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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氏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关涉到对乾嘉学术乃至对整个清代思想史的评价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 本文拟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顾炎武与乾嘉学派的关系，以期能对乾嘉学术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一）学术规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氏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氏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1]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2] 顾氏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3]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4]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5]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6]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7]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8]“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9]“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10]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11]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12]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13]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14]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15]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16]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17]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二）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8]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如吴派学者惠士奇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19]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20]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言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21]皖派学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韵为基点，从训诂、名物入手阐明经文“大义”。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22]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3]扬州派学者王念孙亦认为：“故训之指，本于声音。”[24]又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25]阮元则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26]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27]在这种观念导引下，乾嘉学者皆用心于音韵文字、训诂考据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学、经学高潮迭起，别开出新的局面。而论其发轫之功，实始乎顾氏。 顾氏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28]《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29]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30]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31]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王念孙撰《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对《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等典籍中古义之晦，钞写之误，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对古文古义详加考订。又搜集先秦至西汉古籍中之语助词，考证辨误，分字编次，成《经传释词》十卷，与《经义述闻》相表里。王氏父子之考据训诂，皆服膺顾氏《日知录》之学旨。其他如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弨之《群书拾补》、《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何焯之《义门读书记》，汪中之《知新记》，臧庸之《拜经日记》等，亦莫不奉顾氏之学为楷模。 （三）为学宗旨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32]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载物。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背离”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以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33]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无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路线。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34]又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35]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36]之谓也。顾氏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如戴震说：“由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37]卢文弨说：“名者王者之所重也。圣人曰‘必也正乎名’。……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匪独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归，政治之纲纪，明彰礼乐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诸家之失，可以解后学之疑。斯真能推广圣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于经训者功尤大也。”[38]阮元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39]此皆乾嘉学术稽古明今观中之比较典型者。所以，乾嘉诸儒之考据训诂学风，与其经国济世理想其实并不冲突。 所谓乾嘉学者博古不通今，论史不议政，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不满现实，不参时政。由于摆脱了政治的牢笼，乾嘉学者能保持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这毋宁说是中国二千年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难能可贵的一次分流。所以，学界精英们虽拒绝把他们的学术“致”于现实政治之“用”，然他们亦自有他们不可降辱亦不曾磨灭的用世理想。事实上，乾嘉学者除以训诂考据“曲线”救世之外，直接讲明经世之旨者亦不在少数。如惠士奇曾说：“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于今古，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40]惠栋谓圣人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堂大道录》八卷以明其用。[41]钱大昕曰：“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艺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予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42]故江藩称其《廿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43]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44]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故常称《汉书》云：‘王成、黄霸、朱道、龚遂、台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45]“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訾苛，下无怨读言，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46]汪中自谓：“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47]又说：“昔子产治郑，西门豹治邺，汲黯治淮阳，黄霸治颍川，虞诩治朝歌，张金义治洛阳，并以良绩光于史册。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则中所企注者耳。中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之六经之旨，以合乎世用。”[48]凡此皆可见乾嘉诸儒之经世情怀。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 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49]实值得重新考虑。 注释： [1] 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8－2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3]《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 [4] 潘耒《日知录序》。 [5]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6]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7]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8]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9]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1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11] 阮元《十驾斋养心录序》。 [12]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13]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 [14] 据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东原先生年谱》。 [15]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16] 焦循《辨学》。 [17] 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6页。 [18] 《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19]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2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2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22] 《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钩沉序〉。 [23] 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 [24]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25]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 [26] 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7页。 [27]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28] 潘耒《日知录序》。 [29]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1029页，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 [30]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31]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 [32]《日知录》，〈初刻自序〉。 [33] 这里有一个事实需要着重指出，即所谓乾嘉汉学或朴学并非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提倡而兴起的，相反，清廷在开国初期的数十年间，所极力表彰的恰恰是汉学的对立面，即宋明理学。汉学自亭林倡导“经学即理学”以来即已兴起，起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荟萃了学界精英，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清廷才转而对其进行褒奖和鼓励。 [34] 《日知录》卷二十九，〈方音〉。 [35] 《日知录》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 [36] 《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37] 《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钩沉序〉。 [38] 卢文弨《说文解字读序》。 [39]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段玉裁汉读考周礼六卷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1－242页。 [4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4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42] 《潜研堂文集》第二十五卷，〈世纬序〉。 [43]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44]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 [45]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附录。 [46] 章太炎《太炎文录》第一卷，〈释戴〉。 [47] 汪中《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 [48] 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49] 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原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