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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书?赵充国传赞》：“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注：《汉书?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8页。）这里的“山”有其特定涵义，即以崤山、华山和函谷关为界限。故又有“关东”“关西”之说。《后汉书?虞诩传》：“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意思相近。“关西”所以多出将才，与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黄河以北地区，战国时期多属燕、赵等诸侯国的势力范围，边于戎狄，以农耕为主的汉族和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错杂其间，形成了骠悍强壮的个性，多以武功相尚。秦汉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情形并没有因为疆域一统而有所变化。《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根据颜师古注，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其中上郡、西河就指这个地区。（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页。）其能征善战可见一斑。 多年的战乱，北方各个地区，纷纷筑城自守。在这种状况下，文化交流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地区甚至处在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令人称奇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在经学发展史上，当时却出现了与《鲁诗》、《齐诗》并称的《韩诗》和《毛诗》。《韩诗》作者韩婴，燕人。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指归一致。他还传授《易经》。燕赵之间《诗》学为其大宗，而《易学》唯有韩婴独门传授。汉武帝时，韩婴曾与董仲舒在武帝前辩论，精悍雄辩，事理分明，一时称胜。其孙韩商终为博士。（注：《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3页。）《毛诗》很晚才立学官，但是东汉以后，成为了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术流派。不仅《诗经》如此，其他古文经典著作也多出现于北方。如果从地理上寻求原因，大约是交往受到较多的限制，所以这个地区的学术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系统，反而保留了许多先秦以来的学术资源，因而对于后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 秦汉时期，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分别隶属于幽州、冀州及河套地区的并州等行政区域。在这个广大的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在涿郡涌现了范阳卢氏及安平崔氏等文化家族，（注：《新唐书?杜兼附子中立传》载唐文宗语曰：“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由此可见其家族地位之高。中华书局1975年，第5206页。）对于两汉及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汉末，“河北既平，太祖(曹操)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注：《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裴注引《傅子》，中华书局1982年，第434页。）这里又成为士人瞩目的焦点。 二 周武王灭商之际，封召公百于北燕，定都于今北京房山大石河畔。（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陆续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地区的西周燕都遗址发掘大量文物，包括一些重要礼器，从而证明这里就是《史记?燕世家》所说的“北燕”。参见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一书。）燕国强大以后，南下灭掉蓟国，并迁都蓟城。战国时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特别是在燕昭王时期，修筑黄金台，吸引各地贤人前往,为后人所艳称。这里也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之一。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王发兵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至此而亡。随后，秦将王贲继续西北征伐，俘虏代王嘉。至此，黄河以北地区基本平定。 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称帝号后，先后封臧荼、卢绾等异姓为燕王。吕后八年又封吕通为燕王。此外，均为刘姓在此称燕王或广阳王，定都在蓟城，即今天北京西南的蓟县。（注：西汉燕王八人，广阳王四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丰台区郭公庄西南隅发掘了两座汉墓，从墓葬规格、墓葬年代、残漆器上针刻纪年及人骨鉴定，墓主人身份应是燕或广阳国的封王。有专家推定一号墓主就是广阳王刘建，二号墓是刘建王后。后来又有老山汉墓的发掘，专家推测很可能是刘旦墓，可惜已被盗掘一空。参见前揭《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一书。）武帝以后，这个地区划分为幽州刺史所管辖。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燕国地位逐渐式微，特别是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刘旦参与叛乱，为霍光所平，燕国被撤消。虽然在宣帝时又恢复刘旦子刘建的王位，并把燕国改为广阳国，但是，文化名人大多已经集中到中原，燕地文化由此败落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地理上来讲，燕、赵相接，但是从文化上来讲，燕与齐则更加接近。历史上，“燕赵”、“燕齐”往往并称。燕、齐滨海地区，文化上多有相通。特别是邹衍，对于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与驺衍影响可以前后媲美的，还有《燕丹子》一书。 这部著作主要记述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前因后果：他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于赵国的嬴政相结识。嬴政立为秦王后，太子丹又质于秦，因受到冷遇而逃回燕国，暗中派荆轲刺杀秦王。事件导致秦军攻燕，破易水之西。史书的记载大体如上。但是到了秦汉以后，其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赋予了更多的小说色彩。《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相如《荆轲论》五篇，司马相如稍前于司马迁，可见秦汉之际，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已在世间广泛流传。司马迁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注：《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8页。）这里所说的“天雨粟，马生角”就见于《燕丹子》记载：“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注：《燕丹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这显然已经带有夸饰的成分。《论衡?语增篇》、应劭《汉书注》等文献又载诛灭荆轲九族，“一里且尽”以及长虹贯日等情节。至《燕丹子》出，情节更为丰富。但是这部著作并未见于《汉书?艺文志》记载，而是首次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且未署作者姓名。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书形成较晚。从这部书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以燕太子丹为线索，以反暴秦为基本倾向，突出记述了荆轲刺秦王及其失败经过，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大体相近。因此，清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至少是汉代或以前的作品，也不无道理。作者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在虚构之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视之为中国古小说的雏形殆不为过。这也是燕地文人留给中国文学史的宝贵财富。 秦汉以后，燕国故地的文人逐渐兴起，如范阳蒯通，善于长短说，论战国权变而著八十一篇，题曰《隽永》。此外，《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还著录有《蒯子》五篇，也出其手。而武帝时期的徐乐，无终人，曾与严安一起上书武帝，认为当前“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所谓“土崩”的例子是陈胜吴广起义，而“瓦解”样板就是吴楚七国之乱。也就是说，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虽然解决了枝强干弱的局面，但是随着拓边战争的扩大，又出现了另外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诸子纵横家著录《徐乐》一篇，归入纵横家类，当即此文。东汉末叶范阳郦炎，也是当时著名文人。他幼有文才，善解音律，著有遗书四篇，并见《古文苑》。《隋书?经籍志》著录《郦炎集》二卷，而创作方面，这里还应提及的是燕王刘旦的楚歌创作。《汉书?武五子传》载，武帝长子戾太子死后，次子又早亡。刘旦居长，自以为当立，而武帝立四子为太子，即后来的昭帝。刘旦为此心怀不满，遂积怨谋反。史载，霍光诛上官桀后，“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故知国中无人！’”（注：《史记?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757页。）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楚歌，说明皇室成员对于这种诗体始终保持着兴趣。而在民间，则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可惜东汉初期即已亡佚。 秦汉时期，涿郡安平崔氏和范阳卢氏的崛起，最引人瞩目。 从《后汉书?崔骃传》来看，崔氏崛起于西汉末叶。崔篆曾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根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杨树达《汉书窥管》考证，《周易林》即现存的《焦氏易林》。旧题焦赣撰者，实误。又有《慰志赋》等，见载于《后汉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崔篆集》一卷。其子崔毅、孙崔骃并名重一时。崔毅，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才，尽通古今训诂及百家之言。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故《文心雕龙?才略》称：“傅毅崔骃，光采比肩。”常以典籍为业，怠于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崔骃为此而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文心雕龙?杂文》称：“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又有《西巡颂》、《南巡颂》、《东巡颂》等四篇作品总题曰《四巡颂》。史载其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文心雕龙?杂文》称：“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隋书?经籍志》著录《崔骃集》十卷。 崔骃诸子中，崔瑗最有成就。他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随其游学，质正大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济北相《崔瑗集》六卷。今存文三十馀篇。《文心雕龙?颂赞》称：“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崔瑗哀诔之文颇多，《文心雕龙?哀吊》：“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化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 崔瑗后人中，崔寔最为翘楚。史载其“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所著碑、论、箴、铭、荅、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崔寔集》二卷。《政论》全篇已亡佚，严可均辑有佚文。崔瑗与崔寔并擅长于书法，见载于《三辅决录》及《法书要录》等文献中。崔烈、崔琦，亦为崔瑗宗人。崔烈是崔寔从兄，著诗、书、教、颂等凡四篇。崔琦也以文章博通著称当时，著有《外戚箴》、《白鹄赋》及赋、颂、铭、诔、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崔琦集》一卷，今存文三篇。崔氏家族，文人辈出，故《后汉书?崔骃论赞》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故赞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 范阳卢氏，崛起于汉末，尤以卢植为大儒。卢植少与郑玄同学，师事马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著碑、诔、表、记凡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卢植集》二卷，今存文五篇。《始立太学石经上书》、《日食上封事》等为其代表作。此外，还著有《礼记注》十卷、《冀州风土记》等。魏晋之后，卢辩、卢景裕、卢景先“兄弟三人，为魏、周、齐三国帝师”，（注：《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 第276页。）范阳卢氏家族逐渐成为望族。 三 赵为战国七雄之一，初都晋阳，后徙邯郸，成为当时的五都（洛阳、宛、邯郸、成都、临淄）之一。客观地说，在这五座城市，赵国首都邯郸的自然条件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地处太行山东麓，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正位于自古以来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上，故为世人所瞩目。从赵敬侯元年开始至赵王迁八年被秦所灭，前后近一百六十年，赵国先后控制着陕西中部、北部及河北西南地区以及塞外河套等地。从文化渊源上说，赵与秦有着共同的始祖。《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注：《史记?赵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779页。）因此之故，赵国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多与秦相近。特别是赵武灵王时代，“胡服骑射”著称，实际上融合了北方各少数游牧民族的文化，形成抗击中原之势。所有这些均与起源于西部的秦部落有及其相近之处。战国后期，赵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学者，如慎到、荀子、虞卿、公孙龙子、毛公和一些重要的著作，如《世本》等，不仅在赵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从全国范围看，也可以称得上是杰出代表。 1.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 邹衍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又载：“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集解》：“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6页。）《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为四十二篇，班固自注曰：“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5页。）说明是法家著作，但是荀子对他评价不高，认为“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 2.荀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荀卿最为老师。”（注：《史记索隐》：“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8页。）刘向《荀子书录》曰：“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22页。）《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略有出入。 3.虞卿。《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儒家类著录《虞氏春秋》作十五篇。春秋家类著录《虞氏微传》二篇。 4.公孙龙子。《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第2370页。）这些学说并见于《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颜师古注：“即为坚白之辩者。”其书今存三卷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毛公》条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此盖《史记》所云‘藏于博徒’者。” 5.毛公。《毛公》九篇，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著录，班固注：“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 6.《世本》。记载战国时代的赵国史书《世本》也出于赵人之手。该书见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班固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原十五篇，两汉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都曾引用《世本》的材料。现存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是赵国的著作。赵王迁在位八年，相当于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前235-前228），续补的本子应成于这段期间。此外，有的本子还记有“汉高祖”，当为汉代人补入。《世本》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称为《纪》或《本纪》，近于《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作篇》记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近于《史记》的“书”。司马迁依《世本》的世系作成《十二诸侯年表》，该书对纪传体的创立有所影响。 秦汉时期，赵地最值得称道的文人学者是以保存古乐著名的河间献王刘德和《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们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赵地尚武轻文的历史格局。《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出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云：“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共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注：《史记?五宗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94页。）武帝暗示刘德不要喧宾夺主，话语很重。刘德当然深知其意，故其“纵酒听乐”缘此而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又著录《河间周制》十八篇，班固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杨树达《汉书窥管》：“《金楼子?说蕃篇》云：‘献王又为《周制》二十篇，’与《志》云十八篇小异。”其论礼乐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惜已失传。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王定、王禹亦有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著录《王禹记》二十四篇《乐记》。成帝时，王禹宋曅上书言之。为此，博士平当应诏而作《乐议》，称颂河间献王保存古乐之功。这里所论大约就是河间献王所作《乐记》以及王禹所定的二十三篇。后来，刘向校书，又得二十三篇。今存《乐记》十一篇，见于《礼记》。是先秦公孙尼子所作，还是河间献王所述，抑或是刘向所校，争论甚大，迄无定论。（注：参见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但是无论如何，刘德等人“继绝表微”之功，实不可没。 秦汉时期，赵地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当首推中山靖王刘胜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所作的《闻乐对》，为诸侯王鸣冤叫屈。按：此文《史记》未载。仅云“立四十二年卒。”司马贞《索隐》称：“其言甚雄壮，辞切而理文。天子加亲亲之好，可谓汉之英藩矣。”今存文字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称其“是大有关系文字”，确实如此。联系到会稽庄助，享乐江南，武帝告诫他“毋以苏秦从横”。（注：参见跃进《江南的开发与文学的发轫》，《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因此，刘胜此文，实有感而发。武帝虽表面“亲亲之恩”，实际如上引查慎行所说，此篇是揭示出武帝以后中央朝廷与地方朝廷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刘胜接受吴楚诸王败亡的教训，不问政事，耽溺声色犬马之乐。史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为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抚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所谓“乐酒好内”，1968年河北满城县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许多文物精品，足以证实历史记载。《西京杂记》还收录有中山靖王刘胜《文木赋》一篇，文简而赅。（注：《西京杂记》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 《汉书?艺文志》著录赵地诗歌有《邯郸河间歌诗》四篇，崔豹《古今注》：“《陌上桑》，邯郸女名罗敷作。”沈钦韩《汉书疏证》以为这里著录的即其辞。旧题蔡邕《琴操》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当是流传于河间等地的民歌。这些作品多已失传。而中山人李延年所作李夫人歌则依然保存，虽然片言只语，弥足珍贵。《汉书?佞幸传》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注：《汉书?佞幸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25页。）当时司马相如等作词，李延年谱曲，悉本乐府，故多新声。 武帝时期的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以擅长游艺而入仕，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研习《春秋》，迁侍中中郎，后拜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汉书?艺文志》著录《吾丘寿王》六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其代表作是《骠骑论功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该文作于霍去病征伐匈奴大胜之后，文称“汉兴六十馀载矣”云云，是作于武帝年间之证。宣帝时期的路温舒，钜鹿东里人。学问以律令见长。作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的《论尚德缓刑上书》，凌厉奋起，言秦有十失，如谓“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注：《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368页。）《文心雕龙?奏启》称：“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畅通，可谓识大体矣。”《秦汉文钞》辑录此文并引林次崖评曰：“汉宣帝用刑深刻。此书可为对病之药。读之令人酸鼻。”此文后来收入《古文观止》而广为传诵。 东汉时期的赵地文人还有河间刘淑、张超等。《后汉书?文苑传》载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部司马《张超集》五卷，亡。《困学纪闻》卷三：“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未详所出。”按张超《诗》说见其讥讽蔡邕而作的《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和《初学记》卷十九所引。如《初学记》引“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叹，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云云（注：《初学记》卷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465页。），即王应麟所说的“以《关雎》为毕公作。” 四 黄河流经金城之后北上，经五原、定襄又直转南下，经蒲板、阆乡又东北去。在这个蜿蜒曲折的黄河两岸，在汉代，包括着并州刺史部和朔方刺史部所辖大部分地区，其中黄河以北诸郡如代郡、雁门郡、太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上党郡、河东郡等，从文化区域上划分，在先秦时期又多可以列入三晋文化范围。 《左传》襄公廿六年、《国语?晋语》并有楚材晋用的记述。春秋时期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融合。但如果求诸本质，晋文化又与中原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北方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周到春秋时代，再到战国时代魏、韩、赵三家分晋之后，这个地区的文化，与齐、鲁文化既有联系，又形成鲜明对照。 赵国文化与西秦有关，已如前述；而魏国文化则缘起于齐、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索隐》：“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3页。）魏文侯即位于公元前446年，都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至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汉书?儒林列传》亦载：“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注：《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1页。）因此，当时魏国云集了很多儒教名流，或军事干将，这个传统并未因为迁都大梁之后而有所改变。如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无忌，著有《魏公子》二十一篇，就属于兵书类著作。这些著名人物的汇聚，对于魏国的崛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子夏为魏文侯师，而子夏弟子李悝则为魏文侯相。我们在《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一文中曾谈到，李悝则是法家的始祖，所著《法经》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又悉本李悝。因此，法家思想成为了秦国的统治思想；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秦国得以迅速崛起于群雄之中。而法家之于魏国，亦有同样的意义。李悝变法革新，促使儒家向法家转化。因此，从文化本质上说，魏与秦实殊途同归而与齐鲁文化分道扬镳。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颖阳、颖阴、长社、阳翟等地，主要集中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地区，文化主流亦以法家为本。申不害及其《申子》为其代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著录《申子》六篇，班固注：“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 第1735页。）《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下《索隐》引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曰‘刑名家’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该书久已亡佚，《群书治要》卷三六引《大体》一篇，讲究帝王南面之术，依然可以窥见《申子》的核心理念。韩非及其《韩非子》五十五篇，更是韩文化的代表，体现出一整套系统的法家理论体系，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故《史记?张仪列传》：“三晋多权谋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晋之人也。”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灭六国，秦始皇帝派遣蒙恬统帅十万大兵北上击胡，悉收河套地区，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迁徙适戍充实边塞，促使汉人与匈奴杂居。这项措施，客观上推进了汉化的进程。我们看《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写给吕后及文帝的书信，颇具文采，当出自当地汉人手笔。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时，并州正式作为一个监察区域，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等十郡，相当于今天山西大部及内蒙部分地区。从风俗上讲，这个地区“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6页。）治理这样一个“诈力相倾，矜夸功名”特殊地区，“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家手段往往奏效。但是法家“刻意为之，则无教化” （注：这两句话，并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后叙，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6页。）又有其无法规避的结果，即奏效一时而无法长治久安。因为一个没有文化支撑的统治体系，终究是没有根基的。 子夏在西河传授，而儒家学说最后却转化为法家思想，这不是由哪一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相关因素综合作用而成。这里无所谓对与错，也无所谓是与非。与其特殊风俗及文化传统相关联，这个地区的文化艺术亦崇尚质实。1975年，湖北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80页。）近于《荀子?成相篇》。《汉书?艺文志》著有《成相杂》十一篇，《为吏之道》应当是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成相辞调杂糅而成。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三晋格调。（注：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考古》1979年1期。）秦汉以后，这个地区的文学发展依然迟缓，从现存资料看，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太原壶关令狐茂于汉武帝刘彻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所作的《上书理太子》，感动武帝，为一时之名文。（注：见《汉书?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44页。武帝逼死卫太子的背景及意义，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有详尽的考证。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1986年。）此外，无足述者。 《晋书?地理志》：“后汉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注：《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28页。）在这些迁徙大潮中，太原王离长子王元“避秦难，迁于琅琊，后徙临沂”，（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601页。）为琅琊王氏祖先；而次子王威则留居太原，成为太原王氏祖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出自离次子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后汉连聘不至。”（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2页。）此后，汉魏之际，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成为当时第一望族，影响两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长达二百余年，是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特异现象。 原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