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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着人物来写 沈从文总在联大课堂上说：要贴着人物来写。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艰难。面对笔下一个甚至没有原型的人物，对他或她的职业学历年龄长相家世成长环境，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或许是如禅宗公案所言，倒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当然包含了创作者的价值选择，但在创作这一人物时，却需要抛开先有的想当然设想和人物的言行应对，都必须按照人物的生活逻辑加以表现。 《娘》的原初设计，当然是为了歌颂母爱的宽厚博大，所谓“母爱的史诗”。但是不管是最体现这一点的满仓娘，还是作为对照与陪衬的金斗娘、栓子娘、程天瞳，以及谷雨、穗儿、端午， 都不能写成伟大光荣正确的母爱模特，她们应当各有各的言行逻辑。 例如，在抢粮事件中，金斗娘坚持的是财产私有原则，她最重要的心思是保住粮食，对于儿子金斗为了面子不惜伤及乡邻关系提出下跪惩罚，她再三表示不赞成；栓子娘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默许了儿子的抢劫行为，她并不认为自己占理，但她愿意为了儿子与同伴的生存付出名誉甚至生命的代价；满仓娘既不认可抢劫富户的行为，但也不忍强求栓子一行归还粮食，她只好牺牲自己与儿子的名誉，当着全村人在金斗家门口下跪，用这种隐忍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乡村财富(粮食)的平衡与流动。 这些人物形象是虚构的，但因为创作者贴着人物写，让人物按照自身的处境身份说话行事，让观众能够认同人物的虚拟真实感，甚至可以设想“潜在的情节”，即当每个人物面对作品中并未描写的生活情境，会呈现出何种的反应，整个故事于是经由人物带动，而非仅靠情节。进而，这些大大小小或详或略的人物，共同完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想象性重建，观众似乎能够感受到这个具体而微的乡土社会浓浓的熟人氛围中的名誉与利益之间的自我调节机制。 写活一个人物，就能写活一种气氛；写活一批人物，就能写活一个社会。这条创作法则，在《娘》里再次得到了验证。 苦心经营的随便 苦心经营的随便，是汪曾祺对自己小说结构的总结。这句话的重心在于“随便”。 按照某种分类，《娘》不属于“情节剧”，而属于“主题剧”。因此，它的结构编排，适合让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的突进与转折，在一件件大事小事的冲击与回应中随波浮沉。事实上，《娘》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能丝毫影响历史的走向，也没有什么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所有人都是被历史绑架的个人。他们平凡的故事，折射着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家族往事。你走出门，坐上车，经过街道，驻足城镇，随处都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家，这样的人生。 因此，《娘》着力于服饰、道具甚至文字，效果便是洗涤人物身上的当代气味，以斯琴高娃为首的演员群，追求“不演而演”的生活化演绎，都让《娘》透露出一股随随便便的气息。 所谓苦心经营，是将生活中纷繁散乱的细节，提炼成表现力最强的场境与画面。这方面《娘》并没有少下功夫，人物性格的对立，情与理多重的冲突，尤其借助人物让观众揪心的命运，让情节的推进始终吸引观众追问的目光。不过，已有多篇评论指出，过多的偶然与巧合，让《娘》稳静平和的叙事策略之后，透出了几丝“太像戏”的躁急。这或许是《娘》最大的薄弱环节，或妥协之处。 传统家庭伦理的再思考 整体来看，《娘》笼罩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光辉之下。甚至不同家庭的命运走向，都带有强烈的喻意。远比满仓家富足的金斗家，因为母亲的缺乏教养，儿子当上了汉奸，最终与母亲一起捐生，女儿虽然心地善良仍然命途多舛；比满仓家穷苦的栓子娘，无法阻拦儿子抢粮，也无法阻挡他回归中央军，也种下了日后家离人散的恶因。只有满仓娘，依靠她合“礼”也合“义”的传统伦理逻辑，护佑着所有子女平稳而安谧的人生。她的亲生子女中，受难者都是命运悲剧，而非性格悲剧，被她的母爱光辉照耀的其他后辈，也总在“听娘的”的信条下获得某种救赎。 而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并非革命叙事中进步母亲的又一翻版，相反，她总是声称“我不懂政治”，对她不熟悉甚至不理解的新规则，也总是以“娘给你惹麻烦了”化解矛盾。《娘》以相对恒久的家庭伦理关系，面对并消解着大时代的激烈冲突与无所适从；以对满仓娘辐射式伦理亲情的大肆书写，替代了曾经是垄断性的革命或国族叙事，它甚至故意在家族史的书写中设置了代表宏大叙事与国族情绪的父亲角色的缺席，从而将以中国式母爱为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抬升到一种超越时代、地域、文化、政治的高度。 为了体现这一点，主创者甚至有意回避了时代大潮的观念、行为、环境变化对于满仓娘个人内心的侵蚀。40年翻天覆地的往复变异，只有满仓娘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坚守着亲情第一、绝不为恶的伦理底线。正像片尾曲中唱的“这一声娘喊了五千年”，漫长而稳定的老中国乡土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亲亲相守的差序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己及人的伦理法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维持着运转与发展。 不过，《娘》并非只是抽象的概念化叙事，它由大量的故事与细节构成家族史的图景，而且如前所说，贴着人物写的创作方式，让《娘》避免成了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即使于其明显张扬的传统家庭伦理，亲切的叙事仍在各种的裂隙中透露出了淡淡的反思。即使是最成功代表传统家庭伦理的满仓家，在儿女对母亲的恋慕之外，满仓对于婚姻自主的坚持，穗儿对母亲把她的婚姻当做家庭粘合剂的抱怨，端午与新四在时代“革命”观念冲击下对传统伦理的背叛，都传达出理应且实际存在的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困境。 “五四”将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万恶之源加以批判，正是看到了这一困境，但并不意味“五四”新文化的药方就当然正确。相反，梁济以殉身表达的对民国社会破坏传统伦理的抗议，却总能在革命和进步叙事的重重压迫之下顽强地抬头，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伦理体系重建不可忽视的资源。 反过来说，传统伦理的坚守亦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一成不变，《娘》在剧末展示了母亲自我的恢复：她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无须被提及的闺名“孟玉凤”，在商业社会居然堂皇地成了凉茶品牌，借由这种转换，一生为儿女奉献，甚至自许为“当娘的都是贱骨头”的满仓娘，也在新时期的广东找到了家庭之外的个人价值。一部电视剧，不可能回答“伦理重建”如此巨大的课题，但可信的生活逻辑、生活流的叙事方式、去表演化的人物刻画，却让《娘》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历史中家庭生活的真实面貌，也为观者重新反思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兼容与冲突，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