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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视角中，人们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论题总是充满了争议，有各种意见。 影片是心理分析史中一个特殊的案例。阿尔多·卡罗德努特（Aldo Carotenuto）是荣格流派的心理分析师。在他的一本书中，曾收集了萨宾娜·斯皮勒林、古尔塔夫·荣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三个人是此部影片的主角）的故事和书信。一些故事情节和创作就来源于这些素材。 在电影《危险方法》中，突出表现了治疗师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又严格。这是电影作品中第三部涉及这个主题的影片。之前有罗伯特·费恩察的《我美丽的守护天使》，讲述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故事。比之更早的，还有卡尔罗·里扎尼执导的《绝望的爱》，更有意思。我记得有位女病人，在痊愈之后，还希望回到从前患病时的状态。因为只要一回到她的家庭环境中，凭借这种状态，她就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事实上，所有我治疗的病人，如果能够离开家庭，离开那个城镇、那个环境，而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就都会过得很好。相反，即便已经痊愈了，不管是谁，只要再回到以前的刻板定型、情感中，再回到他的过去中，他又会重新受到同样的折磨。 我判定萨宾娜·斯皮勒林患有精神分裂症。即使她被列入那个时代最伟大心灵科学家之中，她仍然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试图去接触在社会、政治、金融或医学领域被认为是较高层次的东西；斯皮勒林就是这样。这个女人有着明显的大脑精神分裂症。她没有游戏于家庭关系之中，而是让自己的精神分裂症升华，转向从事有关女性哲学和政治权力的活动。 萨宾娜·斯皮勒林能在弗洛伊德和荣格（也包括其他的精神分析师）之间引起矛盾，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了解女性的深层心理。她为了生存，曾让弗洛伊德和荣格帮她找病人。萨宾娜·斯皮勒林后来被纳粹同其他犹太人一起杀害在犹太教堂中。总之，她是一个升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将自己的混乱、无序转移，在心理学中宣泄自己的精神垃圾。 弗洛伊德给萨宾娜·斯皮勒林写了21封信，信中流露出对她的忠诚和崇拜。 我认为斯皮勒林利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对立，根据自己的病理代码，将自己的语义传递给二者,她感觉到他们的无辜，玩弄二者，根据情况而对自己的梦加以修饰。 荣格在某个时候意识到自己落入了移情的圈套中。他曾在其中一封信中写明，并向弗洛伊德求助。斯皮勒林在跟荣格发生关系后，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摧毁他：她将这个错误告诉弗洛伊德，并让荣格的妻子知道等。弗洛伊德和荣格在科学观点上有些是对立的。荣格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弗洛伊德，这主要是因为斯皮勒林缠在他身边的原因。 当一个心理治疗师接待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自身带着情结、刻板定型、重复的强迫症，以及导致他自身症状的原因。当病人讲述梦的时候，这个场景从来都不是已经发生、现已不存在的，而是病人现在还在追寻的。心理治疗师明白，并帮助病人。但在两个主体间，并不存在任何私人关系。心理治疗师不应该成为病人移情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症状就会加重。医生和病人都会共同被卷入到一个更高层的机器中。 精神分析认为主体的关键是在潜意识。在这个结构下，荣格提出了原型，即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形式，它制约着人类文明和社会规则的走向。原型有着两面性。生命的推动让一个人分为两面，要么被吸引，要么走向死亡。潜意识是一个活跃的区域。意识的我对它认识很少。这是因为，它受着社会、超我、一切清规戒律等的压制。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与自身相对立的压力下。因此，他也就从没有与自己内心相一致的秩序。 而根据本体心理学的发现，生命在刚一化为个体的人时，就产生了一个原则：我称之为本体自在，即构成个体的主要DNA。每个人都有一个建立在自己的自然身份上的人像拼片。种子已经蕴含着它的工程项目了。它将形成个体的天性和禀赋。有一个自然的秩序，它希望个体达到自身的成熟和圆满状态，为他自身带来好处；它是自然秩序的第一颗种子，然后在降落和生活的环境中展现着自己。 在无意识中，有许多的本能，这些冲动，都是由来自生命整体的这些原点形成的，它们被社会所压制住；一个一直共生在主体内部并与之新陈代谢的机制，让主体不再使用自己的身体，并制造出一个格栅，我称之为偏差屏，这是一种全球信息病毒。因此，意识本来是对影像的反射，但因偏差屏的存在，在反射中，影像得到了改变，发生了偏差，为这个植于内部的机制所操纵。它位于被认知的第一和第二过程之间，使得人与自然分离。因此，精神分裂症就如同是与自身的偏离。 是本体自在的标准，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让我们知道什么对主体是好的，什么又是不好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环境下，都有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的本体自在立刻就会把它截取到。因为，这是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无线沟通。 （熊妤译）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12月06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