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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良桂的《新湖南文学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作为第一部研究这个特殊时段的地方断代文学史，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新湖南文学史稿》极大地丰腴了这段地方文学史写作的细节。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布局中，这段特殊时期一般着墨非多，尤其是对“文革文学”往往略而不论。“十七年”湖南文学的小说创作由比较落后逐步走向全面繁荣，跃居全国先进行列；戏剧创作有长足的发展；新诗创作和旧体诗创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叙事为主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鼓舞性；儿童文学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文学评论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革十年无文学”期间，湖南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如优秀“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流传，散文《珍珠赋》受到广泛好评，小戏《园丁之歌》成为十年戏剧的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书时间定位在1949年至1976年，但并不拘囿于此，而是上推到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延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之初。这样就有利于凸显《讲话》为创作指南的湖南文学的新特点，有利于集中展示湖南文学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湖南文学的嬗变规律、揭示湖南文学的未来走向。 《新湖南文学史稿》极大地开拓了这段地方文学史写作的史观。大笔如椽与心细如发，往往二美难兼。但是，恢弘的逻辑架构、精细的艺术剖析，常常在本书中达到了完美的交融。该书在对湖南“文革”文学的“时代病”以及“被动的‘阴谋文艺’”的洞察、“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美学溯源、湖南手抄本文学的认识中，跃动着诸多卓异见解。该书将刘永济《屈赋通笺》、程千帆《两宋文学史》和《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马积高《赋史》等文学史研究和毛泽东、周扬的文学批评纳入文学史写作对象，有力地拓展了湖南文学的外在疆域和内在动力。尤其是刘大杰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三次修订的历史尴尬”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创作生态、学术的政治化、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刻影响，其辐射出的意义远远大于作为文学的写作本身。 《新湖南文学史稿》极大地彰显出这段地方文学史写作的地方自信。湖南文学获得空前声誉，被誉为“文学湘军”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在这段特殊时期，湖南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有突出的表现，周立波、杨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毛泽东的诗词，柯蓝的散文诗，张天翼的童话，周扬的文学批评等无不是其领域的翘楚。经由该书挖掘浮现的两个旧体诗词创作群体，各有特色，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一个是刘永济、程千帆、马积高、羊春秋、彭靖等组成的国学研究群体，教学和创作相得益彰，是旧体诗词创作的继承和发扬；另一个是由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彭德怀、徐特立、陶铸、萧克、粟裕、黄克诚等组成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之际，更重在借用旧体诗词这个形式，构筑起革命诗碑，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该书在存留乡土文献、光扬本土方面，确实其功大焉。 然而存留乡土文献、光扬本土并非地域文学史的最终目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中所体现和内蕴的地域特征以及在地域特征中提炼总结出的普遍性的意义指向，应首先是地域文学史的关注重心。该书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尚可进一步深入。 原载：《文艺报》2009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