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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既有历史传承性特征，也有空间延展性特征，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一样，文学艺术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理结构。在文学的空间形态中，自然环境、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文化传统是较为稳定的构成因子，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则是变数较大的因子，这些因子交互作用造就了特定的文学板块，文学地理则是不同文学板块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呈现方式。对一定时期的文学艺术如果仅从时序的纵向视角进行考察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因为“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观念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①。为此，只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立体的包括空间结构的解析才能窥见它的全貌。文学的地理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它重在考察一定时期文学的地域分布与整体格局，着力分析各个区域文学的生成原因及表现形态，并通过对特定时期文学地理的深层分析，进而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多样性特征。 一 文学地理学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它所指称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类。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和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偏于作家籍地的静态分析以及作家审美养成与作品地域风格的阐发，过于看重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稳定性因子。随着文学地理学的现代发展，人们对各种文学地理现象的认识逐渐深化，研究视野与思维方式更加宽广和开放，更多的社会环境因子被纳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建构中，战争将政治的因素骤然加重和放大，作为政治表现形态的社会制度也因战争而突然变为文学地理构成中至关重要的因子。华北沦陷区作家关永吉曾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土（地理环境），独特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特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着的作家，他在这国土、语言、习俗、历史和社会制度中间生活发展”，于是，这些“生长教养我们的作家的整个社会”便成为文学诞生的地理环境②。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影响和决定着一切，此时的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学地理诸多构成因子中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地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各区域的执政者均不遗余力地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期间致力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目标，意欲通过“抗建国策”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官僚独裁政体。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则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把抗战同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联系在一起，以便在战后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体。占据沦陷区的日本侵略者欲将台湾侵吞为日本的国土，将伪满洲国以傀儡国的形式从中国分离出去，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三个区域统治者不同的政治诉求，决定了他们在实施各自政治意图的过程中对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实行的一系列调控方略，包括推行官方的文艺政策，扶植官方的文艺团体，控制包括文学载体在内的宣传媒介等。政治作为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权力机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具有巨大的统摄力，尤其在抗战时期，“战时的经济是统制的，政治也是统制的，政治和经济既然形成了统制的形势，那么这种形势，无形中自然要波及到文学上面来”③。因此，区域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决策必然对区域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家的心态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产生重要的制导作用，进而规约了区域文学的性质。 从根本上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而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空间形态。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由不同社会制度支配的行政区域实际上是权力话语对地域分割的结果，生存其间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在这一权力话语下主动或被动的集结，政治权威对区域文化具有较严密的控制力，基本规范了区域文学的政治取向。政治对文学的这种规范和影响一方面凭借区域政治权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则依靠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志的政治话语。上述两类规范形式构成了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言说环境，因而成为划分战时文学地理的主要界标。 对此，东北沦陷区作家季疯关于“言与不言”的论述似乎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季疯在1940年曾说：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④ 季疯此说曾广为沦陷区文学研究者称道和征引，有人认为该文尽管行文隐晦，却准确地传达出沦陷区社会环境对“人”的自由表达的限制⑤。此言切中肯綮，但仅止于此却难以发掘季疯此说的更大价值。实际上，季疯这一颇为睿智的说法不仅道出了沦陷区作家的思想状态和创作特征，如果做一些修饰性理解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概括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文学区域的言说环境。 “言与不言”可以分为“应该说的话”和“能够说的话”这样两类话语方式，而“言与不言”的具体内容，则可解读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文学的基本属性，甚至可以视为划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主要界标。季疯所谓作家“言与不言”的苦衷源于他们所面对的创作环境，而作家们言说的边界则被控制在区域行政当局所扎制的涂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化篱笆内，被圈定在显示区域政治气候的文坛隔离墙下。正是这些篱笆和隔离墙，将战时中国文坛拆分成不同的文学板块。 在三大文学地理区，各区域行政当局为了强化区域的主导意识形态，都在努力整合区域的政治话语，进而确立各自的知识系统。沦陷区整合文坛凭借的是殖民主义武力对作家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的钳制，敌伪当局严禁文学创作中一切所谓“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者”和“激发民族对立情绪者”⑥，并通过监禁捕杀等强硬手段禁止作家们跨越雷池。国统区整合文坛依靠各种各样的检查制度所织就的严密文网，以查封报刊、封禁图书、禁止演出等方式封堵文坛，限制和压迫作家们的创作自由。老舍曾说，他此时一拿起笔来就“像个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⑦，这一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统区文坛的政治低气压。解放区文坛的整合则源于作家们普遍的政治归属感，解放区作家经过文艺整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丁玲真诚地表示自己要做“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⑧。丁玲们幡然转变旧有的思想意识，心悦诚服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皈依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真切愿望。 在通常情况下，区域行政当局在“言说内容”的规范化过程中，或以奖励和经费补贴的办法鼓励作家们去说当局认为“应该说的话”，或以各种出版法和检查制度来阻止“别人应该说的话”，并以此制定各自有关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政令和法规。在三个区域的文学政令中都有同样的一条，即不许暴露本区域的所谓“社会黑暗”。沦陷区严禁文学创作中出现“单纯以描写建国前后之黑暗面为目的者”⑨，国统区所规定文学创作的“六不”中，第一条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⑩，解放区也要求文学创作不能“暴露人民”，因为“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11)。这一规定便是区域行政当局依据各自的政治需要所认定的那种“不能够说”的话。 对于各个区域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说的话”是他们出于人类良知所遵循的内心要求，“能够说的话”则是他们为了延续个人的生命权，维护自己的写作权而能够接受的言说底线。不过，处于主导地位的区域行政当局总是力图通过这些“言与不言”的规范将文学艺术纳入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轨道，即一方面仰仗政治威权千方百计地“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去“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在这样两个层面上所形成的“言说规则”必然会演化为一种政治话语，进而在各自的文学区域发挥巨大的言说制导作用。即使一部分作家对这些政令法规心怀抵触，但也只能对当局所倡导的“话”保持自己的“不言”权，却不能或很难“言”其所禁绝的“话”。 二 政治话语作为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主要界标，决定了各个区域文学的基调和底色，而在复合型的文学生存空间中，自然环境、经济状况、风俗民情、文化基础和文学传统也是某种文学生存“气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理因子的综合作用才能最终确定区域文学的生存方式和表现形态。在抗战时期，这些地理因子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都市和乡村这样两个自然与人文环境。我国沿海的大中城市培育了中国近现代的新型文学，都市优越的经济文化条件为文学家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为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文学载体健康运转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培养了具有文学接受能力和充足余裕时间的广大受众。偏僻贫穷的乡村则是另外一种境况，物质的匮乏和文化的落后使新文学在广大农村没有市场，各种现代文艺样式在此遭到尴尬的冷遇。 解放区文学生存的土壤是农村，更确切地说，它的最广大的活动舞台是荒凉的北方山区农村。处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依托太行山脉建立的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都位于省区边缘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交通阻塞，物质匮乏，即使是解放区的首府延安物质条件也很差，纸张奇缺，印刷困难，报刊用纸都需报请中央批准调拨。穷困闭塞的环境使边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当低下，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遗存却得到了很好的延传。 沦陷区文学的生存土壤均为北平、上海、天津、南京、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它们是战前中国经济发达、文化基础雄厚的文化中心，尽管新文学作家中的绝大多数迁徙转移到了大后方和解放区，但这些城市的经济实力、文化设施、读者基础依然存在。国统区文学的生存空间也在城市，但比沦陷区却稍逊一筹。重庆只是由于抗战才突然发展起来，社会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出版印刷、纸张生产都严重不足，支撑文学发展的各种载体也很薄弱。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或大都市相比，文化涵养和出版印刷条件也多有所不及。文学生存土壤的这些差异是构成文学地理最基本和最基础的因子，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他文学因子的性态，譬如创作主体的构成，作家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汲取文学养分的类别，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读者的基本成分、文化基础和审美情趣等。 三 受众的口味以及作家所受到的熏染和影响也是文学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某种群体风格直接左右着区域文学的质地，也就是说，文学接受者审美情趣的地域性差异必然规导出文学艺术不同的区域分布。 解放区文学的消费者是广大农民和穿了军装的农民，他们的艺术需求通过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得到了最充分尊重，获得了最大化满足，赵树理曾明确表示：“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的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12)敌后根据地农民的这种文艺欣赏能力和趣味决定了解放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艺术风貌。沦陷区读者以市民为主，他们在异族统治的高压之下，内倾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在不涉及政治的通俗文学的海洋中消磨时光，以此来慰藉自己抑郁的心灵。上海沦陷区的《大众》月刊依据读者的这一需要制定了自己的办刊方针：“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13)国统区读者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居多，加之大部分资深的新文学作家聚集于此，进一步加重了原有的纯文学创作传统，这些因素使得新体小说、现代诗和话剧在国统区读者中更受欢迎。 自然气候对区域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重庆浓雾弥漫的天气常给人以某种无名的压抑，山城地理位置所形成的低气压无形中加强了人们心理上那种“重庆政治气候压抑”的感觉，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作品是宋之的的话剧《雾重庆》、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老舍的话剧《残雾》等。陕北高原和太行山区常年天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样的自然气候使人周身清爽、心情舒畅，这种外在的身体感受很容易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清明的心理感受联系在一起，从而转化为文学创作中对解放区社会生活的歌颂和赞美，代表作品有贺敬之的诗歌《太阳在心头》、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谢力鸣的歌剧《三边风光好》等。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的拥挤和嘈杂，生活空间的狭小和里弄空气的污浊，常使人感到情绪上的烦躁和内心的忧郁。这种生活空间的拥堵同异族统治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抑情绪交汇在一起，极易使作品中出现那种苟安于世的生活情境和精神颓唐的人物形象，代表作品为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鲁思的话剧《母妻之间》等。由此可见，文学土壤的性质和成分作为重要的地理因子都在各自的意义上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文学地理的划分。 注释： ①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上官筝：《揭起乡土文学之旗》，《华文每日》半月刊11卷第1期。 ③《中国新文学的道路》（座谈），《中国文学》1944年第2期。 ④季疯：《言与不言》，《杂感之感》，新京益智书店1940年版。 ⑤张泉：《论沦陷区文学的言说环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⑥⑨徐廼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⑦老舍：《病》，《大公报》1944年4月16日。 ⑧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⑩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出版）。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0、551页。 (12)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4～1705页。 (13)“发刊献辞”，《大众》，创刊号（1942年11月出版）。 原载：江海学刊200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