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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除纸质的古籍(以下简称常规古籍)外，还有甲骨文、金文、陶文、竹简、帛书、石刻、砖文、印章、题记(以下简称特殊古籍)等。据不完全统计，公共图书馆系统收藏的纸质古籍善本即有220万册左右，普通的纸质古籍约2640万册[1]，至于特殊古籍仅甲骨文一项即有大小刻辞卜骨10余万片[2]。利用古籍并使这些凝结着古代人民心血和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世代相传是图书馆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过去很长时间内，学术界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组织人员编制书目、索引、撰写提要类工具书，如王重民编撰的《中国善本书目提要》、杭州大学图书馆编印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编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等。1993年正式启动的《中国古籍总目》工程更是使古籍编目达到高潮。二是直接复制或影印出版现有古籍或选择历代较好的点校本，如中华书局影印的院刻本《十三经注疏》等:或直接组织当代学者整理，如张宗祥精审校订的《洛阳伽蓝记》、《三辅黄图》。古籍整理和出版受到了1981年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直接推动。据有学者统计，仅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间，我国即整理出版了3500余种古籍[3]。除此之外，许多图书馆还仿照国外同行的做法采用缩微与影印的方式来保存古籍。文化部1985年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缩微与影印了大量的古籍文献。 上述办法对提高古籍的查询效率和保护古籍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依靠影印出版，犹如杯水车薪，而制作缩微胶卷，其阅读、抄录又有着诸多不便”[4]。另一方面，手工编制索引则费时费力且局限颇多，而且不同的查询目的，需要编制不同的索引。因此上述办法并不能满足保护和利用古籍的需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一种新的古籍保存方式应运而生。这一新方式即古籍的数字化古籍数字化，就是将古籍的载体形式(包括文字与图像)转换为可以用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处理的数剧，制成电子图书以达到存储、检索、传递、再现，最终广泛为社会所用的目的。电子图书“体积小、容量大、检索快、不失真”[5]，它通过文献数字化改变了文献的集合形态和使用方式。用现代手段整理、开发、保存古籍文献是古籍发展的趋势，亦是古籍整理、开发、保存的唯一出路。本文简要回顾中文古籍数字化的过程与成果，并就当前的数字化产品对某些特殊古籍的数字化产品提出点滴建议。 一、中文古籍数字化的简要历史与辉煌成就 古籍数字化与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1958年我国诞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后不久，即有学者尝试用计算机进行俄汉翻译。1969年，我国开始在电报业务中使用汉字电报译码。70年代中后期，较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在我国发展起来。80年代以后，我国在精密型汉字编排系统、汉字情报检索系统及汉字终端设备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在技术指标、可靠性、实用性、经济价值等指标上都有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汉字数字化的规范协作标准方面也取得进展，诞生了标准的GB2312- 80汉字字符集。1996年3月，国家又正式颁布了有20902个汉字的国际标准字符集IS010646，为汉字文献的数字化打下了初步基础。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至80年代也日渐成热，图像压缩编码也出现了国际标准(JPPG)。这对“复制”古籍的载体形式极为关键。除此之外，计算机的存储技术也有了很大改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图书数字化成为现实，同时揭开了古籍数字化的序幕。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