洛着手侦破,与船上每一个人交谈。轮到阿勒顿太太,波洛指出她与林内特之间也是有过节的,林内特的父亲是阿勒顿家财产的代理人,结果呢?财产不断缩水,她们的日子显然很拮据。这个情节在电影中被转移到老小姐的女伴兼护士鲍尔斯小姐身上,然后就将阿勒顿太太打发得干干净净。鲍尔斯小姐恶狠狠的脸上,满是愤懑和仇怨,对林内特相当粗暴。可是小说中阿勒顿太太面对波洛的摊牌,态度十分从容。她说:“你要知道,如今不管在哪里投资,能得到的股息要比过去少了。”她将家道衰微看作大势所趋,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阶级和财富重新调整的时代,因此而能够对变故保持镇静,风度良好。儿子蒂姆却不像母亲那样豁达,他以寻求刺激反抗社会来平衡失意的心情,那就是参与珠宝盗窃团体,下线是他的表妹,也是林内特的女友,前面提到过的乔安娜,他们使本来已经够混乱的珍珠失窃变得更加混乱。电影中,这桩混淆视听的案子连同作案人一并剔除出去,事情变得单纯许多。
    科妮莉亚小姐也很值得一提。前面说过,她是范·斯凯勒小姐的穷表妹。斯凯勒小姐我们应该很熟悉,就是那个偷林内特珍珠项链的老小姐,带着女伴鲍尔斯小姐,两人互相怨恨,又互相依存,很古怪的一对。在小说里则是三人行,多出来的那一个,就是科妮莉亚·罗布森。罗布森是美国康涅狄格州贝尔弗尔德的有渊源的家族,只是抵不住时代变迁,也已经贫困潦倒,只得投奔到纽约的富表亲家,寄人篱下。而罗布森家也是被林内特的父亲给弄惨了的,电影中鲍尔斯小姐的身世,也有科妮莉亚的一份。当有人向波洛揭露这一点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我恼火过——只是一会儿工夫。你要知道,爸爸大概是由于不得志而死的,因为他的事业失败了。”究竟还年轻,又生在家道没落之后,没能够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面向市民的希腊艺术讲座和文艺复兴讲座上享用一点“文化生活”——这是弗格森对美国艺术普及教育的说法,美国不时要被英国人拎出来说道说道——所以,科妮莉亚不能像阿勒顿太太那样从全局看问题,她只是从个人命运上认识变故:有人得志,有人不得志,由一个巨大不为人知的意志决定,只有服从。就像她看着神像油然而生的崇敬心情:“看到它们会使人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就像一个小虫。”于是,她心理平衡,如贝纳斯医生说的:“没有饥饿感”——贝纳斯医生在电影中被描绘成心怀恶意,与林内特也有着私仇。电影里,没有一个人不与林内特结怨,都具有谋杀的动机,模拟试验又证明每个人都有条件作案。而在小说中,人物并不都与谋杀案有牵连。这位德国医生,在奥地利负有盛名,诊所都开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虽然性格枯乏了些,却合乎科学之道,对于科妮莉亚这样的穷姑娘,无疑是一门可靠的婚姻,而灰姑娘这样的好运气,又总是为“没有饥饿感”的姑娘准备的,在全盘下滑的旧家世中,可算作一点补偿吧!
    电影的浪漫,小说的哲理
    小说中,弗格森先生也迷上了科妮莉亚小姐,吸引他的也是“没有饥饿感”这一点吗?可是科妮莉亚却拒绝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严肃”。“不严肃”的弗格森其实是一位爵爷,却以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场。阿勒顿太太点名时,对他作出这么一句评语——“我感到弗格森先生一定是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盟友。”
    这句话很妙,资本主义有两个反对者,贵族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阿勒顿太太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抱了不以为然的态度。这名社会主义分子,出身英国高贵的世家,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成为一名左派,大学,尤其是名校,往往是激进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破旧邋遢的穿着之下是昂贵的内衣。他批判资本主义的极端言辞与其说出于见解,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惯坏的孩子在发脾气。所以,科妮莉亚说他“不严肃”真是说得太对了。这也是小说中的灰姑娘与童话中的不同,小说中的灰姑娘颇具现实头脑,她们宁肯嫁给凭本事吃饭的成功人士,深知“王子”是不顶什么用的。多少也反映出作者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最终抛弃,克里斯蒂不赞成太离谱的人和事。电影中,弗格森与罗莎莉爱上了,母亲死于非命,罗莎莉成了孤女,而弗格森在这里也看不出有什么身世背景,两人正好配对。
    现在,要谈谈著名的大侦探波洛了。波洛早就感到不安了,船上浮动着一股强烈的感情,随时可能出事。这强烈的感情是爱情,又不单纯是爱情,而是与不公平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就像杰基说林内特的话——金钱助长了魔力,这是资产阶级给爱情原始性注入的文明力量。波洛很庆幸自己不再年轻,“青春是最脆弱的时期”,他上了岁数,有许多阅历,不会那么不节制感情,那么看不开。他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斡旋调停:劝说林内特放谦逊些;建议西蒙带妻子离开,独自包一条船去做蜜月旅行;告诫杰基向前看;告诉罗莎莉,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有的人,其实时时都在提防着,因此严重减损了幸福感……这些年轻人,不幸处在阶级轮替的交接口上。过去的生活逐渐消失,新的生活还看不出有什么好,无论华尔街的金融操盘手安德鲁大叔,还是市场作家奥特伯恩夫人,都显得可厌又可怜。波洛的调停显然没起作用,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当然,作为一部推理小说,事情非发生不可。而就在侦破的过程中,波洛发现更多的潜藏着的危险因素,愤愤不平的激烈的情感比发作出来的更多、更可怕,却也在自我调节中化险为夷。所以,从某种程度说,调停还是起了作用。最后,阿勒顿家收容了罗莎莉,贝纳斯医生接受科妮莉亚,可视作阶级的和解。波洛同意阿勒顿太太的话:“但是感谢上帝,人世间还是有幸福的。”阿勒顿太太就像是波洛的发言人,可惜在电影中她无处存身。
    电影中的惨案要比小说中的单纯得多,也罗曼蒂克得多。爱情是主要的动机,行动构成情节的主线,人物全对具体的案情有所作为,波洛呢,就事论事,对事物的逻辑负责任,兼顾人情。旅程结束,卡纳克号游轮靠岸,电影中,波洛与雷斯上校对着那一对恋人,罗莎莉和弗格森的背影,叫了声“悠着点!”原话是Takeeasy!放松别紧张,对什么“别紧张”?对爱情,虽然爱情闯下了大祸,可并不尽然如此!在小说里,波洛面对尼罗河,低声对雷斯上校说了一句法语,意思是“多么蛮荒的地方!”波洛不止是侦探,还是一个哲人,经历着生活,对广大的人世发出喟叹。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0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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