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人，是我国古代注释古籍最多的注释大家之一。他一生校勘、注释过众多的古籍。《后汉书》第六十五卷《郑玄传》指出：“康成自叙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育》、《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玄《答何休》……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著《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然而《后汉书·郑玄传》所列举的郑氏书目，并不是郑玄一生所撰注的全部书目。（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一般简称为《释文》）、（唐）长孙无忌的《隋书·经籍志》、（后晋）刘?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宋）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等史籍记载郑玄的书目，不但记载不全，而且互有出入。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考鉴郑玄书目最为完整的应该是晚清著名学者郑珍。郑珍（公元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郑珍著有著名的《郑学录》四卷。[l]第一卷《传注》是郑珍为《后汉书·郑玄传》所作的注解。郑珍广引典籍群书，考证把梳，补出原传缺失之说，十分详尽。第二卷《年谱》是郑珍用表格的形式，分设“纪年”、“时事”、“出处”、“著述”四栏，直观而有条理地介绍郑玄的生平年谱。第三卷《书目》是郑珍引经据典，逐一考鉴郑玄一生所撰注的书目及其在流传中的存佚情况。第四卷《弟子目》是郑珍考订郑玄有案可稽的弟子名录。 在《郑学录·书目》中，郑珍第一次持之有据地完整地考鉴郑玄书目为以下五十九部： 《周易注》、《易赞》、《尚书注》、《书赞》、《尚书大传注》、《毛诗笺》、《毛诗谱》、《周官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三礼目录》、《三礼图》、《丧服经传注》、《丧服谱》、《丧服变除》、《丧服记》、《答临孝存<周礼>难》、《礼议》、《鲁礼·志》、《春秋左氏传注》、《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发公羊墨守》、《箴左氏膏育》、《起谷梁废疾》、《驳何氏春秋汉议》、《驳何氏春秋汉议叙》、《答何休》、《答甄子然》、《孝经注》、《论语注》、《论语释义》、《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孟子注》、《驳许氏五经异义》、《六艺论》、《天文七政论》、《日月交会图主》、《乾象历注》、《易纬注》、《尚书纬注》、《诗纬注》、《礼纬注》、《尚书中侯注》、《礼记默房注》、《洛书灵准听注》、《九宫经注》、《九宫行碁经注》、《九旗飞变》、《汉律章句》、《汉宫香方注》、《自序》、《嘉禾嘉瓜颂》、《郑玄集》、《郑志》、《郑记》、《诗音》、《尚书音》、《三礼音》。 郑珍考鉴郑玄以上五十九部书目，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例如《辞源》（修订本）在“郑玄”条下作了如下解释：“其所著，今惟存《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其《易》注及《春秋》之《箴膏育》、《发墨守》、《起废疾》，皆后人所辑佚书，已残缺不全。清郑珍撰《郑学录》四卷，卷一为传注，二为年谱，三为书目，于玄生平及学术辑述甚详。”[2]郑珍考鉴郑玄的书目，成就突出，为后世的古籍校勘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拟根据《巢经巢全集》本和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籍集粹》丛书之《郑学录》，初步研究郑珍考鉴郑玄书目所使用的两种主要方法。 一、 知人论世，以郑玄之行考郑玄之书 清代贵州学者黄澎年在《郑学录·序》中指出：郑珍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颂诗读书，知人论世，然后郑学昌而经术明。”笔者认为，黄氏作为郑珍的生前好友和晚清学者，了解郑珍研究郑玄书目的原则和方法，他作出的“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知人论世”的评价，是十分精当的。研读《郑学录》，笔者发现郑珍不仅在第三卷《书目》中一一考释郑玄所注释的每一部书，而且在第一卷《传注》和第二卷《年谱》中根据郑玄的生平事迹，对《后汉书·郑玄传》的传文，准确地注释考鉴了郑玄的书目。郑珍的《传注》、《年谱》、《书目》三者互相呼应，对照考鉴，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例如：第一卷《传注》征引《后汉书·郑玄传》：“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康成自叙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范晔正传此仅说“注《礼》”，其下也只说“凡玄所注……《仪礼》、《礼记》”，两处都不涉及“《周（官）礼》”。此“《礼》”究竟指哪几部书？郑珍在注释中指出：“珍按：如康成自叙，则遭禁杜门十四年中，其精力全在三《礼》也。”此注明言“三《礼》”，当指《周（官）礼》、《仪礼》和《礼记》三书，对此，郑珍在第二卷《年谱》郑玄四十八岁和四十九岁两年“著述”栏中又注释说：“已前注《尚书中侯》及《易》、《书》、《诗》、《礼》四经之纬。自后在禁锢中注《周官》、《仪礼》、《礼记》。”在第三卷《书目》“《周官礼注》”之下，郑珍注释说：“《释文·叙录》、《隋志》十二卷，《唐志》十三卷。唐贾公彦撰疏五十卷。今列于学官。”在“《仪礼注》”之下，郑珍又注释说：“《释文·叙录》、《隋（志）》、《唐志》十七卷。唐贾公撰疏五十卷。今列于学官。”在“《礼记注》”之下郑珍又指出：“《释文·叙录》、《隋（志）》、《唐志》二十卷，唐孔冲远撰《正义》七十卷。今列于学官。”今按：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指出：“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于学官。”郑玄所注的《周礼》（或曰《周官礼》）、《仪礼》和《礼记》完整地保存在（清）阮元等校刊的《十三经注疏》之中，流传至今。这是郑玄注三《礼》的明证。郑珍于第一卷《传注》和第二卷《年谱》中根据郑玄的生平事迹，援引典籍考鉴郑玄注释三《礼》的经过，又在第三卷《书目》“《周官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之下分别考鉴了郑玄所撰注的三《礼》在后世典籍中刊载流传的情况。读者研读至此，不能不被郑珍详明周全、信而有据的考鉴所折服。在《郑学录》中，郑珍的这类前后互相呼应的考鉴注释触目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举例论证了。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由于时代久远，文献缺失等原因，郑玄所注的众多典籍群书，被掩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在《郑学录》中，郑珍运用孟子“知人论世”的方法，紧密联系郑玄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事迹来考鉴郑玄所注释的典籍群书，其结论是真实可靠的，其考鉴方法是科学的。正因为如此，郑珍考鉴郑玄书目的结论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清史稿·郑珍传》评价郑珍研究郑玄“墨守司农（即指康成），不敢苟有出入”，“推阐汉学，不遗余力”。今天我们来研究郑珍考鉴郑玄书目的方法，首先应当学习他“知入论世”的科学方法。如果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同仁能够把“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到古书版本校勘、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之中，经过实事求是的考证研究，或许可以攻克图书学术史上留下来的一个个疑点、疑案。 二、 旁征博引，综合考鉴郑玄所注之书 作为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训话大师郑玄，对两汉之际被称为儒家经典的典籍几乎都作过注释。所以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范畴在其《后汉书·郑玄传》中说郑玄注书“凡百余万言”，称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范氏在《郑玄传》中，所列郑玄所注的书目却不到郑玄实际注书的一半。对郑玄所注之书究竟有多少这一学术疑案，自南北朝至清中叶以来的历代学者作过许多的研究。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缺失、方法欠妥等原因，这一学术疑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晚清学者郑珍凭着自己坚实的功底，以严谨求实的学风，承担起了研究郑玄书目的重任，用各种不同的考鉴方法追本溯源，来考鉴郑玄注书之所以然。在《郑学录》中，郑珍除了运用“知人论世，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书”的方法外，运用的另一种考鉴方法是：旁征博引，综合考鉴郑玄所注之书。或在充分占有资料，谙熟典籍的基础上运用合乎逻辑的推论来分析郑玄所注之书存佚流传的原因。例如：郑玄所撰作的《春秋左传注》一书，《后汉书·郑玄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和《新唐书》等正史书都不列载。郑珍在其《郑学录》第三卷《书目》郑玄所作之“《春秋左传注》”一书目之下考鉴注释说：“《世说新语》：‘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已注传意。玄听之良久，每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日：吾久欲注，尚未了，向听君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与服此注。’按：《六艺论》序《春秋》云：‘玄又为之注’。见刘知几议。是康成实注《左传》，自言甚明。其所以世无郑注者，尽用所注之文与服子慎而与服比注耳，刘义庆之言为得其实。……服注即是郑注。今服虔《解义》三十卷自唐后已亡，宋王伯厚辑服、贾等义，略采遗文。国朝乾隆问，洪编修亮吉辑《左传服义》，为详证之，成若干卷，尤足考见崖略。” 又例如：郑玄所注之《丧服记》一书，范晔《后汉书·郑玄传》未列载，《隋书·经籍志》等书亦不列载。在《郑学录·书目》郑玄所注之“《丧服记》”一书目之下，郑珍考鉴说：“《唐志》一卷，《志》先有马融《丧服纪》一卷，其丧服别为此书者，不知所记何事，唐人经书无一引及。按：康成诸书见《唐志》而《隋志》未先著录者，此及《丧服变除》、《礼议》、《箴左氏膏育》、《发公羊墨守》、《论语释义》、《诗纬》、《九旗飞变》、《郑玄集》、《诗音》、《周官音》凡十一种。考《唐志》所载六朝以上书，《隋志》原多未见，盖隋大业之末秘书散亡者众，唐贞观中虽经令狐德茶、魏征上请购募，而民问所有未遽全收，故撰《隋志》不无漏略。其于康成书宜有此遗失，不得以《隋志》所无致疑《唐志》也。”对郑珍此注所采用的考鉴方法，贵州大学王瑛教授在《郑学录·点较前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丧服记》一书的说明中，作者列举郑玄著作见于《唐书·艺文志》却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多达十一种。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作者联系两部史书的成书过程，分析了它们所以产生的特殊原因，指出不应因《隋书》的漏略而怀疑《唐书》的真实性。这可作为目录学史的特殊例证之一，可提醒人们在考查古籍的存佚流传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仅按常情常理作出简单的推论。” 古籍校勘考鉴之学是一门重考据、重史料的实事求是的学问。晚清学者黎庶昌在《郑征君墓表》中评价郑珍治学具有“不立异、不苟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个评价是准确的。郑珍考第郑玄所注之书，从不主观臆断，从不妄言立说，总是通过旁征博引，以翔实的典籍资料来考鉴郑玄所注之书在流传中散佚保存的情况，并且能够运用合乎逻辑的推论来分析郑玄之书在古代的典籍中存有不同记载的原因，还能够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脉络分明地指明郑玄所注之书散佚之后被后世学者采辑整理而成的各种辑本。从事古籍校勘、古籍整理工作的同仁今天来学习研究郑珍的《郑学录》，就应当很好地学习、掌握郑珍旁征博引，综合考鉴郑玄所注之书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经验，就应当像郑珍那样严谨治学，忌孤证，忌臆断，多读书、多积累，充分占有资料，谙熟典籍，参互比较，综合考鉴，才能提高古籍校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才能使古籍校勘、古籍整理工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郑学录》原名为《唐成传注、年谱、书目、弟子目》，原有清·同治四年成山唐氏刊《郑子尹遗书》本和1940年贵州省政府《巢经巢全集》本。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籍集粹》丛书1991年版收集的《郑珍集·经学》又收有贵州大学王瑛教授点校的《郑学录》。 [2]《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作者单位]贵州黔南教育学院 原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