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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常有学生提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他用了二年多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筛选了2200种常见的重要古籍，分门别类，编成一部为初学者指导读书门径的举要目录书—《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问世。这部书一问世，就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极有影响的一部目录书。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后来的蔡元培先生干脆把它作为简明、实用的购书目录。 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首创目录之学以来，目录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各学科、各门类的目录学著作数不胜数。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书目答问》所以备受重视，备受欢迎，是因为它贯彻并体现了方便、实用的原则。 一、方便、实用的分类体制 中国古代的目录分类，自刘歆《七略》的六分法、荀勖《中经新簿》的四分法确立之后，至《书目答问》问世前的1000多年间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尤其在目录分类方面作了较大改革。张氏认为：第一，“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购得一部丛书，就具有几种或几十种书；第二，丛书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因此，他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增设了丛书部。其中《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目》介绍丛书57种，《清代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目》介绍丛书49种。张氏创立的五部分类法被近代和现代的古籍分编工作继承、沿用下来，直到今天，《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辑也采用了五部分类法。可以看出，五部分类法在图书分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五部之外，还列有两种附录：一为《别录目》，列举了诗文选本、经史摘录和目录书等；一为《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列举了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等14大类全部著名学者的姓名、字号、籍贯等，为读者了解清代学术源流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方便。 二、方便、实用的收录标准 《书目答问》为经史子集和丛书各部规定了严格的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者”。还规定哪些书不能收录：“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 在方便、实用的收录标准指导下，《书目答问》收录条目2200种，仅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分之一。就是这五分之一，也没有局限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条目收录上厚今薄古，重视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术成就。“小学”部分，《书目答问》收录110余种，其中清人著作就有80多种；《诗经》部分，《书目答问》共举有关著作50余种，清人著作占了四分之三还多。此外，《书目答问》还注意收录一些中外科技书目，如钱大昕的《三统术衍》、美国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利玛窦的《经天该》等。张氏把收录条目的着眼点放在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和当代人著作上，使推荐性书目的形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地步，较好地解决了“应读何书”的问题。 三、方便、实用的版本著录 版本著录方面，张氏用功特勤，使《书目答问》的体例独具特色。 首先，张氏认为：“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他尽力“慎择约举”，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之后，推荐善本。罗泌《路史》下标明：“乾隆元年罗氏刊本最善”、“明豫章刊本不全”。高诱注《战国策》下注云：“鲍彪注本多窜改，不如此两本”。《广韵》有“邓显鹤重刻张本”和“明经厂大字本”两相比较，“张本较胜”。张之洞以“善”为原则，回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的购求，《书目答问》能够“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校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 其次，简介版本沿革，注明不同版本的增删和分合情况。《汉魏丛书》下注云：“明程荣刻三十八种，何允中刻七十六种。国朝王谟刻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张彦远《法书要录》下注云：“梁庚肩吾《书品》、唐张怀瓘《书断》，已收入此书内。”郑玄《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下注：“亦在黄奭辑《高密遗书》内。”《书目答问》中这样的著录俯拾皆是，为读者的购求、参照提供了方便。 再次，简介作者、提示书籍内容或特点。如《骑省集》下注云：宋徐铉撰，“铉为北宋初文学之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下注云：“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下注“此书最简括”。版本的著录不是局限于版本的罗列，略加点评，就为初学者了解、运用所推荐的书籍指示了门径。 综上所述，《书目答问》实在是一部极为方便、实用的综合书目，是打开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今天仍然有着较高的使用价值。 《书目答问》尽管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或许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许由于时间的仓促，它也有不少缺陷。在书目的取舍上有失允当，中国古典戏曲、近世小说、《东坡词》之类的词作等均未收录；在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方面脱漏、错误之处颇多，如把《明宫史》的作者误作吕毖，把钱大昕《三史拾遗》中的“三史”误解为辽、金、元三史。 正因为《书目答问》独具特色，影响较大，所以为之增辑、补正、批校者不乏其人。其中，20年代末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工作的范希曾所作的《书目答问补正》成就最著。范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纠正了原书中的一些错误，如《三史拾遗》下补注：“三史乃《史记》、《前后汉书》，此作辽、金、元，误。”二是补录了原书应收未收和原书成书之后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补录图书约2200种。范氏的补正，提高了《书目答问》的使用价值。 [作者简介] 潘秀芹，吉林省四平师院图书馆，136000 原载：《图书馆杂志》(双月刊)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