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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湖南文艺发展的前景如何？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是什么？“重振湘军雄风”何时才能得以实现？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措施？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研讨课题。我作为一个在湖南本土从事文艺评论、理论研究、编辑工作数十年，经历了文艺“湘军”盛衰起伏的老文艺工作者，通过认真的思考，在此坦诚地谈几点看法，就事论事，直抒胸臆，谬误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21世纪湖南文艺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新世纪湖南文艺的发展，首先自然要把它放到新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大系统中去考察，湖南文艺这个子系统，不可能超越而且是受制约于中国文艺这个大系统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它反映并受制约于经济基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年的大调整、大发展，在经济上已经完成了由几千年形成的“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市场经济全面发展，出现了经济腾飞，开始与国际接轨。在新世纪全球出现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人类呼唤和平和发展的声浪越来越高， 21世纪将是一个以合作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世纪。我们党和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世纪之交全国基本上达到小康之后，继续前进，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将以新的更强有力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随着国际事态的趋向稳定，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文艺事业投入的不断增多，可以预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它必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昌盛。可以预测， 21世纪湖南文艺的发展前景也必然如此。 二、作为中国文艺的一个子系统， 21世纪湖南文艺的发展将在中国这个母系统的框架内进行。但在各个子系统之间，如果我们采取了正确的、得力的措施，湖南文艺完全有可能走在全国的前列，推动和促进中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20世纪文艺“湘军”的发展历史便证明了这点，我们应当很好地予以科学的总结。科学地总结过去，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世纪的文艺“湘军”是怎样从兴起到趋向衰退的呢？ 文艺“湘军”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新人辈出，作品连连在全国得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五部中，“湘军”就占有了两部，达到了鼎盛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跌落，以至一蹶不振，有人认为是“溃不成军”。十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了“重振湘军雄风”的口号，但至今未见振”起来，原因何在？“湘军”为什么会衰退”的？有的同志回答说：是因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队伍溃散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湘军”的兴起和衰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新时期以来湖南文艺和全国文艺一样，经历了两个“反拨”和两个“冲击”，它们对文艺的起落影响极大。新时期之初，全国文艺界经历了一是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二是对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文艺格局的反拨，当时的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往往先从文艺开始，文艺界一马当先，充当了全国思想解放的先驱，文艺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作家们经过长期下放农村和基层生活的磨炼，焕发出了旺盛的创作热情，他们直面现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呼声，不少作品造成了轰动效应，文艺的声誉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文艺“湘军”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盛起来的。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湖南文艺又和全国文艺一样，遭受到了两个严重的“冲击”：一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冲击，它使文艺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现代派、先锋派、象征派、魔幻派等等的文艺出现了，有的作家产生了浮躁情绪，提出要回到“自我”、写“永恒的爱”之类的题材，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等等。一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刊物萎缩了，一些作家下海了，受控于商业利益、为金钱而写作成了一种时尚，从此文艺失去了社会真实的轰动效应，作家从神圣的殿堂走了下来。在这两个“冲击”的强劲势头下，全国文艺(包括湖南)从兴盛走向了一个大衰退。 但是湖南文艺的兴盛和衰退，除了以上共同的原因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原因。 新时期，“湘军”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文艺的前列，我认为有两大独特之处：一是早在六十年代，一批全国知名的湘藉老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蓝等同志相继回到了湖南，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动带动了全省，培养、提携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作家，创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为湖南文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湖南就率先恢复了文艺期刊《湘江文艺》，《湘江文艺》为“湘军”的崛起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的《湘江文艺》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庞大编辑部，编辑们分片看稿，每天从潮水般涌来的大量来稿中，严肃、认真地筛选、发现有苗头的作品，一经发现，便邀请作者来编辑部改稿，吃住在文联，由责任编辑负责辅导，有的作品反复几次，从作者到编辑、再从编辑到作者，直到作品达到发表水平，才在《湘江文艺》上推出。编辑部还举办了多起学习班、改稿会，每期半月、一月不等，每次会都有一批优秀稿带回，在刊物上推出几位新作者。编辑们都以能发现、培养出新作者为荣，看稿不分上班、下班时间，常常是把一摞摞厚厚的稿子带回家去晚上看，也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的业余作者，我亲眼见过一些如今已是著名作家的同志当年来编辑部改稿的情景，也亲自参加过编辑部举办的韶山、汉寿、南岳等地的学习班，为一些如今已是著作等身的同志看过稿。不少的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包括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等人)，可以说都是踏着《湘江文艺》(包括后来的《湘江文学》、《湖南文学》)这块跳板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的知名作家的。当时《湘江文艺》每年发的短篇小说就达六、七十篇之多，真正成了培养湖南作家的摇篮。《湘江文艺》起步早，在全国声誉很高，江苏、湖北、河南、广西、江西等省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学习。《湘江文艺》对文艺“湘军”的崛起和兴盛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遗憾的是，我看到过不少谈“湘军”兴盛的文章，议论多种多样，却鲜有谈及该刊编辑的功劳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湘军”的衰退，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不在于“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而在于领头的几位重要作家的创作，在两个“冲击”之下，偏离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在全国和自身存在的种种原因下，“湘军”是处于衰势了，但是我也不赞同“湘军”已经“溃不成军”的说法。虽然是“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湘军”还大有人在，不少作家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坚持着二为”方向和现实主义道路，埋头创作，不断搞出成果。“湘军”还拥有一批广大的业余队伍，青年作家一浪接一浪地涌现。他们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步伐，继续探索着前进。“湘军”的重振雄威，还是得依靠他们。 三、21世纪湖南文艺奋斗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湘军”雄风的重振以什么作为衡量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有湖南作家提出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奋斗目标。“诺贝尔文学奖”能否成为湖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高水平的标志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并不反对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能断言：新世纪整整一百年，湖南作家未必无一人能获此殊荣；但我不赞同以获诺贝尔文学奖来作为湖南作家创作高水平和文艺繁荣的标志。我曾看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文章，为中国作家在已过去的20世纪无一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自惭形秽，猴急之态令人感到可悲和可笑，实在大可不必如此!不可否认，20世纪基本上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出了不少的世界级的大作家，如显克维支、梅特林克、罗曼·罗兰、法郎士、泰戈尔、萧伯纳、福克斯等等，但如托尔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乔伊斯等等大师，都未获过此项奖，却丝毫也无损于他们世界性的声誉；中国的文艺大师鲁迅，对此项奖的态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再从得奖作家分布的国家来看，20世纪95人得奖中，欧美各国即占去71人，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和德国各7人，只有24人分散于亚、非、拉各国之中，地域性和种族性的区别如此之大。此外其政治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如1953年的得主竟是业余写过几篇文学习作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1958年得奖者是从苏联叛逃出国的帕斯特纳克，1970年是索尔仁尼琴。以索尔仁尼琴来说，他极端仇视共产党政权，在苏联曾被判刑入狱，出国后宣称以写作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拆毁苏联这座“大厦”，被誉为“民主斗士”。这样的作家，却被标榜与政治无关、主张纯艺术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看中了。近来，听说中国作家可能入围的呼声很高，但传来的消息却不是那些在中国亿万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而是诸如张爱玲、北岛等人，不久又传来消息，1989年以后出走法国的高行健得奖，据说他曾声称只要中共统治大陆，他就不回国。如此评奖，怎不令广大的中国人民全倒了胃口呢？! 21世纪中国文艺(包括湖南文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的繁荣用什么来衡量和标志？ 不可否认，我国当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先锋派的、现代派的等等，其中哪一种应是我国文艺发展的主旋律和方向呢？我们看到，理论界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认为我国文艺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艺”，认为我们应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有的人提出主旋律和方向应是“互为补充”的“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里说的新现实主义”并非指我们所惯称的“革命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恰恰被斥之为新古典主义”)，而是一种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主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我国文艺现在虽然还谈不上、将来必然就是现代主义的文艺。这两种观点都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不能与“文艺”的特性融洽在一起。我认为： 21世纪中国文艺的主旋律和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前途无限。 社会主义文艺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理论基础，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高度的认识、教育功能，同时又具有高度的审美、娱乐等功能；在表现手法上，它吸取各种文学流派优秀的手法、技巧；在题材和内容上，它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愿望和心声，同时又对党和政府起着监督作用。作家仍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的联系，他的心灵振动系数与人民心灵振动系数相同，因为他同时就是人民本身的一分子。文艺创作真正摆脱了对金钱的依赖，成为自由的精神生产。 新世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志是高质量的文艺精品，“湘军雄风”重振的标志也是高质量的文艺精品! 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多样化，包括内容的多样化和各种形式的多样化，但最能代表创作成果的还是黄钟大吕式的重头名著。什么是名著？名著不是一时的畅销书，它不会因产生它的时代的消逝而消失。名著是最富于启发性和教育性的，它们都会在探索人在社会和自然中所处的地位和人的自我本质方面有新的发现和开拓，因而它们都将对人类的思想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在艺术创造上，它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它们又将对民族的传统有所突破，创作出新的色彩和风格来。 21世纪的湖南文艺应朝这个目标奋力前进!重振“湘军”雄风，也就是要拿出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精品来! 四、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前景十分美好， 21世纪湖南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将出现空前的繁荣昌盛，我坚信这一点。 但是，在21世纪初叶的一、二十年代，我们还必须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将犯战略性的历史错误。 作为20世纪剩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新世纪初仍然不顾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潮流，继续谋求全球的霸主地位，为了实现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垄断，它对共产主义继续采取“遏制”政策，加紧了“和平演变”的步伐。它以其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的优势，对我国进行文化思想渗透，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利用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手段，“把真理塞进门去”。他们认识到，一旦这一套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为对方特别是年青一代所接受并普及，成为他们所羡慕的文化，就会产生“比导弹更具威力”的、不可估量的力量，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把苏联和东欧政权摧垮了。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面对这一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御、反击、孤立等等战略措施，诸如抓好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坚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统一战线等；在文艺阵线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文艺，抵制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袭等等。可以预测，在新世纪初叶的一、二十年内，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贯穿于意识形态包括文艺领域之中。在此形势下，联系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情况，则令人深感忧虑。 担负着反“和平演变”重任的意识形态单位、理论刊物的编辑部门，可以说是人员稀少，经费锐减，人心涣散，士气不振，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理论队伍，已日趋老化，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西方的强劲攻势下，有的树起了白旗，有的转向改事他业，剩下来不多的一些苦苦坚持着的同志，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出书、评奖、学术活动等大都受到歧视、排斥，甚至被剥夺了发表权、发言权，被斥之为“左”，目之为“保守”，导致队伍处于溃散状态，后继乏人。而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著作畅通无阻，有人支持，有人喝彩，有出版社给出书，有电视台为他们炒作，以至出现了邓小平同志说的“只让错误思想解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的奇怪现象。 当前我国思想界颇为混乱，虽然这种现象与我国目前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利益多样化而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复杂化有关，但其中有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越来越凶猛，必须引起严重注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鼓吹自由化的“精英”们还只宣传他们否定群体的个人主义、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等“理论”，今天他们已经上升到了公开否定马列主义、全面颠覆毛泽东文艺思想、公开打出个人自由主义旗号的地步。如有一个自称为“草原部落”“酋长”的人， 1998年起一气推出了“黑马文丛”书13部，“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六部，《〈北京文学〉随笔记实精品》九部，在出书难的今天，二、三年之内就编辑出版了28部书，神通实在广大!这些书或鼓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当今最先进、最合理的哲学”(《自由的言说》)，或鼓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应由他们来领导(《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或将抗美援朝说成是中国人侵略朝鲜，《纪念白求恩》是强迫人去“牺牲生命”，是“杀人”(《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或认为：马列主义只是一个学派，“1949年以后我国最大的失误就是独尊马列派”。他们说：“历史证明：自由主义最具价值，民主、人权是历史的主要潮流”。这个丛书主编在他编的书的“编后絮语”、“酋长的话”中写道：“没有啼血的布谷，春天会自动来临吗？”“寒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吧？”其含义已是十分露骨的了! 面对国内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如此明显的活动，面对我国反“和平演变”队伍如此贫弱的状况，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措施呢？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专门研究苏联崩溃解体问题，著有《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去年曾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来华，作了苏联解体原因的专题讲座，他对照了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给我们的忠告是：“如果说中国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位异国友人的忠告？ 五、综上所述，为了21世纪湖南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要充分认识到新世纪初叶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要加大投入，大力培养和组建一支精干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把这方面残缺不全的机构人员配齐，鼓励他们联系省内外文艺思想实际，及时进行研究、评论，写出高质量的学术文章来。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 2·意识形态的领导部门，要针对本省的思想实际，及时表明态度，亮出观点，充分发挥导向作用，不能迥避矛盾，或放任自流。目前我省的思想状况也是颇为复杂的：美化改良、把改良与改革混为一谈、混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者有之；否定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攻击列宁“暴力”革命学说者有之；公开宣扬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者有之；无原则的吹捧、无顾忌的谩骂(从鲁迅起到新中国所有作家一律骂倒)者有之；自称晚生代、信奉弗洛伊德生命哲学与马斯洛人本主义而加以宣扬者有之；甚至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鼓吹自由主义文学主张者也有……要倡导百家争鸣，对种种思想及时组织讨论。 3·全力支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鼓励他们潜心创作，搞出重头作品来，搞出精品来，时间不妨长点，不要操之过急。老作家是繁荣文艺的宝贵财富，不要弃之如敝屣，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搞出精品、培养年青一代，他们都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4·大力办好文艺刊物、理论刊物、办好各大学中文科系。 文艺刊物是发现和培养作家的摇篮。理论刊物是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正确导向、百家争鸣的园地，更可以说是反“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必须给刊物以充足的财源，给编辑以优厚的、特殊的待遇，以好与他们特殊的贡献相称。实行编辑发现、培养人才的奖励制度。各类大学中文科系，同样是培养文艺人才的重要基地，大作家必是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具有高度的学养和理论水平。还要办好市、县各级文联、作协，要培养出大批业余作者，扩大作家队伍。当前省内有名望的作家、理论家，大都来自基层，来自业余。重振“湘军”雄风，我们要寄希望于作家新一代。 5·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要对主流意识文化采取扶持和倾斜政策，保证重点，大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术论著要大力协助其出版，给以财政资助，重奖有成就的作家、理论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可以预计，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不动摇，只要我们不犯战略性的原则错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繁荣，随着我国进入小康并顺利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文艺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我国的文艺必将从繁荣走向繁荣，湖南的文艺也必将从繁荣走向繁荣，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精品的诞生指日可待，“湘军”必将重振雄风，超过已往的辉煌。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