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小说在20 世纪时来运转，其地位由原先的“不登大雅之堂”跃升为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20 世纪的西学东渐不仅提升了古代小说的地位而且决定了古代小说的研究模式。但是，东渐的西学是在西方语境中提炼出来的，用来指导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尤其是文言说部的研究时却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局面。如用虚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西方小说的三大要素来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界定中国小说的范围、分析中国小说的特质时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局面。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自身的文学语境、文体特征和文化特点探询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进程。如陈大康教授采用小说创作编年的方式清理古代小说的历史进程[1]，陈文新教授提倡对古代小说进行辨体研究[2]，王齐洲教授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家作品进行辑佚并利用这些辑佚分析古小说观念[3]，潘建国教授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4]从目录学的角度清理古代小说作品探询古代小说的小说观念、古代小说文体的变迁轨迹，就是在这一学术潮流中涌现出的一项丰硕成果。 历代目录学家对古代小说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古代小说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命运和地位，因此分析各个时期的古代小说书目可以揭示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轨迹。潘建国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清理了古代文言小说目录和白话通俗小说目录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小说观念的变迁。他的清理表明，文言小说著录有序，且始终与公私目录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与通俗小说长期被排斥的命运迥异不同。通过对隋、唐、宋三朝史志艺文志著录的古小说的分析，潘教授指出，《随书》设立“子部·小说家”确立了“小说”作品的位置，《隋书》《旧唐书》对小说的收录表明当时的小说观念还很含混，除了收录“小说家”的小说外，还收录了一些与小说关系颇远的作品，一些符合后世小说观念的作品却被收录于“史部·杂传类”。《新唐书》除了著录前二书“子部·小说家”、“史部·杂传类”著录的作品外，还著录了那些游离于“小说家”外却符合后世小说观念的作品如传奇作品，标志着小说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新变化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遭到批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强调小说的教化、历史与学术功能，鄙视、排斥小说的文学性，将传奇小说剔除出“小说家”的范畴。这表明清代文人受乾嘉学术的影响，清代文言小说观念已经回归到汉代。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唐代的职业性“说话”伎艺，随后尽管通俗小说本身有了辉煌的发展，但是通俗小说的著录与收藏却相当滞后，一直处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尴尬地位，通俗小说数量的庞大与公私藏书目录对其著录的状形成了一种悖反现象。历朝政府的持续禁毁、社会舆论的鄙薄排斥，整体艺术水平的低劣是这些作品始终被抛弃在公私藏书目录之外的根本原因。而少数通俗小说被著录于“史部”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作品属于历史演义一方面还反映了著录者小说编撰的“补史”观念。直到晚清特别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小说界革命”爆发、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后来通俗小说的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才得到提升，通俗小说的收藏和著录才有明显的改善。这种著录最初附属“子部·小说家”，或置于文言小说末尾，或分属于“杂事”、“异闻”、“琐语”，或在“小说家”类新增“演义”、“章回”、“公案”三个子目，后来又发展为独立设部、著录于集部、著录于文学类，这一切都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变迁。 古代小说在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位置及其变迁实际上反映目录学家的文体观念及其演变，因此清理各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对小说的著录情况可以揭示古代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轨迹。潘建国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源流加以辨析并提出了古代小说的文体体系。作者通过对大量古书的考证推理，推翻了余嘉锡、周楞伽等权威学者“小说家出于小官即稗官为小官”的结论，认为稗官不是官名而是泛指那些将如稗草一般“鄙野俚俗”之内容说与王者听闻的官员，且时常伴驾出巡，随时待“说”，这类官员实际上就是周官系统中的土训、诵训、训方士和汉代官职系统中的“待诏臣”与“方士侍郎”一类官员；“小说家”作为一个流派的衰落标志着学术传统由口述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而作为文学概念的小说正是在作为学术流派的小说家的衰落中蜕变而成，即汉魏六朝的地理博物小说、杂史杂记小说是对稗官“道地图”、“辨地物”、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的继承，神仙方术小说则是汉代稗官——方士新增的诵说小说。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潘建国教授利用目录文献学的资料，辨析出杂传和传奇都具有以单篇流传、专述一人之始末、注重文辞和细节、篇幅长大、创作的史家意识等问题特征，证实了唐传奇源于史部的人物杂传而非志怪，颠覆了传统的志怪说。在这种辨析的基础上，潘教授提出：中国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和流传方式等文体的基本特征，分成笔记体、传奇体和话本体、章回体四大类。应该说，这种分类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小说文体发展轨迹和文学演变观念的变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历代小说书目著录了大量古代小说的原始情况，为小说史提供了大量小说资料，是小说史研究的门径。在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匮乏的情况下，古代小说的研究就显得困难重重，而早期小说研究史上的学术大家无一不是从收藏小说开始进入他们的小说研究生涯的。当然，古代通俗小说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毕竟还是留下了它们的历史足迹。潘教授另辟蹊径，运用了扎实的文献知识考证出古代通俗小说书目四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钩稽明清禁毁书籍目录、古代小说的序跋和古代笔记野史、近代书肆所列的刊印和营业书目、东南亚的古文献的记载，为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资料视野。这些材料透露了古代小说创作、出版、传播、营运和接受方面的大量史料，有的史料甚至是独家史料。如潘教授从东亚和东南亚的五种书目中发现著录的许多小说是中国未见著录的书目、佚失的书目和只有孤本的小说书目，像《水晶灯》等15 种小说就从未出现于中国文献中。又如，潘教授还指出，序跋笔记所载小说书目不仅可以确定通俗小说的排行榜、成书时间而且还可以为小说评点研究、小说史学史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作者还对古代文言小说专科目录和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进程进行了详尽的清理和研究。，作者用辩证客观的眼光对古代小说目录学从摒弃在公私目录之外，到逐渐被传统目录学所全面接受；从依附于综合性目录，到创建自己的专科目录；从规模狭小的论文形式的专科目录，到具有完整体系和著录规范的专科目录这一全过程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对于古代通俗小说目录的清理，体现作者在构建著作体系时的完备，搜集资料特别是搜集小数书目的勤勉。引用该部分的一级目录便可清晰的把握作者所建构的体系：古代通俗小说著录概述、古代通俗小说的常见著录形态及其时代文化背景、古代通俗小说书目存在的特殊方式、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创建、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完善、古代通俗小说目录与小说研究史的演进，从纵向上完整的把握了通俗小说书目的变迁。为全面呈现20 世纪学术界的访书历程和访书所得，作者居然收集到了54 种最有文献价值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并分“国内访求”、“域外访求”、“海外汉学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专题目录”四部分进行介绍，勾勒出了专科目录发展完善的学术轨迹，从而为进一步完善小说目录打下了学术史方面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2]陈文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J ].南开大学学报，2005 (3)；《汉书》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J].武汉大学学报，2006 (5). [4]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潘丹(1981)，女，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原载：《学术交流》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