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市场化的角度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二泉映月》的成功无疑来自于演员、舞美、灯光、音乐、服装等的精心组合。其中，演员的“明星效应”既与中国传统戏曲的老话题——角儿有关，也是市场环境下出现的新事物。正如当年“梅党”对于梅兰芳的推崇，推动了京剧的发展；今天粉丝对于茅威涛的追星，于越剧新创作品的推广也具有深远意义。但是，结果的类似并不等于过程的相同，毕竟时代环境、审美接受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当年的“梅党”追的是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内容，那么今天的粉丝追求的则是一种唯美的形式：当观众们纷纷举起像素超高的相机、手机，对准唯美绝伦的舞美场景时，赞叹的多半是如诗如画的静态画面。 试比较“张火丁现象”与“茅威涛现象”可以发现，中国戏曲艺术的市场化离不开“现象级”演员或名角的打造。从大的方面来说，张火丁更倾向于学院派，在艺术创新上更希望能够站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剧目的“移植”——对于声腔体系和板式结构的驾驭与创新，更接近戏曲艺术本体；茅威涛则趋向于大众化，在艺术创新上更希望在吸引观众的基础上进行剧目的“生产”——对于音乐、舞美、灯光等形式元素的精心打造，更接近戏曲艺术的市场。我们不能因为张火丁的实践接近戏曲艺术本体就全面加以肯定，也不能草率地否定茅威涛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毕竟她在戏曲艺术走向现代化、市场化、甚至国际化上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经过多年的探索，茅威涛系列新创剧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程式，走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市场化之路。仅从音乐上来说，《二泉映月》几乎没用打击乐，这对传统越剧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从音乐效果和观众反应来看，人们已经接受了这种时尚、现代的戏曲形式，这种尝试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突破和创新。而在剧目生产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几乎形成了一年一部新戏的生产模式和较为成熟的戏曲“流水线”，而且具有了茅威涛、郭小男新创越剧的个人风格，显示出市场竞争的实力。换句话说，如果观众很容易分辨和接受类似“茅威涛系列”、“郭小男系列”的时候，说明戏曲艺术已经开始具备类似影视的类型化、市场化特点。 我们不能否认《二泉映月》对于舞美、灯光等形式的精心打造。问题是，如果只有形式的唯美、创新很可能会带来越剧“音乐剧化”的倾向。导演郭小男为越剧注入的日本戏剧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让越剧变得“新潮”、“时髦”，甚至可以说为越剧注入了世界艺术的词汇，但是中国戏曲与音乐剧或舞剧毕竟存在审美接受上的差异，并不是靠简单地嫁接、移植就能实现真正的美学创新的。越剧不是越白加演唱的音乐剧。形式的打造和创新可以成为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年人的重要手段，但是不能背离戏曲本体太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戏曲艺术的重视和投入，新创剧目不断涌现。但是很多新创剧在内容层面上并不能自圆其说，艺术的创新也非常有限。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出现在剧本上——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以及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二泉映月》讲述的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阿炳的一生，一个流传很久、传奇感人的故事，仅锡剧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戏曲艺术，完全能够自由演绎和诠释对于阿炳传奇人生的理解，只要合情合理即可。从舞台设计和审美空间来说，《二泉映月》营造了简约、空灵、飘逸的氛围，把故事主要设定在雷尊殿、三万昌茶馆、抱月楼等富有特定含义的场所，浓缩了阿炳曲折多舛的命运。三万昌茶楼各色人等对于阿炳的评头论足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又让整个故事映照了社会变迁。雷尊殿让阿炳既爱又恨，恨的是它将阿炳的母亲拒之门外、投湖而死，爱的是它寄托着爹爹对阿炳的爱。抱月楼描述了阿炳得知身世之后放浪形骸、以至失明的悲惨经历，令人唏嘘。 然而，“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上，《二泉映月》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关键情节和人物时，逻辑上存在缺陷。第一，阿炳故事的基本落脚点选择存在问题。《二泉映月》从头至尾，把阿炳的一生落脚在对母爱、母亲的渴望。根据这个逻辑，阿炳听说自己是私生子之后，追问爹爹后得知真相，愤然离开父亲与雷尊殿，投入青楼烟馆。问题是，阿炳纠结的到底是母亲的死亡原因，还是母爱？如果是母爱，私生子与否并不影响阿炳对母爱的渴望。也就是说，阿炳因私生子问题而发生戏剧化转变，显得牵强。第二，对于阿炳与天佑的关系处理。作为一个能够在命运和艺术上与阿炳进行比较的角色，天佑先是说出阿炳是私生子而导致其命运转折，后是离妻别子走上抗日战场、为国捐躯，天佑是推动阿炳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例如，董催弟说阿炳不肯回雷尊殿对不起天佑，但事实上希望阿炳回雷尊殿的是父亲。而且，为了让阿炳重新拉琴，董催弟等人更是反复提起牺牲的天佑来进行激励，这与阿炳对于母爱的主题又有冲突。 阿炳故事的主题完全可以放在更高的文化层次、审美层次上来设置，其实剧中也多少涉及到，只是没有重点强调。比如，阿炳在追问和责备雷尊殿与父亲时，提到“念什么经来修什么道”——信仰与价值的终极追问，不仅触及到社会与礼教问题，而且触及人性与灵魂，具有超越个人与情感的力量。 总之，中国戏曲要走好市场化道路，不仅要从形式上进行现代化、甚至国际化创新，更要从本体和内容上下功夫，讲好中国故事。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