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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地域与王国维学术研究 王国维(字静安)的故乡海宁地域前有元代至明代教授、训导等五十四人，更有褚无量、张九成、查继佐等大儒在乡里坊间或讲学传经，或假书育人。有历史记载，海宁自宋以来，特别是南宋皇朝建都临安，许多南迁皇室贵族与爱国士人纷纷在海宁(紧邻南宋首都临安)各乡落户，海宁已成人文渊薮之地，读书讲经蔚然成风。这其中，藏书楼成为文明的一个显例。据考证，海宁史志上可查到的藏书楼共有68座，如衍芬草堂、清风堂、看山楼、澹元楼、吟香仙馆、古韵阁等。如著名藏书家蒋光焴之衍芬草堂，有“九侯望族，万卷藏书”之标。此外，尚有明代陈与郊的隅园，清代许汝霖的也园，吴骞的拜经楼，查升的澹远堂，查慎行的得树楼等。王国维的出生地盐官古镇上，也有陈邦彦的藏书楼春晖堂，有我国红楼梦研究第一人周春的藏书楼“著书斋”，加之比邻之大小藏书楼，足以润泽王国维青少年时期在海宁的阅读时代。而王国维先生，亦从中养成了藏书的文明习惯。这里需与王亮商榷的是，其在《王国维先生藏书和遗文述略》中引静安《“敬业堂文集”书后》自述说：“自能知书以讫弱冠，居乡之日，未尝见一旧本书、一金石刻、盖三百年来文献尽矣”。仅“家有书五六箧而已”(《水仙阁》2010年第2期40页)。然事实是，太平天国暴动是1853年攻克武昌南下，才影响海宁的衍芬草堂等藏书楼纷纷将藏书转移秘藏他处，以避战火。而至1866年太平军战事被全面平息，衍芬草堂之藏书亦全部完好返归故里。此时王国维尚未出世。至王国维能接受启蒙的五六岁即1882年，亦已距战火16年之久，应该说“创痍”之状亦已基本消痕。书之传阅，自不在艰阻之列，况“衍芬草堂”一贯的主张，是在“以书育人，倡导读书，藏书”(见海宁“衍芬草堂”展厅前言)。更有王国维曾为衍芬草堂避战火之书移西涧，而写有诗一首为证，海宁衍芬草堂展厅如此记载道：“书移西涧。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战火蔓延到江南。1857年，蒋光焴将十万余卷藏书从‘衍芬草堂’转移到海盐澉浦南北湖蒋氏丙舍‘西涧草堂’。这里群山环抱，幽静隐蔽，深匿重闭，大量古籍终得保存。当地秀才朱子信见藏书甚富，主动帮助整理书目，此举传为书林佳话。杭州戴熙感其事而作《澉山检书图》，钱泰吉、邵懿辰等作图记。后戴图佚失，嘉兴钱署初复作第二图，著名学者何绍基为该图题诗。后梁启超又为之题记，王国维为之题诗，附者甚众。王国维诗云：“曙邦画得南楼意，醇士图随碧血亡。若论风流略名位，秀州何必逊钱塘。作记同时邵与钱，庚申重跋倍凄然。三家子弟都无恙，回首沧桑七十年。”静安之题诗，时已45岁，应是一种亲切中带有崇敬性质的回忆，试想当年衍芬草堂若无对己之影响，是断不会去深情抒写的。(衍芬草堂藏有最有名的书画为：宋刊本25部，238册；元刊本27部，482册；明刊本76部，1213册；宋刊小字本《晋书》4函32册；宋拓《宋义堂颜帖》8卷，(完整本，海内仅存一部半)；宋刊《律·附音义》1函4册；宋刊《范忠之公集》8册，释达受称之为“七百余年古物，希如星凤。”)加上王国维之父王乃誉乃是亦儒亦商之人，在外亦常为王国维觅购多种读物，更何况海宁的藏书近在咫尺。更有海宁硖石潘授昌、陈授田为其指读四书五经，奠定了王国维人生结构中最原始最基础的文化部分。退一步说，即使如盐官王国维出生之地的春晖堂藏书与周春著书斋藏书，遭遇战火藏书已散尽，想要读书，也不难觅得流在坊间的残存之书。更何况潘授昌、陈寿田(特别是后者)既为王氏指读四书五经之师，当更会从硖石丰富的藏书中为其寻觅指读。当然，此也仅是推测，真正的史实，亦尚待收集考证。但我们不能将王国维所处的环境，与他的学术成长割裂开来，更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当年考据学是与江南地区交通经济的发达，藏书业与刻字业的兴旺分不开的。它给中国学者带来的知识转型，是具学术意义的。 乾嘉学派与王国维的学术转型 王国维的青少年时期，深慕新学，更热心追求康德、叔本华之哲学思想，中年转向经史小学，亦与早年在海宁受乾嘉学派影响有关。自阎若璩考订了《古文尚书》的伪造部分，胡渭对《易经》之河图洛书之源出道家的认定，即开创了乾嘉学派以学术史代思想史的学术地位。而在海宁，以海宁陈家、袁花查家、硖石蒋家等望门大族的家学、家法对乾嘉学派的积极推崇与在乡间的宣传影响，使王国维在接受启蒙与知识增长期间，无不受到深刻的影响。其中，如阎若璩及其弟子们的“淡化清初学者经世精神，而使学术研究向专门化、精致化发展，并把考证法用到历史，地理和经学等专门著作的研究上来”(刘墨《乾嘉学术十论》第2页)，正是后来居上者王国维实承的作为。这也是王国维早年的学术背景。并且他在继承和发扬乾嘉学派精神时，又自觉地运用了早年西学的知识积累，即二元论(刘东)的现代性乾嘉学派治学方式，在形式上看虽然是矛盾的，但从学术本质上讲，却是允许的，因为真正的学术总是在汲纳新东西中继续发展的。所以，我们研究王国维，也应该认识到，王氏抛弃早期西方哲学译介与研究，抛弃文学与戏剧的研究，转向经史小学，其实它内在的学术脉络还是连续的，也可以说，王氏是在开创国学研究的现代性。所以，应该说，王国维中年的学术转型意外出现，其实并非意外，是一种必然，是他青少年时期受乾嘉学派影响之情结在中年时期的学术显现。这里还可让人想到当年的胡适与当下的余英时等大学者们，在对待此类学术现象时，往往以“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去阐释和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并正受到指责。我以为，其实，这也是部分学者的学术眼光与情趣所致，将其称为学术之嬉戏也许更为妥帖，因柏拉图曾有文艺游戏一说，而事实上人们的学术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作为研究者个体的生命情绪，否则，就不会有静安的学术转型时要自毁《静安文集》和以后自沉了。而一般的文艺欣赏者们对静安怀崇敬之心并钟爱有加的，正是静安学术转型时所要抛弃的《人间词话》等，这也恰好又可作为一个佐证的。一个新史料会使一个新学问产生(藤田高夫)，王氏就具有了继承乾嘉学派时这样前瞻性的眼光，这其中，他一方面注重纯学术性的考证，一方面又有意避弃思想性的研究，由此也可认为，王国维学术转型之经史小学的研究，正在于早年乾嘉学派对其知识增长的情结，并在转型时凸显并着重于现实的探索与研究之实证性的、学术本身之知识的本体性研究，且“特别喜欢二元论”(刘东)，才使多有发现与发展。 《王国维全集》今日面世的意义 今天，煌煌二十大卷的《王国维全集》出版了，确实既令我们对前辈学人无比崇敬，又感觉诚惶诚恐，相对当下学界的浮躁与逐利，更令后学汗颜。然面对伟大决不是奴性地跪拜，而应当是学习汲纳中有新的见识与分辨，才可把中国学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地。譬若旧史学与新史学的衔接是否到位，它的整体性在王氏身上怎样体现，“二重证据法”与二元论运用中的弊端又是什么，它的差异性又在哪里等等，所以纪念王国维和检验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重大贡献，也应看到他的不足。如孙德谦批评王国维考订中时有穿凿附会之说；张尔田提醒王国维“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睑”；太炎的学生黄侃亦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217、218页)；黄永年也认为静安一些学术新见“不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史实”(《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第253页)；美国学者周明之亦指出王氏的《殷周制度论》“将理想境界变成了确切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167页)。这里似乎也引出另一个学术问题，因为现在的我们，都未曾真正生活在与王国维相处的学术岁月中及与他存活的时代背景里，所以，一切之后生发的研究——叙述或称理论阐释，就会或多或少，甚至个别还会掺入个人丰富的想象与过度的诠释，包括掺入无可避讳的师生之情，亲属之情，门徒之情与盲目从众心理等等，这就与素朴的“朴学”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它也更使我们想起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之训。面对历史的国学与当下我们正在诠释之中的国学，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纯粹与中西融合的国学，已具有继承中创新的质变，这无论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国学本体论上看，我们都应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新变，而王国维，便是这历史嬗变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他的治学手法已不仅仅是纯粹的乾嘉学派的国学，而是中西融合，如刘东所说是二元论治学方式下的国学了。那么，如何更科学、更全面、更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与时代语境去评介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只有认真通读和细研王国维的全部学术著作，才能准确理解王国维对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真义与价值。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