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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一阁藏书的编目工作，可能是从明嘉靖中范钦自己的手定本开始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四明范氏书目》应该就是此本。稍后就有《澹生堂书目》所著录的二册、四卷本。这是一个万历中的写本。从祁承?《澹生堂集》卷十三的《戊午历》(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四月十五日。得范元辰年兄寄示天一阁书目，并见贻司马文正公稽古录。” 可见这个四卷本书目也是从范家流传出来的。其时阁书当陆续有所增益，内容当比二卷本更为丰富。当时祁承?王在进行《两浙古今著述考》的编写工作，这四卷书目应该是他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再少后，黄氏《千顷堂书目》也著录过一本，内容不详。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登楼观书，曾“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这只不过是一个简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黄宗羲的这几句话，是很能代表历来正统派藏书家的看法的，他实在很不能理解范钦的收书原则。这个简目很快就流传开去了，只是徐乾学就眷去了好几本。后来范家又据这个简目增补重定，写为一目，请黄宗羲在前面写一篇《藏书记》。这是范氏自己所订的第三个书目了。 以上四五种书目，今天都无法看到了。《玉简斋丛书》二集有一个不分卷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底本是个旧抄本。内容近于按厨登记的书帐，但所收颇富。《西谛书目》又有清宋氏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应该也是康熙中的抄本。看来它们都和黄宗羲的《简目》和据以丰富补充的范左垣重编本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个玉简斋本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第一个阁藏重要目录。再往后就更有: (一)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文选楼刻十卷本(附碑目一卷) (二)刘喜海编十二卷本(有稿本和传抄本) (三)赵万里藏无名氏编，内容介于阮、薛之间的一本 (四)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刻《见存书目》四卷本 这四个本子中间有两个刻本，是流通最广的。刘喜海本未见，据说是， “此目纂辑在阮薛二目之间，与二目多有异同，且足补薛目之阙。系刘喜海服官浙中时，登阁览书，所辑成者。”(《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三、四期，三八O页。) 刘喜海是著名的金石家、藏书家，平生很喜欢传写书目，他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嘉庆道光之际，约略与阮元同时。如果试取以上几种本子比勘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几个不同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阁书一直在那里减少、亡失下去。近两百年中间，那损失是惊人的。而其流散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据赵万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八卷一号)里所说，有这么几种原因: (一)“由于修《四库全书》奉命进呈而散落的清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手里，提去了不少的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六百三十八部。……《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还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转辗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 (二)“由于乾隆后当地散落出去的……卢氏抱经楼，为前清一代四明藏书家后起之秀。他的藏书里最著名的一批抄本((明实录》，就是天一阁的旧物。此外宁波二三等的藏书家，如徐时栋、姚梅伯之流，以及到过宁波做过官的，如吴引孙《有福读书斋》，沈德寿《抱经楼》，都有天一阁的细胞在他们藏书里称霸着。……” 看来这第二种因素的破坏性是更严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皇帝为首，都一直觊觎着这个重要的书藏。他们用明暗种种手段，对阁书进行着掠夺。在这种大规模延续的进攻之下，范钦手订的极为严厉之封建的藏书规条，显然失去了作用。 《薛目》后面有范彭寿的一篇跋文，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天一阁藏书也陷人了新的不幸。掠夺者已不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更挤进了凶恶百倍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彭寿虽然用仇恨的心情想把责任推在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身上，但仍然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 “咸丰辛酉，‘粤匪’踞郡城。阁既残破，书亦散亡。于时先府君(讳邦绥，咸丰丙辰进士，四川即用知县)方避地山中，得讯大惊。即间关至江北岸。闻书为洋人传教者所得，或卖诸奉化唐岱造纸者之家，急借资赎回。……” 事情十分清楚。“洋人传教者”不像封建地主的学究们那样冬烘，只着眼于正经正史，他们是特别看中了天一阁收藏的丰富史料，地志……的。他们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狠狠地插进手来。 这个新加人的掠夺者的“气派”越来越大，手段也愈来愈“巧妙”了。他们后来并不亲自出面，自有一批为之服务的代理人应运而生。他们的掠夺面的广阔也绝不局限于古籍，掠夺对象也不仅限于天一阁。天一阁新的不幸命运，就和这些“洋人”分不开来。 且看“薛目”以后出现的另几种目录。:’ (一)《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林集虚编。一九二八年木活字本。; (二)《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日录》，杨铁夫等编，一九三二年油印本。 (三)冯贞群编的《勤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十卷》，一九四零年铅印本。 如果用“冯目”和“薛目”对比一下，那损失是十分可惊的。那原因，赵万里先生说: “(三)由于民国初年为巨盗薛某窃去的，这一次是天一阁空前的损失，至少总有一千种书散落到阁外。阁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有一百余部。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 这次的损失是空前惨重的。偷窃转售经过也有种种传说，曲折离奇。据说得到这批书的书店，本来是专门作日本人生意的，这批书的目录也已编好，准备寄出了。不料事情败露，只好就地卖给上海的几位著名的藏书家。这就说明，在当时某些书商看来，洋人才是第一流的好主顾，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降至次要的地位。卖书给他们，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在“薛目”和“冯目”之间，照例也应该有一个“桥梁”，那应该就是这次的被盗书目。 《西谛书目》著录《天一阁失窃书目》一种，缪荃孙撰，抄本，二册。前有缪序: “天一阁藏书，自明嘉靖间至今，几四百年。吾国藏书家当以此阁为最久矣。民国三年，有贼雇木工数人，夜登阁顶，去瓦与椽。缒而下，潜入阁中，为大规模之盗书。将书藏人皮箱中，至夜间运出。如是者数十日。将阁中藏书盗出约十分之八，售于上海各藏书家。其后范氏子孙获窃书贼根究，各书贾之买此书者，涉讼经年，一无所得。兹将调查此次天一阁所失各书，存其目录于左，以备参考。亦藏书家之一掌故也。艺风老人志。” 粗略地分析了一下这个书目以后就可以看出，它首尾完整，共收书一千三百余种。但真实性却是值得怀疑的。缪荃孙并不曾仔细说明他的“调查”经过。但照那目录的编制、内容，可以看出是以“薛目”为底本，把当时阁中劫余存书一一涂去，再加清抄而成。体例、小注，无一不与“薛目”吻合，甚至连每一类后面的“右xx类xx部，全x部， xx卷，内x部无卷数……”也都照抄无误，并未清点已经去了几条，尚余几部。因而往往出现书目只存寥寥几种而结帐还是“薛目”原数的情况。这个看来相当完整的“失窃书目”，竟是不大靠得住的。 原来缪荃孙就是给窃贼和书贾带来了“麻烦”，使他们的罪恶勾当未能顺利进行的人物。 据说当时缪荃孙听见阁书被盗的消息，兴匆匆地赶到书店里去要求看书，却受到了拒绝。他大怒了，写信通知了范家，这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查问、追究。这样，缪荃孙自然不可能从书商那里获得任何情况的，他只能间接的采用上述的办法进行“调查”，结果就是那两本“失窃书目”。 好几年前，偶然看到来青阁书店清理积年旧书堆时发现的一包有关文件。这是一大包书帐，有写在红格帐簿上的，有写在白摺上的，也有有光纸的单篇零页。有的内容较详，记下了版本情况，完整与否，以至书价。但大半仅是简单的一个名目。此外，记得还有当时因为涉讼请律师的委托书照片。曾匆匆抄下了一份草稿。 经过研究，这一批书单上记的确是从天一阁楼上弄出来的东西。有些见于帐单上的书，曾经看到过实物，帐上所记的名目、完缺……，无一不与实物一致。有的书则见于各家目录。前引赵万里先生文，谈到这批书的下落时说: “当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号称孤本的明抄《宋刑统》，就在里头。现在蒋氏书散，整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登科录及明季史料书，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沪战起时，作了日本飞机队的牺牲品。此外我们认识的上海苏州几位藏书家，也都有少数天一阁的遗藏分布着。在我日记簿里载下来的，此类书已经超过了五百种。” 赵先生所说的《宋刑统》，虽不见于这批帐单，但先为吴兴蒋氏所得后归北平图书馆的大批明人别集，却十九在帐单中。取校两家原目，正是若合符节。而赵万里先生在《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和《云烟过眼新录》两文中所记诸书，也都能在这里得其踪迹。这就证明这批旧书帐确是当年匆匆留下的草目。自然，这些书帐里记下的并非全豹。因为来青阁并非首先、也不是惟一收买这批赃物的书店。同时，各种书帐并非抄于一时，其中重复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一阁藏书往往有复本，有的甚至多至十许部。这种情况在这里也有所反映。我就曾前后看到两部嘉靖蒋孝移斋刻本陶集，一完一缺，却都是绝阔大初印的白皮纸本，验其书根款式，无疑都是阁巾旧藏。鉴于这种种复杂情况，就根据这些书账陆续整理写成一个清目，稍加排比，大致以类相从。内容全照原样，其有校注或增益，别加〔〕号以别之，册数、书价，也照样保留。因为这是进行鉴别时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能看出当时的古书价格和收藏凤尚。不无史料价值。 这个书目虽然很不完备，但从中可以看出天一阁藏书的特色和被盗劫损失的严重。明季的史料和明人别集—也就是范钦生存时期的当代史料和文学资料—特别丰富。这种特色，确是天一阁所独有的。在当时，甚至以后一个很长时期中的藏书家中很少看到。赵万里先生在《记略》一文中曾经说起: 当年范东明选书的标准，与同时苏州派藏书家，完全采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除了吴兴张氏藏的宋小字本《欧阳文忠公集》是天一阁旧藏外，很少有此例外。惟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因他保存了不少。换言之，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 其实不只是苏州派的藏书家，就用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煤的看法来对照一下，也就很容易看出范钦收书的特色了。 祁承碟《澹生堂集》卷十八《尺犊》中有《与潘昭度》一扎，谈自己的收藏旨趣极详尽。他说: “所以每遇古人书，便须穷究其来历。大约以文献通考及艺文志所载者为第一格；次之则前代名贤之著述；再次之则近代名贤之著述。然著述之中，以表章九经为第一格；次之则记载前代治乱得失事；再次之则考证古今闻见所未及事。若只以诗文鸣于时，无论近时，虽前代亦不足甚珍。” 这里所说的收藏标准是很明确的。它其实也代表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藏书家的普遍意见。就是说，首先要选取有来历、见于著录的；是前代名贤而非时人的著作；得到特别重视的是经部书，其次才轮到史，而且还是古史。至于文集，则看做十分次要的东西。对汉唐宋元人的集子尺度还较宽，至于当代人的文集简直就很少收藏的价值。祁承煤在这封信中有几句话说得很不客气，他说: “盖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处。惟听宇宙之所自为销磨，则经几百年而不销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弟颇窥其深矣。” 祁承煤的话有他正确的一面，他指出了明人刻书之滥(但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雕板事业的兴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情况)，也指出了只有经得起读者选择和时间考验的著作才有可能流传下来。但他还是以传统的政治和艺术标准来判断文集的价值的。他没有看到有许多政治、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却正保存在浩如烟海而并不“精彩”的别集之中。如果用天一阁澹生堂两家书目试加比勘，就显然可见范氏收藏当代人撰著的丰富是突出的，虽然范东明未必就完全认识他辛苦收藏可贵的特色。 祁承煤还在一封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起他从河南任上寄回的书籍: “发回书共八夹。内有河南全省志书二夹，不甚贵重，此外皆好书也。有一夹特于陕西三十八叔印来者。若我近所抄录之书，约一百三四十种，共两大卷箱。此是至宝，自家随身携之回也。” 关于这些“澹生堂抄本”书，在此信开头他也曾说起: “此番在中州所录书，皆京内藏书家所少，不但坊间所无者也。而内中有极珍贵重大之书，今俱收备。即海内之藏书者不可知，若以两浙论，恐定无逾于我者。” 从祁承煤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一些情况。地方志，在他看来远不及他自己从人家(这里所指很可能是大梁朱睦掣的万卷堂藏书)那里借抄来的抄本书珍贵。这和前引他给潘昭度信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八十年后黄宗羲和吕留良到化鹿山中捆载澹生堂遗书，最后弃而不顾的“下驷”，也正是这些。“山中所存，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厨也。”(天一阁藏书记) 其次，祁承煤的话也为另一种疑向提供了解释。天一阁中那么完备的各省方志的搜集经过，也是可以推知的了。 看来，明代由于雕板事业的兴盛和地方人士锐意纂修的蔚为风气，方志的刊行数量是很大的。除了向中央政府机关呈缴和经常做为书帕进行馈赠藉以流通外，需要者也可以通过种种关系，请求刷印。祁承煤在河南作宫，就不费力地搜到了全省的方志。范东明的搜集，很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方式。边远省份还可以通过朋友关系进行搜集。从板本上看，天一阁所藏大量的方志，绝大部分是正德、嘉靖时所刻。这在当时正是最新的板本。范钦并不是个古本方志的收藏者，那些新刻方志的板片大抵都藏在各地的官署里，可以随时刷印。不像古本，只能从书肆和藏家手里陆续收买。这恐怕就是他的收藏十分完备的重要原因。 天一阁同样收集得十分完备的历朝考试文献，也可以从祁承煤给潘昭度信里的另一段话得到解释。 “我朝会试廷试二录，自开科至今，其俱板存礼部。此昭代大典，藏书家不可不存。知兄亦须办此，并为弟刷印一部。但一科不可使缺，所刷者即留之都门，弟自差人来领，至嘱。” 原来这种登科录的板片就存在礼部衙门里，同样可以请求全套刷印，而且手续并不十分困难。这些登科录，大抵都是半页十行，有一定的款式，因为这是官刻的规定格式。 明代中叶以后，编修私史之风甚盛。有些书还是坊间编刻的。像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许重熙的《五朝注略》，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等都是。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现象。涂山的《明政统宗》也是一种坊刻的当代史通俗读物，书前刊有《参考书目》，共收书一百七十八种。自《皇明玉碟》起，举凡官私史料，笔记小说，九边、海运诸考、奏议别集，无所不收。其中极大部份都已不能看到。但拿来和天一阁所藏的史料对比，也还是很贫乏的。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晚明，野史撰著更是层见叠出。直至清初，也还余风未泯，有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书》，一直到庄史之狱，才告一结束。从此，知识界开始钻进古书堆里去“逃避现实”，学风为之一变。在那个八股文势力弥漫天下的时代，知识界这种着眼当代政治，研究实际问题的学风，是不容忽视的。自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是怎样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他们探索、总结的也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比起埋头于八股文或致力于繁琐考据，还是远胜之的。这种学风从天一阁藏书的内容上，也是充分反映出来了的。 上面约略地就天一阁的藏书特色，进行了一些简单说明。在封建时代的藏书家中，天一阁是独树一帜的。但范钦到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只是比起同辈来较少偏见，因之眼界和收藏尺度比较宽；崇古的思想不是那么浓重，因之注意力有可能比较集中于当代的文献。但他必然不可能摆脱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对更接近下层人民和市民阶层并为之服务的出版物，是采取漠视的态度的。一般通俗实用书和大量出版的书坊本，就很少收集。这些大抵是被视为“陋书”而舍弃了。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是著名的，但大抵是从史料角度出发而抄存的，与《登科录》之类看作同样的东西，而并非为了它是戏曲作者的史料。元曲和，明初戏曲，所藏就极少。小说更是绝无仅有。天一阁藏有明初黑口本的《鸣鹤余音》，但着眼点并不在它是散曲，只是因为它是道家之书；一些明人散曲和词集，也是作为别集收藏，而并非为了它是文学作品。如此种种，无一不鲜明地显示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不可能超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前面所说天一阁藏书的重要特色，是基于今天的认识提出的，决不可能是当日范钦收书的初意。整个书藏之足资今用的成份也是有限度的，更大量的却是封建性的糟粕，颇如祁承煤所慨叹，是“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的东西，它们具有的也只是历史文献上的价值而已。 这个目录里所著录的书籍，很大部份已经流散毁失了。它做为“薛目”和“冯目”的一个“桥梁”，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帮助伐们窥见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封建文化的一个片段的侧影。过去曾经有过不少《艺文志》之类的著作，仅就明代而论，就有焦氏《国史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这些都是我们据以编制一代艺文总目的重要依据。但有些著作的科学性是不强的，有些书籍名目只是得之传闻或据传状而征引，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祁承煤撰《两浙古今著述考》，收罗宏富。但那主要的缺点也在这里。比较起来，天一阁书目，包括书帐形式的几种在内，就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书都是确实存在过的，虽然有许多今天不可见了。 一九六四、七、十二、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