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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老师介绍：今天是我们名师讲坛第四讲，我们有幸请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莫砺鋒教授。莫砺鋒教授是老一辈著名古代文学专家程千帆先生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博士生。他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84年，当时是全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鋒教授的《江西诗派研究》是研究古代文学流派的一部力作，也是比较早期以古代文学流派为研究对象的，可谓开风气之先，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莫教授这些年也一直致力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唐宋文学的研究。最近的一本著作《朱熹文学研究》获教育部科研成果奖。 莫砺锋：各位同学、老师，很高兴有机会跟中山大学的老师同学交流。八年前我曾来过中山大学一次，仅到陈永正老师家里坐了一次；文学院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今天的讲座临时定了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是谈谈我自己自从走上古代文学这条研究道路以后，在南京大学学习然后教书的一点心得体会。我想国内各个高校只要有中文系的，必然都会有古代文学学科。这一学科在全国数量非常多，各自在治学路数上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凡是著名高校，他的古代文学学科都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从这里讲起。 南京大学以前的古代文学专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主要是在原来的中央大学以及金陵大学时期，那时候我们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一直到解放以后，到五十年代，还有胡小石、罗根泽、陈钟凡、汪辟疆这样一批前辈学者。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文革结束后，已经风光不再了。因为那个时候老先生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仅存的一位陈钟凡先生已经脑筋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他年纪很大，家里人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代文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衰弱的地步，在南京市的范围内，大家都公认南京师大比南大要强得多，南师大有唐圭璋先生、孙王先生等一批老先生，而南大没有。所以应该说，后来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程千帆先生来到南大工作。也就是说，在1987年，我们已故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毅然地把武汉的一位街道居民——也就是程千帆先生——聘请到南大来教学，程先生到南大的时候已经是满头白发了。我1979年考上他的研究生，第一次到他家去拜访他，见到他头上一根黑发都没有了，全是白发，那是他已经是六十八岁了。但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非常勤奋地工作，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外，还自己写著作，然后还以很大热情指导我们系的中青年教师。 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古代文学学科在很大意义上是程先生到了南大之后重建起来的。因此，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学风或者说治学路数上，就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程千帆先生个人的印记。他个人的风格对我们这个学科影响很大，我们现在整个教研室或者是文献所的骨干教师，基本上都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第三代学生。包括程先生的外孙女，在沈祖芬的《早早诗》中写到的那个小女孩早早，我们已经把她从复旦引进了。都是程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所以就使我们这个学科很鲜明的打上了程先生学风的印记。那程先生学风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始终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须要非常重视文献学的基础。也就是他常讲的几句话：一句是，要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后来又说，文艺学要跟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这个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就是当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把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材料本身先搞清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还是残缺不全的？是真实可靠的，还是虚假的？他首先是强调这一点。当然，接下来还有最基本的文学史实、作家的生平等等历史背景都要搞清楚。这些属于考据学、文献学的工作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进入文艺学的研究，才能对这个作品进行判断、解读、评判，然后提升到理论，得出一些结论来。否则的话，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我想，这一点可能就是程先生本人治学的一个特点，因为他花了很多力气从事校雠学的研究，他编写《校雠广义》，也一直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这门课程。我到南大后一连跟程先生学习了五年，硕士、博士读了五年书，毕业后留校任教，也一直在他老人家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但是程先生从头到尾给我开过的课也就是两门，一门是杜诗，杜甫研究，还有一门就是校雠学。他说，上了这两门课，如果听好了，那就差不多了。校雠学学好了以后，自己知道怎么去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考订材料；然后讲一门杜诗，就是通过对某一个典型的研究，基本掌握了这种研究方法，那么转而研究其他的也就可以了。这种课程的设置也确实是体现了程先生学风的特点。 我想，自从我们这些师兄弟们相继毕业留校，然后我们的学生现在也有留校，这样不断有新的力量补充到我们的学科队伍中来，大家的治学路数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相似的倾向，就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间我们比较重视文献学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然，我想其他高校肯定也会这样做。凡是搞得好的，学风比较朴实的学科点，他都会重视文献学问题。但是这样大声疾呼的，把文献学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理论高度的，好像程先生是比较突出的。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点的一点特色吧。今天我就想把我自己在读书过程中间关于文献学问题的一点体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按照我的惯例，我很希望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讨论，所以我先讲一个多小时，剩下的时间开放给同学和老师们，有什么意见、指教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先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古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历史的遗留态的东西，这个材料不是我们当前的，它的写作背景、写作语境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研究的时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我本人从事的唐宋文学研究来说，到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年上下了。经过一千年以后，这个文本、材料传到现在当然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就是它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少了、残缺不全了。因为在作品的流传过程中间，总会有些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没有存下来。中唐的韩愈在读李杜诗的时候，已经说他们的诗歌流传到中唐，仅仅是“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好像泰山上的一根毫芒一样的，大部分的作品都亡逸了。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的语言，但作品不停的亡逸肯定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当然是不全面——这本无问题，因为文献如果已经亡逸无法搜集了，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只能根据还能找到、还存在人间的材料进行研究。但由于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时，不是非常清楚所找到的材料全还是不全；当然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这些材料是真还是伪。因为中国古人有造伪书的习惯，也有无意中产生的讹误，编书时不小心把伪作收入了。所以我们面对的材料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第一，它是全还是不全；第二，它是真还是假。我刚到南大时，程先生看我不是中文系出身——我那时是从外文系二年级考去的，没读过中文系。程先生就说，你又没什么书，又没读过中文系的课，还是买一点基本书籍吧。可我那时比较贫困，就靠助学金三十多块生活，买不起《四库提要》那么贵。程先生说，你买薄书，别买厚书，他老人家就不由分说自作主张帮我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记得很清楚，非常薄，四点四万字，五万字不到，当时就是几毛钱，是陈垣，就是史学家陈垣写的，书名叫《陈垣史源学杂文》。史源学，史学界有的也把它叫做史料学，即是看历史的一些基本文献。书中陈衍先生引用了许多具体的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见著白纸黑字的，甚至是见著正史，如《资治通鉴》这样正式史书的材料，都是真实可信的。陈衍先生指出，这些书中有许多虚假的、伪的材料。这本书我当时当然是很认真的读了，但说实话，时至今日过了二十多年以后，书中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一点，记得这本书的前言。这本书的前言是陈垣先生的公子陈智超先生写的，陈智超也是一个史学家，他在前言中回忆了他父亲在北京师大给历史系的研究生开课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即是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别人是骗你的。这句话本来是《诗经•郑风•扬之水》里的句子，这是一首民歌，也是一首情歌中的话。原意大概是，一对青年男女，或是男方或是女方对对方说：“你不要听信人家的挑拨，我实际上是很爱你的”诸如此类的意思。但陈衍先生引用此话，意思就是你不要轻信书面上的那些材料，他们是在骗你；书面上的材料很可能误导你。虚假的材料你若信以为真，就会把你引到一个虚假的、错误的结论。我当时看了很受震动。因为我以前想，白纸黑字见于古书的，或者说见于墨版书的材料，当然很可靠。这样看来并非如此，文献中间，甚至比较权威的文献材料中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程先生自己给我买这本书叫我好好读，可能主要的用意在于这里，要我们非常注意文献中间的问题，把这看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即首先要把文献的基础搞好。下面我把问题归到今天的讲题，唐诗文献上来。 我个人的阅读兴趣主要是在唐宋，尤其主要是在诗歌，所作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在唐诗或宋诗上面。我在读相关文献时觉得，文献学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文献的全面性。大家都知道在闻一多先生的时代，他们研究、阅读唐诗，手中有一部《全唐诗》足矣。那时学者都认为，所有唐诗都已收入《全唐诗》了，《全唐诗》有四万九千多首诗。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学界已经有了《全唐诗补编》，其中又收入了六千七百多首作品，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唐诗文献，其总数就上升到了五万六千首，不能说仅仅读过《全唐诗》就完事了，就读过所有唐诗了，必须要注意还有补遗的部分。这个问题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假如说读的文献不全，我想，最基本的影响就是以偏概全。由于读的文献是不全面的，只读到了一部分的材料，那么对某一作家乃至一代诗风要作出某种判断的时候，必然是走了一条以偏概全的路子，凭一部分材料得出一个整体性的结论，这当然是不可靠的。应该说，文献学的问题即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间，有时也会发生。我们看一个钱钟书先生的例子。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应该说是水平非常高的一部诗选。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本，它非常鲜明地体现了钱先生对宋诗的一些观念、观点。这部书出来后，大家当然是交口赞誉，评价非常高。但我们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查一下这本书，就会有些问题。为什么呢？当钱先生在六十年代出版这部书的时候，《全宋诗》并没有编出来。当时关于宋诗的文献是散见于各种书中间的，没有一部总集，钱先生就没有这样一种便利。编唐诗选，看一部《全唐诗》就行了；编宋诗选，要到处寻找材料。当然，钱先生是博闻强识，他读的书非常广博，在当时学者中间，他掌握的宋诗材料肯定是最多的。但是最多并不说明就是全部，肯定还有的书没有看到。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说明。在《宋诗选注》中选了南北宋之交的一位诗人吕本中的诗，其中有一组叫做《兵乱后杂诗》。在《宋诗选注》中选吕本中，应该说不会有问题：因为吕本中其人，是当北宋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这些大家离开诗坛以后，到南宋的陆游、杨万里等四大家登上诗坛以前，一个代表性的诗人。他本人的诗风、理论，又基本上体现着诗歌由北宋转向南宋的一个转变过程。所以选他当然没有问题，他虽然不是宋代第一流的诗人，但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具体选目也没有问题：《兵乱后杂诗》的内容，写的是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围攻并攻陷汴京的过程，即宋朝军民在汴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这就是吕本中歌咏的对象。因为当时吕本中本人正在围城中间，目睹了这场战争。所以，以这样重要的一个诗人，写这么重大的一个主题，诗又写得好，那么这组作品选到《宋诗选注》中去肯定没有问题。钱先生在这个标题下一共选了三首诗，他在题下注中说，这组诗原有五首，都是五律，他从中选了三首。我想，以钱钟书先生的手眼，从五首诗中选三首，应该是选得最好的，不大可能把好的遗漏掉而选了差的。五分之三这个数字，应该是说很有价值的。但是，在文献学上有个问题，问题就出在分母上。就是吕本中这组《兵乱后杂诗》原来的数目不是五首，而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二十九首。钱先生没有看到《东涞外集》中记载的全部二十九首诗，他是根据《瀛奎律髓》中选的五首再选的。这样一来，我想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假设钱先生当年看到了全部的二十九首，再来选，是否一定选三首？会不会选四首，或者五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假如钱先生就选三首，那是否一定选现在这三首？会不会从方回排除掉的那二十几首里面再选出一到两首来？我想，这里应该是可以加一个问号，有可能会有其他结果。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文献学上的问题。即正是由于钱钟书先生对于宋诗文献把握得并不太全面，产生了有可能影响他选注的质量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不管是作哪个性质的研究，不管是选注——选注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一种批评，或是对某个作家、某种现象的论著，假如把握的文献材料不全的话，都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问题。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不用多讲。 比较严重的，还不是文献的全或不去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文献的真伪问题。如果一个材料本身的真伪有问题、不可靠，那么它所引起的后果也许就更加严重。前几年学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文献的真伪重要性有多大。在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联名写那篇文章以前，没有人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产生过疑问，大家长期以来就把它当作司空图的著作，当作晚唐的一部重要诗歌理论文献来看待。所以，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尤其是关于唐代文学诗歌理论的批评中间，一定会提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它确实很重要。可是现在突然从文献学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釜底抽薪式的问题：这部著作是否是司空图写的。经过大概两年学界的争论，也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来，但是我问过很多朋友，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二十四诗品》确实不是司空图写的，它多半是元代人的著作。假如这个结论能够成立，以前把《二十四诗品》当作司空图的著作，而引申出的众多结论就全部都倒塌了，不能成立了。这不是晚唐的文献，而是元代的诗学文献，怎么能根据它归纳出晚唐的诗学思想来呢？这确实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一个文献的问题达到了一个这样严重的程度，那它就直接影响着我们以后所有的归纳、评判、理论，就是后面的工作虽然做得辛辛苦苦，也许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文献基础的问题，这个基础一被抽掉，所有的结论都不能成立。就好像是建在沙滩上的一座大厦，根基一倒塌，整座大厦都全部倒塌。所以，我想文献问题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在阅读唐诗宋诗的时候，主要是唐诗，因为《全宋诗》我还没有读过，我读过《全唐诗》，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全唐诗》在闻一多的时代，大家把它看作有唐一代诗歌的总集，看作很可靠的文献。那个时候的学者引书，一般引《全唐诗》就没问题了，不再继续追问这个文献是否可靠。但是时至今日，经过中国学界的不断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全唐诗》中间错误很多。其错误主要有两类，可以用学术界的一本著作的书名来加以说明，这本书叫做《全唐诗重出误收思考》——两类错误，一类是重出，一首诗在《全唐诗》前面出现了，后面又重复出现，前面在张三名下，后面又在李四名下，甚至又在王五名下，收在三四个人名下重复出现，就是重出；还有一类就是误收，误收就是它不是唐代的诗歌却收了进去，它把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诗，以及唐以后的宋代、元代、明代的诗收进去了。现在还没有人发现过有清代的诗，但明代的诗是大量的混进去了。这样一种情况，学界已经揭露了很多。我想，以后我们再读《全唐诗》的话，特别是在座的研究生同学们，以后你们以《全唐诗》作为研究对象的话，一定要注意去看《全唐诗补编》、《全唐诗重出误收思考》以及还没有体现在这两本书中的一些零星的论文。一定要注意学界已经对这个文献的证伪或者考核，不注意这些考核材料的话，也许会弄来一些虚假的材料。 我以前非常喜欢几首戴叔伦的诗，可是后来经过我的学弟蒋寅的考核，这些诗都不是戴叔伦的，都是明朝人的诗。这使我大失所望或者说大吃一惊，这样好的诗居然是明诗，不是唐诗。这样的问题很多。那么下面我举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例子。在《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呢，应该说我读到之后很喜欢，因为它的写法、风格比较接近于陶诗，陶渊明的诗。在初唐那种宫廷诗风甚嚣尘上的环境下面，王绩写出来这样的诗，好像一股清风一样，读了眼镜一亮。这首诗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它的构思比较接近于一首王维的《杂诗》。王维《杂诗》大家很熟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很接近于这首诗。不过王绩这首诗写得比较长，稍微罗嗦了一些，他问他的老乡是一口气问了十二个问题，问他的老乡：我家乡家里的篱笆有没有毁坏?我移栽的竹子有没有存活？我家的梅花有没有开花？等等等等，问了十二个问题。诗不如王维的写得那么凝练，但还是一首很清新可诵的诗。这当然没有问题。这首诗在唐写本的《王无功文集》里面就有，这不会有问题，在文献上很可靠。问题发生在同卷的另外一首诗，同样在《全唐诗》卷38，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内容也确实是逐一回答王绩诗中提出来的问题，告诉他你家乡的竹子怎么样了梅花怎么样了，回答了十二个问题。从一般的逻辑来看，假如我们比较轻易的作一个判断的话，他这首诗编在《全唐诗》的初唐部分，编在和王绩同一卷卷38中间，应该没有问题。王绩问，他回答嘛，当然两个人应该是同时代的。在我们江苏省某兄弟高校的教授们编写的一部书中间，就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所以我特别记得。他们就说，这两首诗一问一答，这首答诗写得非常生动，被问的这位老乡非常热情的一一解答了王绩提出的问题等等，后面的一大篇的赏析性的文字。应该说我觉得那篇文章的赏析文字写得很不错，文章写得很漂亮，但问题是我们要追问一下它的文献学上有没有问题。也就是第二首诗到底是不是王绩的老乡写的，它是不是初唐人写的。我们看一下《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朱仲晦何许人也？唐代没有朱仲晦其人，《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而这个朱仲晦实际上是谁呢？实际上就是朱熹。我前两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都在读朱熹的书，对朱熹的文献还比较有印象。这首诗也确实在宋本的《朱文公文集》中就有了，它就是朱熹的作品。朱熹字晦庵，一字仲晦，仲晦就是他的字。那为什么南宋的朱熹会写一首跟初唐的王绩问答的诗呢？原来这是古人的一种游戏文字、游戏笔墨。古人有这种写作习惯，跟古代的某个作者进行一种虚拟的对话，古代作者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我来和他，来跟他唱和、问答。这是古人常见的一种写作方式。苏东坡和陶渊明，怎么可能是同时代人呢？当然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唐代的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天对》，内容就是一个一个地回答了屈原在《天问》中问的一百四十七个问题。传说中屈原南游沅湘，见到了楚国的这个仲庙中的壁画，“呵壁而问之”，写下了《天问》，对宇宙的秩序、人间的是非进行追问。但是屈原在《天问》中间没有回答，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唐代的柳宗元写了《天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当然，《天对》署名柳宗元，柳宗元名声很大，我们现在不会有什么怀疑。假如柳宗元名声不是那么大，我们搞不清楚柳宗元是谁，后人一看见这篇《天对》，它是逐个逐个回答了屈原《天问》中的问题，就断定这篇《天对》就是先秦的作品，把它编到《楚辞补编》中去，就会犯类似的文献学的错误。 所以我想，清代的人错误地编进《全唐诗》卷38的这样一首署名为朱仲晦的《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错误，一种文献学上的错误。假如读了以后不加考辨，不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它进行一次追问，就来立论、就来讨论、就来评判，那就会犯我们江苏省兄弟高校的老师们犯的同样的错误。尽管分析得头头是道，说王绩跟朱仲晦怎样问答怎样生动，但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是唐代人，一个是宋代人，中间不在对话。所以作品的真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引起更加严重的注意。那么同学们也许会说，《全唐诗》是一部大书，它的总数达到五万首诗歌。这么大的一部书中间，在文献学上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当然不足为奇，是不稀奇的。像现在北大编的《全宋诗》，现在学界不停的有人写小文章指出这个误收了、那个漏收了，肯定会这样，因为它数量太大了，这个工作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那么问题归结于，假如我们读一本比较小的书，数量不是那么大；我们读一部比较为大家所认可的、比较有权威性的一部书，这个时候对它的文献学要不要加以追问呢？在读这样一部书的时候，是不是文献方面就可以非常放心、不管他呢？直接就把这个文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解读、评判、论述呢？同样不是，同样应该在文献学上问一个真不真、全不全的问题。 我下面举一个例子，举《唐诗三百首》为例。《唐诗三百首》编成于清代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从编成以来到我们现在已经两个半世纪了。尽管我们现在又有了很多其他新的唐诗选本，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唐诗三百首》依然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唐诗选本，是最为家喻户晓的，它的读者最多。《唐诗三百首》这样一本书，应该说从选本的角度——尽管它比较通俗——已经是一部比较权威性的读本了，那它在文献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以前对《唐诗三百首》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都是对它里面的选目觉得有的选得不是很精当。有的诗，比如我个人认为李商隐的《韩碑》是不是要选进去；还有的漏掉了，比如说像李贺，李贺在《唐诗三百首》中一首都没有，完全没这个人，我想这是很不对的，不妥当。李贺其人，不管你从那种价值尺度来判断他，他在唐诗中间都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照我想，如果选三百首唐诗的话，李贺应该选个四到五首才比较合理，它现在一首都没有。因为这个选者受沈德潜的影响很大，注重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牛鬼蛇神的李贺诗一概排斥，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对这个选目是有一些议论的。但是有没有人从文献的角度问一下，《唐诗三百首》中选的诗都是唐诗吗？它里面有没有宋诗？这就是我去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章的标题，叫做《<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黄天骥先生曾经对我进行过鼓励，所以今天我才有勇气来这里谈一谈这篇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当然文章已经发表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说说里面的思路。 我们假如说对《唐诗三百首》也进行文献学上的追问，问一下它在文献学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误收不是唐诗的诗——我们现在把问题确定为宋诗，因为我研究唐宋，其他不熟悉。当然，按照胡适之先生的说法，大胆的怀疑，在学术中间怀疑就应该大胆，什么都是可以怀疑的，没有不能怀疑的东西。不能怀疑的东西是宗教，绝对不是科学，科学的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所以我们就来大胆怀疑、追问一下，《唐诗三百首》在文献学上到底有没有问题，里面有没有宋诗。我想，假如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检查一下那些被选入《唐诗三百首》里的作者中，有没有生平跨五代和跨北宋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位诗人，其生平是从五代入北宋，跨两个时代。因为我们知道五代在文学史上是隶属于唐代，唐五代被看作一个时代。《全唐诗》里也收了五代诗，《唐诗三百首》里也选了五代诗。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作者？唐亡于公元907年，北宋建立于公元960年，有没有这样一个诗人，他的生平是跨960年。我们一查还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诗人，姓张名泌，或者它另外一个写法是单人旁的佖。《唐诗三百首》中选了张泌的一首诗，标题叫《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唯有窗前月，尤为离人照落花。”这样一首诗。为什么要怀疑这样一首诗呢？就因为张泌其人，他是五代人，但是进了北宋，活到北宋以后大概还生活了三十四年之久，他的后半生都在北宋。所以我们就要追问一下，他这首《寄人》是在五代时候写的，还是在北宋写的。假如在北宋时候写的，应该是宋诗，不是唐诗。最简便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宋诗》了，可以查阅《全宋诗》。拿《全宋诗》来一翻，还真巧，在第十四册就有这首诗。就是张泌的这首诗，被北大编到《全宋诗》里去了。所以我们得出来一个简单的结论，在《唐诗三百首》里选了一首宋诗，因为它在《全宋诗》里也有。那么当然这个结论太轻率了一点，我们学术上面不能这么轻易就得出一个结论来。再考察一下，这首诗虽然被编入《全宋诗》了，可他到底在什么时候写的，现在查不出来准确的记年。但大致上可以知道，这首诗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因为在《词苑丛谈》中间记载了这首诗是他在南唐时候写的，说是他年轻时候写给邻居家一个姑娘的一首情诗。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他进入北宋以后年纪也比较大了。大家想，“别梦依依到谢家”这样的诗，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是不会写的。肯定是年轻人才可能写这样的诗。所以这首诗我们大致上可以肯定为是唐诗，著于五代。尽管它也被北大编入了《全宋诗》，但不是宋诗。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曾经有过的怀疑，我们已经把它排除了。 那排除了张泌以外，《唐诗三百首》中还有没有可疑的作者呢？那么下面讲的，就是我在那篇短文中间提出的观点。文章已经发表了，我就尽量讲得简单一些，刚才说的都没有写到文章里去，是我的一些思考而已。在《唐诗三百首》中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可疑的作者，同样姓张，叫张旭，是初盛唐时期的书法家，“草圣”。张旭的诗在《唐诗三百首》中选了一首，叫《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我们开始怀疑这首诗。当然张旭的年代是不可怀疑的，因为这个人从初唐生活到盛唐，是唐代人没有问题，不管怎样差也不会差到宋代去，他不可能活三百多岁。但问题是，这首诗是不是他写的？中国古人有好造伪书的坏习惯，经常伪造一些文献说是古人的。最早的当然是伪古文《尚书》了，早到先秦去了。怎么判断伪书，清代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间指出来几条判断伪书、判断虚伪文本的方法。其中一条是：假如我们看到一个文本，其出现的年代非常晚，而它所假托作者的年代又非常早——即是说从那个古人生活的年代到这个文本第一次被发现的年代，中间隔了很长时间。比如说一首李白的诗，唐、宋、元代文献都没提到过，到清代突然出现了，隔了很多年。梁启超说，这就很可疑，应该怀疑这样的文本多半是伪书。按照这样一个路径来检查一下张旭的这首《桃花溪》，它在所有的唐代文献中间都不见踪影，在五代跟北宋的文献中间同样不见踪影。就是在南宋以前，从张旭生活的初唐开始，几百年中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见到过，从来没有书里面记载过这首诗——说实话张旭的诗本来就很少，张旭在唐代是以书法而不是诗歌闻名。它到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了呢？到南宋中叶，孝宗时期突然出现了。它首次冒出来，在文献方面，是出现于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是在大概公元1190年。距离张旭生活的年代已经好几百年了，它突然出现了，这首先就很可疑。当然，仅仅可疑还不够，我们还要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假的。我们先检查一下它出现的载体，它首先出现在这部书中，这部书质量如何。应该说洪迈其人还是一个不错的学者，他的《容斋随笔》写得是相当不错的，精于考核。但恰恰这一部《万首唐人绝句》不是一部质量很高的书，不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洪迈在《万首唐人绝句》的序言中间，对他编这本书的过程交待得一清二白，不是别人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所以很可靠。他这部书是怎么编成的呢？在1180年，这本书完稿之前十年，他开始编。编了几年以后，经过千方百计搜集唐代的绝句——五言、七言绝句，到后来大致成稿了，一共搜集到五千四百首唐人绝句。假如他的书就到此为止刻出来，那么这本书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当时的皇帝宋孝宗有一次交谈、对话。宋孝宗跟他闲谈时说：“唐人绝句很多啊，我们宫廷里有很多扇子——团扇或折扇，扇面上写的诗都是唐人绝句，有几百首之多。”我们可以想象，一把扇子面积不是很大，写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不下，就是写绝句正好。扇面上写的都是绝句，宋孝宗说有几百首之多，洪迈就告诉他：“我正在编一部唐人绝句集，不是几百首，有五千四百首。”宋孝宗这个人也不学无术啊，唐诗怎么会只有几百首绝句呢？他一听很惊讶，这么多啊！所以对洪迈的工作很鼓励、很肯定，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要把它编好。这一鼓励，鼓励出问题来了——我对我们现在的社科课题经常是比较不恭敬，因为我觉得由上面来选定甚至指定的社科课题，体现统治者意志的那些课题，大部分是不科学的，大部分是做不出好结果来的。我还没有看到过由社科课题做出来的成为不朽的东西，好的著作应该是自己的研究、自选的课题。洪迈的这个唐人绝句集本来是他自选的课题，宋孝宗一鼓励以后呢变成了钦定的课题，国家级课题。一变国家级课题，这个做的态度就有了问题。因为宋孝宗是赞赏于他的多，所以他一回去就立志要把这部书扩大成一万首，原来只有五千多首现在扩大为一万首。几年以后他果然编完了，编成的就叫做《万首唐人绝句》。我想他的问题，多半出现在他后面增加的这四千多首。因为这个从逻辑上比较容易推论，原来他搜集唐代绝句搜集了很多年，大致成书了只有五千多首；怎么宋孝宗一鼓励，一下子又产生了四千多首，这怎么可能呢？领导说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了，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我想问题多半出现在后半部。那么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书成的当时，就有人——南宋陈振孙在《书录题解》中间就已经毫不客气批评过他了，说他错误甚多。他指出来尤其不应该的是，他把很多宋朝人的绝句改头换面编到这本书里去了。陈振声在《书录题解》中间起码举出了八九个人名，都是宋代诗人，洪迈为了要凑数就把他们的诗换一个标题，说成是唐诗编进去了，放在某个唐人名下。当然，洪迈很聪明，他造假的手段很高明，他没有从王安石、苏东坡的诗集中去偷点诗说成唐诗，他选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大家不知道不熟悉的，可以公开的作伪。所以在洪迈这部书中间首次出现张旭的这首《桃花溪》以及另外两首七言绝句，都是以前没有的，都一下子出现了，我们就觉得非常可疑、不可靠。 我们觉得某件事情不可靠、可疑，只能说它是嫌疑犯，不能判断它就犯罪了，没有证据。我们进一步找证据，还果然找到了。因为这三首诗，在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以前三十年，早已被编在北宋蔡襄的文集中去了，蔡端明文集，《蔡襄文集》。而《蔡襄文集》，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一部编得非常严肃认真的书。它是南宋的状元王十朋到蔡襄的家乡福建泉州去作地方官的时候，访问了蔡襄的后人家里得到了遗稿，并访问了蔡襄的弟子的弟子，得到了这些手迹遗稿以后再编，这部书编得很认真。这三首所谓的张旭的七言绝句，包括这首选入《唐诗三百首》里的《桃花溪》，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蔡襄的文集中间，就在卷七。这个卷七在北京图书馆有宋版本，原刻的宋版本还存在。一字不差，就是标题不一样。《桃花溪》在蔡襄的文集中，原来的标题叫《渡南涧》，现在改成了《桃花溪》放在张旭名下。我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就不细述这个论证的过程了。就是我当初就是这样怀疑的，我觉得找到了蔡襄文集以后，找到这三首诗都在文集中间，而且根据蔡襄写作这三首诗的背景来看，它完全天衣无缝。简单讲讲，蔡襄写作的那一年，他在杭州做知州，杭州的地方官。他本人的老母亲还健在，蔡襄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他在这里做地方官，杭州山水很美丽，他的老母亲又健在，所以他一个春天都陪伴他的老母亲游玩杭州郊区的山水景点。所以他那年春天接连写了二十八首七言绝句，都是写游览的过程。这三首诗就在这二十八首绝句的中间部分。我们注意他的上文跟下文，觉得非常吻合。西方人读文本叫做text，上下文叫做context，我们看他的context觉得非常吻合，不错，就是蔡襄写的。而且，他的诗的标题被改成张旭的诗的标题以后，跟这个诗的文本不合，与原来的标题合。大家可以会后去看看。这是一个思路，当然我那篇文章还提出了第二个思路。因为当初发现这个问题我也想到，张旭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蔡襄也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我们能不能从这两位书法家传世的书法作品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一幅张旭的真迹，他写了《桃花溪》，那么就是他写的，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找一下这方面的证据。也巧，这三首诗的最后一首，我们找到了蔡襄书写它的真迹的记录。是明代人的记录，是经过元末明初的倪云林大书法家、大书画鉴定家的鉴定，倪云林本人是既看到过张旭真迹，又看到过蔡襄真迹，他在张旭真迹和蔡襄真迹后面都有跋，说他们的书法有怎么样怎么样的风格，所以他看到的蔡襄真迹肯定不会错的。因此，从书法作品来看，这三首诗也是蔡襄写的，而不是张旭写的。我觉得，选在《唐诗三百首》中的《桃花溪》它原来的标题是《渡南涧》，它原来的真实的作者应该是蔡襄，这个结论已经建立起来了。 刚才说的，都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我们对这首诗的文本，从文献学的层面上对它进行追问、进行考核，它到底作者是谁，属于什么年代。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文学研究，文献学当然本身是一门学科，它本身是有自足的意义。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放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下来看，它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什么用处？我们同样以这个题目为例。就是我发现了这个小问题以后，当时也很犹豫，我想要不要把它写成文章、发表出来呢？说实话，这个题目很小，因为一首七言绝句，它的作者是张旭，又不是李白、杜甫，假如说你发现一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是宋诗，这本身很重大，应该马上发表。张旭又不是唐代的有名诗人，他的一首七言绝句是宋诗，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还有一重犹豫，就是《唐诗三百首》是我很喜爱的一本读本，我本人入门的时候就是读这本书，一直觉得它很好。就像一块白璧样的，白玉无暇，现在非要说里面有一首宋诗，这块白璧上面有了一个大的疵点，有点煞风景。我本来觉得还是不把它说出来了，但后来想想还是求真吧，它既然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当然还是要求真。但是把它写成文章呢，仅仅谈文献学问题的话，这篇文章的含量不够，所以我还是勉为其难地把它放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中间来谈一下。 它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到了这样两点小小的意义：就是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考察唐宋诗的异同问题。大家都说唐诗宋诗有很大差异，当然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来，唐诗中间有宋诗，宋诗中间有唐调，这是交叉的；但大致上它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而且学界认为，二者风格倾向差别还比较大。根据一个文本，来判断它的风格属性，再从这个风格属性来判断它的时代属性，它属于什么时代，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宋代的严羽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后面附的那封信中间，曾经自吹，我对古代不同时代的诗风辨别得非常清楚，“若辨苍素”，像黑白那样分明。他说一首诗不要告诉我作者，就是看，我就能知道是初唐诗、盛唐诗、还是大历年间诗，仅仅看风格就可以判断出来。说实话，我是一直怀疑严羽是吹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起他于地下而问之，没办法考核他。但是有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考验，而被考验的人没有经受住考验。这个被考验的人就是明代的何景明，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经常一见宋诗就摇头，他说“宋人诗不必观”，宋诗不好，不要看——我是最反感这句话，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宋诗嘛，他说“不必观”，把我的饭碗都砸掉了。何景明经常这样说，他的一个朋友杨慎不服气，有一次就找了四首绝句来，都是七言绝句，把它写出来，名字不写，问何景明说你觉得这几首诗怎么样。何景明拿过来一看，说：嗯，好诗。杨升庵就问他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的诗呢，何景明就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唐诗。杨就把原书翻出来给他看，第一首宋诗、第二首宋诗，四首全是宋诗。这下何景明没话说了。可见从风格上来判断作品年代是很困难的，不是那么准确。当然，何景明其人是死不认错的，他后来又拿起来重新看一看说：细看也不好。但死不认错也没有用啊，学术上的问题就是学术上的问题，要问个清楚。 我从我这个小发现上想到了什么呢？我就想到了，关于张旭的这首《桃花溪》的风格的问题。很巧啊，这首诗在闻一多先生1941年在西南联大讲唐诗的时候，曾经分析过这首诗，因为闻先生的讲课笔记现在已经发表出来了，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那么我们看到闻先生讲课时提到过这首诗，闻先生对这首诗风格的判断是典型的初唐诗，还带有齐梁格调，这是闻先生的一个判断。大概是1999年，我们南京的一位学者，吴功正先生出版了一本《唐代美学史》，也提到了这首诗，他的判断又不一样，他说这是典型的盛唐风格。这就奇怪了，同样一首诗，二十八个字，怎么又是典型的初唐风格，又是典型的盛唐风格？所以我就很怀疑，不管是闻先生也好，还是吴先生也好，他们多半并不是从这个文本的风格入手来进行判断。他们实际上首先做的事情是，首先知道了这个文本的作者是谁，实际上已经知道是张旭的诗了。因为张旭这个人的生活年代，跨初唐和盛唐。他在初唐的时候，跟张若虚、包融、贺知章四个人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在盛唐，他同样跟贺知章、李白等八个人齐名，被称为“饮中八仙”。所以他这个人又被看作初唐人，又被看作盛唐人。我猜想，闻一多先生是把他看作出初唐人，所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初唐风格；而吴功振先生认定他是盛唐人，所以说它是典型的盛唐风格。那到底是什么风格？我想，假如他们认可了我的结论，知道这首诗是北宋人蔡襄写的，再来说风格的话，会说是什么风格呢？说它是典型的北宋风格？这是很难说清楚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某一个很小的角度提醒我们，唐宋诗的风格差别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两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大致上交叉的一种情况。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结论更加简单：蔡襄其人在北宋诗坛上充其量是一个三流诗人。蔡襄写了一辈子诗，唯一有名的一首是《四贤一不肖诗》，由于直接反映了范仲淹当时的政治斗争，所以当时非常轰动，其他诗没有轰动过。他是以书法家闻名的。这首所谓的《桃花溪》或者说在蔡襄集中叫《渡南涧》的这首诗，我们把它放在蔡襄文集的卷九，放在那二十八首七言绝句中间来阅读的话，觉得它一点都不突出。它在蔡襄集中是一首非常不起眼的、很平常的、体现了蔡襄平均水平的那样一首诗。但是现在，这样一首诗，就是北宋一个三流诗人写的一首平均水平的诗，被选到了据说是集中了唐诗精华的《唐诗三百首》中间，流行了两个半世纪。试问，有谁曾经说过这首诗水平不够？有谁曾经说过《唐诗三百首》中间这一首诗水平特别差，这首诗选得不好，选得不当？有没有谁说过？没有谁说过。可见唐宋诗，在总体艺术水准上面并没有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或者说两者的水平是相当之近的。这就是我对这个小问题，在进行了文献学的追问以后，所得出来的文学批评上的一些小的结论。这个结论意义不是很大，但是我想，还是有一点意思比较有趣。 好吧，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先讲这一点我就已经讲完了。下面欢迎同学们提问，也欢迎在座的老师指教。谢谢大家。 提问一：您有没有想过蔡襄是写张旭的那首诗？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正是我当初的想法。我现在说说我怎么会写那篇文章，我们南大也有同学问过我：你怎么会去怀疑《唐诗三百首》里这首诗啊，好像刚才说的，也没有人看出来它水平不够，没有人看出来它风格不够，难道你看出来了吗？我也没有看出来，我从小读《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觉得这首诗特别差，就把它混过去了。那么怎么会怀疑它的呢？我刚才讲的那个思路，是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已经确定它为怀疑对象以后，再来思考的，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吧，一下次出了两本蔡襄文集。因为蔡襄其人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他的后人很发达，东南亚也有很多蔡襄的后人，他们有一个蔡氏中兴会，有很多后人都是经商的，有钱——我们学术需要经济基础。有钱以后就自助他们来出蔡襄的文集，所以一下子推出来两本，一本叫《蔡襄文集》，一本叫《蔡襄集》。整理《蔡襄集》的福建师大的陈庆元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按照惯例他出版以后就送了一本给我，很厚，《蔡襄集》。整理《蔡襄文集》的是华东师大的一位先生，那位先生我不熟悉，姓吴，他送了一本给我们系的周勋初先生。现在我们文科中文系教师的苦恼都是家里的书太多，放不下，家里面积太小。所以周先生拿到这本书，也很厚嘛，像一个大砖块一样，他拿到以后说，我又不搞宋代，你搞宋代你拿去吧，就把这本书也送给我了。所以我的书架上一下子出现了两本蔡襄集，都很厚，占了很多的地方。我也没看它，因为我想蔡襄的诗不入流，不算是什么好诗，我这个人读诗一向只喜欢读好诗的；叫我读不好的诗我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就不读它。2001年春节，春节当然比较休闲一点喽，我就坐在我的书房——也是客厅，电视也在里面什么也在里面——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篇文章的出现也怪我们的电视台太糟糕，电视节目太不好看了，我从这个频道调到那个频道，一无可看，眼光就从屏幕转到书架上去了。转到书架一看，两本蔡襄集赫然在目，竖在那里。我就觉得人家送给我这么两本书，我不翻一翻对不起人家，也对不起蔡襄，反正现在没事，就拿过来翻一翻，一翻就翻到这首诗了。一看，这里不是有一首唐诗吗？这不是张旭那首《桃花溪》吗？而且下面这首《山行则雨》也是我记得的，两首诗排在一起，所以我就马上产生了和张海鸥老师的同样的怀疑，就是这是不是蔡襄写的张旭的诗。因为蔡襄是书法家嘛。我以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比较有心得的一点就是，探讨黄山谷夺胎换骨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人们指责黄山谷夺胎换骨抄袭古诗，实际上都是写的书法作品。黄山谷把李白的诗、白居易的诗拿来写了一遍，都是写的书法作品，写成条幅了。后人给他编集子，不加考核，把它当成黄山谷的诗编进去了，再后面的人又来指责黄山谷抄袭。实际上他没有抄袭，他写的是书法作品。所以我马上又产生了和你一样的想法，我就怀疑这又是蔡襄的所谓“夺胎换骨”，他写了张旭的诗，被混到他的集子中间去了。当时我想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因为我在考察黄山谷抄袭问题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其他很多其他的现象。一个到王国维写陈宝正诗梁启超误解为止，就是古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现在又看到一个新的例子，好像又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去把它查一查，看是不是这样。后来就去查，一查的结果呢，它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那几点，就是不管我们从文献的最早的出处、文献的来源，还是从残存的书法作品来看都不是这样。那么具体解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是蔡襄写张旭诗，就在于蔡襄写这首诗的标题——这个书法真迹的标题，跟《蔡襄文集》中间的标题是一样的；而跟《万首唐人绝句》中间所谓张旭诗的标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说他是抄张旭诗，他应该是抄的那个标题，不应该写自己的这个标题。而他这个标题，在蔡襄全集卷七二十八首绝句中间，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那一年从正月写到三月，一共写了二十八首绝句，全部是按照时间来排的，某月某日——标题中间出现这样的字——某月某日游什么，都是游的杭州的郊区，他是陪着老母亲嘛，所以都是这样排的，放在里面非常的和谐。所以不大可能发生这种逆向的猜疑，就是由于蔡襄写了张旭的诗，后人编的时候把它编进去了。所以这个疑问我想基本上可以消除了。 提问二：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那天看了我们系詹安泰先生的著作，我就发现他的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作品的思想跟艺术。他的这种学风可以说影响了我们一些老师。然后，今天我听老师讲的就是重视文献学的考证。老师能不能跟我讲讲，这两代——詹先生跟你们这代学人，这两种治学方法，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产生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对后面有什么作用？ 答：我想这不是一个时代，两代人转变的问题。在詹先生那一代，也就是我的老师那一代——詹先生跟我的老师是同一代人了，他们那一辈人同样也是注重文献学跟文艺学并重，我们这一代也还是这样。关键在于，我们虽然主张——就是按照我们程先生的说法，把文献学的研究和文艺学的研究完美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人的精力、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某一个具体的学者他在他的研究中间，他完全可以侧重于某个方面。就是说有的学者他完全可以侧重于文献学的研究，他一辈子就搞文献。说实话，复旦的我的朋友，陈尚君教授，他基本上就是搞文献。陈尚君跟我说，他读诗基本上是不管它好不好坏的，他只管它真不真——这个诗年代是什么时候，这个诗好坏他不管。他不搞文艺学题目，他主要搞文献学研究，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学者，也可以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文艺学研究上面，就是刚才你说的像詹先生那样，讲这个作品的艺术讲它的思想，进行论述，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我的意思是，就整个学术来看，这两者是并重的，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且从事一方面研究的人，必须要对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有足够的重视，有充分的评价。我想后面这个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一些，我愿意稍微多说几句。因为文献学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些，不是很有趣。在我们南大分到文献学的学生，他都要哭哭啼啼，要求转到文学这方面来。实际上我们一直对他解释说，不是把你打入冷宫，文献学里同样有趣，而且文献学的研究与文学是互相打通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学科。通常要做一番思想工作。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倾向，就觉得光作文献学的整理考证很枯燥，没有意思；而从事文本解读、从事批评、从事艺术学就很有趣，这个本身充满灵气。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个人，当然可以只从事这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只作文学的研究。但是在作文学研究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文学工作中文献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你最好是自己动手做一些文献工作，当我研究某一个对象，当我研究王维的时候，我把王维的所有的注本、所有的版本都摸一遍，把他的作品的全不全、真不真都搞一遍，然后再来着手批评，这最好。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作法，我们可以在别人做的很好的文献学基础上，再来进行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借助那些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借助于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工作的基础上面，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文献学研究。那么这里有一个前提，你必须非常重视前一部分的工作，否则的话，你往往会忽视了你所选择的版本，你选择一个不好的版本、不好的材料。如果你对文献学不重视，不管什么版本拿过来就用；如果你重视，自己不搞文献学，但别人怎么搞我知道，文献学有哪些成果是最好的我会用，这样就够了。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不能一个人又做文献又做文学，这也做不过来。我的大意是这样子。当然最完美的是双方都做一些。比如说我的老师，像程千帆先生这辈学者。像钱钟书先生悟性那么高，他在文献学上下的工夫也非常深呀，像《宋诗纪事补遗》，就是很深的文献学工夫。像以前北大的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聪明人要用笨工夫，这就做出一流成果来了。聪明人愿意下笨工夫，做出来的成果就最好了；聪明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不愿意下笨工夫，对人家下的笨工夫也不屑一顾，这样就会影响你工作的质量。如果你的文献基础不可靠，你的结论也就出问题了。 提问三：《胡笳十八拍》据现在考证结果不是蔡文姬作品，而现在中学教科书里还选有这首诗。另一个，前段时间在媒体上也炒得十分厉害，就是《满江红》是否是岳飞的作品。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胡笳十八拍》在五代时突然出现，值得怀疑。但是我们现在讨论它们的真假，无法摆脱一个心理上的定势，就像岳飞的形象和《满江红》已经密不可分，我们往往不能客观地看待。这样的情形不知您怎么看？ 答：第一个问题，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中学教科书了，我不知道你说的现在的中学教科书上选的是哪一种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简单地谈一谈吧，我两个问题都没研究过。《胡笳十八拍》在五十年代是曾经引起很大的讨论的，有一个论文集就叫《胡笳十八拍讨论论文集》。当初郭沫若先生是主张是真的，其他刘大杰先生主张是伪的，那么我是站在刘大杰先生一边。因为郭沫若先生肯定那首作品是真的，理由不充分，郭沫若最主要的一条理由就是我坚决相信它是真的。这怎么是理由呢？这不是理由。而刘大杰从文本、从地理——南匈奴具体侵入到什么地方；然后里面的句子，像“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这样对仗、平仄都十分和谐的句子，唐代才可能出现，东汉末年不可能出现。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说法比较准确。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像这一类作品，学界可能有一种看法，但学界的这种看法，体现在普及性读本、中学教科书中间，会有一段时间距离。现在我们学界有很多的考证成果，不会一下子就体现在普及性读本中间，它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受、消化，然后才会体现出来。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中学生他读的时候当然不大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中文系的研究生你当然是要根据学者的意见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你觉得刘大杰先生的说法是无法驳倒的，郭沫若先生的说法是证据不充分的，我们就应该信从前面一种说法。后面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些文章，我本人是没有研究过。岳飞的《满江红》确实有这个问题，文本出现不早，到明代出现的。你刚才也提到过，现在大家已经把《满江红》看作是和岳飞形象不可分割的一个文本了。就是这样。前不久还发生了中学教科书讨论岳飞还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我自己的看法吧。我是坚决反对把岳飞排除出民族英雄行列的那样一种说法，这完全是以我们今天的一些从属于政治的一些观念来去理解古代的一些历史事实，完全是不正确、不应当的。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应该和睦共处。但是牵涉到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我们还应该还他一个历史上的清白，历史上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管是金人还是蒙古人，他们南侵的时候的确是手段非常残暴，对比较高级形态的汉族人的农耕文化，对我们已经有的那些文明成果，起了一种非常大的摧残、一种破坏。你不能说他那个时候有任何的正义性。那个时候站在保护本民族政权的立场上面，奋起抵抗的这样一些人物，就应该是民族英雄。我觉得这是毫无疑义的。假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请问，秦桧不是促进民族和解的先进人物吗？我们现在应该称他为秦桧同志，封他为统战部长了！岳飞反而要打入冷宫了。而且再长远来看，将来我们世界都是大同的，民族之间的界限都慢慢消失了，世界各国人民都要友好嘛，那么请问汪精卫该怎么评价？他促进中日人民友好嘛，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汪精卫最早做嘛，他哪里是汉奸。所以用后代的是非标准，从属于政治的标准去评价古人，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作法。这里再回到《满江红》的问题上来，当初学术界讨论《满江红》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对文本本身的内容后来大致是没有太大的意见，因为原来一个是出现晚，还有一个就是“贺兰山”的问题。“驾长驱踏破贺兰山阙”，怀疑者认为岳飞作战没有到过贺兰山，大概在西北西夏那一带，岳飞作战是对金兵，没有指向那一边。后来又有人指出，贺兰山另有所指，西夏那边也有一座贺兰山，岳飞作战曾经到过那边，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当然也可能是仅仅是一种用典，因为古人诗歌中说到地理、民族的时候，经常是唐朝人用汉朝的典、宋朝人又用汉唐的典，这个完全可能是用典。我们说到宋代时面对的游牧民族已经不是匈奴人了，但是宋代爱国诗歌经常讲匈奴，要消灭匈奴，怎么能说他是假的呢？当然是用匈奴来代指当时的金人或蒙古人。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文本出现的年代上面。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怀疑的理由，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无法证明它是出于伪造的。梁启超提出的那个，它只是怀疑某个文本真伪的可疑性、疑点。顺着这个思路，最后要说明它是假的，还要给出具体证据来。我看了那些持否定说的文章，觉得他们的证伪没有有力的理由。他们说这可疑，是可疑，但是没有能够证明。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点，就是《满江红》已经被看作与民族英雄岳飞密不可分的一个文本。确实是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些英雄人物，被我们作为民族楷模的这些人物，实际上他的意义也是逐步丰富起来的。他原来的一个历史的真实的个人，他的意义也许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完美，是在逐步的流传的过程中间，老百姓通过《说岳传》的故事啊那些民间的版本，不停的对他进行再创造，就是百姓按照自己的接受原则对这些人物进行取舍，把自己希望看到的优秀品质加到这些人头上去，他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意义就越来越丰满。这个时候，《满江红》的文本切入进去，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们现在纪念岳飞或者说崇敬岳飞，并不一定要去纪念历史上某个个人，而是一种象征，一种我们民族抵抗外敌、不屈不挠的一种象征，英雄气概的一种象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满江红》这个文本即使不那么可靠，我想，它的意义本身还是在，它价值还是巨大的。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这个看法。对于它到底是真伪如何，我本人没有研究过。 提问四：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阅读中遇到一部非常繁杂的作品，内容非常多，比如您前面提到的《唐诗三百首》，那我们就是在前人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是先采取怀疑一切的眼光去鉴定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还是有好一些的方法去发现问题？如果有这样的方法，请指点我们，谢谢。 答：我没有主张怀疑一切啊，怀疑一切那不得了了，我们只是说要追问一下是不是可靠。像《全唐诗》这样的书，所以说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问题，因为它的编撰过程非常短。上万首诗的作品，它的编撰过程不到两年，一年多就编完了，草草结束。当然它有明朝人编的唐诗作为一个稿本，但是它整个过程做得不是很精细，这样的书我们应该要怀疑。再比如说现在北大编的《全宋诗》，也是由于这样，第一它编撰时间非常短，这是非常清楚；第二它数量太大。《全宋诗》总数是24.7万首，像这样大的一个总集，编的人有很多，编撰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一个大工程里面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文献学问题，所以我们用的时候要小心。并不是说这个书就一点都没用、一点都不可靠。在没有其他文献可以用的时候，在你还不能对其中的某个文献进行证伪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可以用它的。就像闻一多先生那个年代，他用《全唐诗》是对的，因为没有其他文献嘛，而且还没有人对《全唐诗》进行补编，大家还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认为真的，也许后人也会发现有问题呢，学术是后来居上，是不断地证伪的。在某一个阶段，只能说就这个阶段来考虑问题。至于说到怎么来做这个工作，我的主张就是说，当我们拿到一个文献要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它考验、考核一番。我们先要问一问，这个文献可靠不可靠，全不全。当然也许问的结果是，它还是可靠的，我查了查，它还是可靠，就可以用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说，当发现里面某一篇东西的真伪，或者说某一些比较不真的东西，这是要下很多的工夫的。而且应该说，很多情况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说我想要从这里找一个伪作品出来就能找出来，这是不一定的。《唐诗三百首》我说一定要找出一首宋诗来，当然可能找不到，也许就没有呢，也许它完全是真的呢。可能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情况。这里我愿意讲一讲陈尚君教授怀疑《二十四诗品》的问题。他最早也没有怀疑。因为陈教授入学后，他的老师朱东润先生就布置他读这部《二十四诗品》。那么这部书正好是复旦的郭绍虞先生做的集释，将所有相关的注释、评议都汇集到一起了，作成了一部很好的书。郭先生做的这个工作是很好的，《沧浪诗话》也是他做的。陈尚君读那个书，读的时候一下子并没有怀疑。他是读了好几遍了，后来开始考虑《二十四诗品》的接受问题了，就是它有什么影响，他才发现在郭绍虞先生这部集注里面引用的最早的人是明末的人。明代的人最早，然后大部分是清代的学者的意见，不管是注解还是评论。所以他就怀疑了，为什么《二十四诗品》在晚唐就产生了，司空图又不是无名之辈，假如是一个无名之辈的书可能大家没注意；他是一个著名诗人，这部书又写得这么好，为什么在整个五代、整个宋代，陈尚君还认为整个元代都没人提到过呢？甚至到明代中叶都没有人提到过？他从这里就开始怀疑了，他也是偶然碰到这个问题。他并不是一读研究生就开始立志，要来考《二十四诗品》的什么问题，那多半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你也许就碰到一个对象，它就是不可怀疑的，就是真的。你怀疑十年它还是真的。所以这个事情往往是偶然遭遇。 提问五：洪迈那个人他收那个万首绝句的时候，蔡襄的东西可能看到过。因为蔡襄的东西在宋代很显赫的，他可能看到过。那假如，他是看到过蔡襄集，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首诗放在张旭的名下呢？再有就是洪迈那个人，你在《万首唐人绝句》中除了发现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其他例子是这样做的？他的作伪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 答：我们现在只是怀疑啊，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就怀疑他就是有意作伪，就根据刚才讲到的，他的序言里面说到经过宋孝宗的鼓励要扩大范围这个上面来落手。至于说到具体的作品呢，我想很可能的情况是洪迈确实是看到了蔡襄集，正由于这样他才是作伪。因为蔡襄本人尽管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士大夫，他的书法也非常有名，但是他的诗没有名气，是一般的诗。陈振声在《书录题解》中指出来洪迈这部书中间误收许多宋人的诗，他举出了八九个人名，什么李岩，我都不熟悉，没读过他们的作品，这些人的情况也一样。这个人明明白白就是宋人，有的甚至是南宋人，离洪迈年代也比较近，但是不太有名，洪迈就把他们的作品拿来换个标题，放在某个唐人名下。他编了某个唐代的作者，比如说加在某个唐人名下，然后把它编进去。《万首唐人绝句》好像还没有人对它全面地考核一下，这个工作还没有人做，因为它有一万多首嘛。假如有人愿意来做这个工作，从这个入手，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我猜想里面有很多的可发现的东西，会发现很多伪造的东西。所以蔡襄这个问题我是怀疑洪迈是有意的，他就是看到的，洪迈看到蔡襄文集，或者至少看到这个作品流传的过程。他选的时候可能是选风格比较接近唐诗的诗，换个名就把它编进去。但具体过程就不清楚了，没有具体材料。我们现在有的材料仅仅是洪迈本人在他的《万首唐人绝句》序里面不打自招说的那些说明，我就是对那些说明产生了怀疑。其他的怀疑对象，我并没有全面地检查过《万首唐人绝句》，陈振声指出来的那张名单肯定是可靠的。那张名单肯定是可以查的，因为那些人现在肯定都在《全宋诗》里，一查就可以查到的。看看那些人的作品，在书里有没有记载，有没有集子等等，然后跟《万首唐人绝句》一对照，马上就会对照出来问题。要发现新的，现在有电脑检索，你们对着电脑一检索，就肯定可以检索出来问题。他这本书里问题肯定是很多的。 提问六：？ 答：很抱歉我对明代完全不熟悉。我有一个比较顽固的观点就是不喜欢明诗，我看见人家说不喜欢宋诗我很愤怒我觉得这不公正，当然我这个也许也不公正的，我主观上总是觉得明诗不怎么好。高青丘当然是一个例外啦，高启是很好的，他是由元入宋的。这样两个本子呢，因为我也没看过，很难说。在以前谈版本学的学者的书中曾经提到过的，版本最好的本子不一定是最早的本子。如果一个本子虽然晚出一点，但如果是精校本，而且如果是名家精校本，校点的人、校刻的人如果是非常好的学者，经过他的手的话这个本子的价值就更高。就是善本不一定是最好的本子。当然要看这两个是不是一个系统的，如果后面这个本子就是根据前面这个转刻的，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本子在校勘时是谁搞的，这个人如果水平很高，经过名家校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的本子，就很难进行不较。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提问七：江西诗派？ 答：我想这个问题你最好是去问贵校的陈永正先生。陈永正先生是注过黄山谷诗的，我觉得他那个注本非常好，他也注过江西派的诗，也注得很好。我本人仅仅是研究生时搞过江西派的诗，毕业以后早就跟它再见了。游先生这本书就是《中国文学史》，对江西派的诗在风格方面的评述是相当好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新编的文学史已经改正了结论——有一些出现在文献学上的问题，比如某一首诗出现的年代是北宋还是南宋，这些是有一些问题。江西派的范围、一祖三宗中间有没有陈与义等等，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有些小的疏漏，我们已经有改进。但是说到风格问题，我们觉得还是满好的。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诗派，或者我们把问题缩小归结为黄山谷这样一个人——一个诗派、一个大家，他的风格绝对不是单一的。他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多彩的风格，多变性的。大家都是风格多样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单一的是名家，但不可能是大家。黄山谷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刚才提的那首《寄黄？府》当然是他的代表作了，“……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样的句子当然是非常好。但是，这不是山谷诗的全部。山谷在写了这些非常精练凝练的诗的同时，也写了你刚才提到的插科打诨的那样一些诗。这个打诨并不一定就是开玩笑，贵校已故的王季思先生的论文里就曾经说到过。插科打诨本来是宋代戏剧表演的一种方式，大致就是说对话以出人意料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上面说了一句，下面对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话，大拐弯的话，像我们现在小孩玩的脑筋急转弯，这样的一种对话。黄山谷在一部分诗中间把这种写法用进去了，就是前面的一句诗意跟后面的一句诗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转了非常大的弯，读了上句绝对想不到下一句。这正是清代的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间对山谷诗章法的主要评论，说山谷诗的最大特点就在这里，他的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意思非常远。读了上句绝对想不到下句，一联中间都是这样子的，对联的两句也是如此。上句读完马上想到下句，那是许浑的那种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必然对“山雨欲来风满楼”，字字相对，自己都能对出来的，这是他那种写法。黄山谷的长处就在于，他句跟句、联跟联、段跟段之间，极大距离。这种情况，南宋人把它说成是插科打诨。插科打诨用于对山谷诗的评语，我的理解主要是说他的诗意的转折。尤其是七言绝句，前面三句一个意思，最后一句一下子猛拐弯，转一个折。所以山谷诗给人一个硬的感觉，一种瘦硬的感觉，多半从这种地方来。山谷这个人当然是风格非常多样。假如说江西诗派呢，我本人是认为江西诗派没有一种很明显的风格倾向，就是大致的作诗方法、作诗理论上面比较相近，他们都有共同的宗尚，都以杜甫为祖，在宋代以黄陈为祖。但里面的人还是各具面目的。而且，黄山谷本人论诗是主张求新求变的。你看山谷的字，也许不是北宋四大家里最好的，但肯定是个人风格最鲜明的，最容易认出来的字。它随便混在其他什么字里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风格最特殊。他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在江西诗派的传承过程中间，凡是比较好的诗人，能够领会山谷诗论精髓的诗人，都是求新求变。因此，江西诗派经过一个时期的演变，到了南宋，慢慢从它的内部杀出来了杨万里、陆游。它本来就是求新求变，那么那些才气足够的、又生逢其时的人，最后就变得跟黄山谷、陈师道不一样了，就自成一家了。我想江西诗派大致上是这样一种情形吧。因为我从84年毕业以后也没有搞过江西派了，只能说说二十年前的见解，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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