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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序言时，我们的思绪常常不自觉地游离到文学之外。遥望西部，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对奇诡的自然造化的神往，还有对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断探寻的冲动。地处欧亚内陆的中国西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 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的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文明交往、文化交融的大动脉。无论是“喜马拉雅运动”与青藏高原的隆起，还是昆仑神话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哺育与想象，从远古的地质变迁到人文化地“根”的溯源，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昭示意义。 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的“海洋”，1925至1927年，美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迭部一带流连忘返，他由衷地慨叹：“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如果《创世纪》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 总有一些隆起的高地牵挂着我们的梦想，因为文明进化的阶梯在此完成。人类进化源头产生裂变时的巨大能量——文明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人类的旅程。考量人类文明的进程，缺失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这是人类经常面临的课题。就像一个人，虽然到了暮年，但总忘不了童年，因为童年孕育着巨大的光芒和能量，滋养了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人类也无法忘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童年，不管走得多远，也需要在此寻找力量，文明的进程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回望中完成。 对于中国西部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正是源于以上思考。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言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撰写宗旨就凸显了出来：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既要成为我们的研究视角，又要成为我们观照一切西部文学的价值理念。于是，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湮没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撰写《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主体架构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也成为这部文学史修订版的一个基本遵循。 鉴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在这部文学史出版的十几年中，有媒体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空白。而我们始终认为，这部文学史之所以会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缘于对西部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其实我们的研究只是打捞了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闪烁的贝壳而已。所以说，时过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就是我们不断追踪、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当下，修订版增加了三章15节16万字的内容；对四个章节给予了大幅度修改、删减，还对通篇文字进行修改和补充。修订版“文学史”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正如研究者说的，十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飞天·大学生诗苑》是文学期刊中增补的内容之一，这个栏目曾刊载约1100人的2300多首诗歌，涉及30多个省市的500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学生。一批已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如叶延滨、徐敬亚、叶舟、于坚、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从《大学生诗苑》寻觅到当年脱颖而出的踪迹。可以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次修订，在原文学史1949-1979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几位作家都未到过西部，而西部却又成为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为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书写和文学史书写所独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系列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实际上他本人是1977年才来到中国的，应该看到那些历史小说是来自于他对中国西部的想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35部，其中天山系列有20部，而纯粹以天山为背景的有12部。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的故事就完全发生在新疆。当然，金庸其它作品中涉及西部的篇幅没有《白马啸西风》这么重，但这些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较认同“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弋舟对此作出的呼应，他说：“‘西部特色’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主题表达中，坚持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人性价值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题材领域里我们在多种选择中，可能自然生态的描写，风景、风情和风俗的描写应该成为我们的长项；而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也应该成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此类缺失的重要元素。所有这些特质的挥发，一定会使西部文学的特征予以凸显，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新的迷人的风景线”。这也正是我们追寻和期待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0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