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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清代图书中如何提善本，是在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过程中遇到的一项最棘手、一时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 善本，是一种概念，凡概念都有内涵。然而，善本之概念属于文物制度，带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可随基础的不同要求而转换，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定律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在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问题提出以前，无论国内国外，辨识中国古籍善本的概念有两种意见：一派着眼于使用，指内容可靠，钞刻精足；一派立足于收藏，取其古旧难得，有艺术价值，传世孤罕。其实两者并不对立，甚至互为补充。 尽管这两种认识各有历史渊源，也各有相对合理性，但要编制一部全国性的总目，必须用一个统一标准，一个统一的概念。 南京会议之前，有关部门曾邀集一些重点藏书单位的古籍工作者反复研究了古籍善本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有必要把两种概念融合起来，给予一种理论性的概括，从而提出“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具体体现分列为九条。这“三性”和“九条”又经南京会议的代表反复讨论、推敲，已原则上通过，成为现行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 但是，原则终归是原则，从原则到具体实现，尚有一个复杂的认识与理解过程。已经熟悉的事物，做起来驾轻就熟，出现问题也是枝节的，容易解决。不熟悉的，则必须逐步探索，充分认识之后，才可理解，才能具体实现。 从清代图书中提善本，是目前大多数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不甚熟悉的事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此之前，一般只习惯于从明以前图书中择取善本，其标准基本上是按时代断限，只要版本鉴别不发生失误，碰到的问题也大抵是些枝节问题，如某丛书之另本该不该收，某后印本应不应录等等，此较容易解决。清代的，倒不是绝对不收，但所选极窄，大抵是名人批校本、名家钞本、稿本、负盛名的精刻本之类，也比较容易解决。而现在复杂了，九条标准中多数针对清代，而且都有很不道接了当可以“一刀裁”的定语。一时无从措手，或出现各行其是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二 善本中扩大清代图书的容量，是历史的自然趋势。 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从藏书的群体中区分出善本来，用意是加强保管，减少或避免佚亡毁损，同时也寓选拔推荐之意。什么书需要这样对待呢，当然是刊印时间早，内容有价值，现时传世少，已不可多得的。这就构成了历史文物性的广义内涵。但人类文化史上还自然形成一种概念：某些只具相对的时间因素的人类文化产物，不论其个体有否特殊的含义或使用价值，也构成历史文物。如一块汉瓦当，一区普通的六朝造象，一纸内容习见的唐代写经，等等。这又是历史文物的狭义内涵。然而，不论广义或狭义，共主要因素都有个时间在内。这时间的下限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延伸的。 大约迄今三百年前后，藏书家中有一派，称为“佞宋”。在他们眼中，除了宋版书都是不值得看重的。到了近代，宋版已寥寥无几了，即使着眼于“古董”的藏书家，也不能不把标准降到明代嘉靖。本世纪中期，嘉靖以前刻本也已难得一遇，不论观点如何保守的藏书单位，善本的下限又一律延伸到明末。目前已届八十年代，饱经沧桑和劫难的古籍图书，所处的条件又远非三十年前。当时，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可以白手起家，购人几百种明刻明人文集和上千种清刻清人文集，罕见品种薮以百计。今天，即使抉资百万，不靠调拨、交换，想藏入千把种刻本图书，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很多收藏单位中的清代图书不少已成孤本或罕见本。因此，前人选择善本未曹多加考虑的清代图书，仅从历史文物角度上着眼，今天也该提到需要考虑的日程上来了。 “古为今用”，普查、整理、揭示与保管古籍善本是立足于“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我国也有丰富的古代典籍。但是，还远不能说这些历史与文化都经过了充分的研究和总结，这些典籍都受到了充分发掘和利用。就目前传世的古籍品种而言，明代以前的，大抵还有目录或提要可以稽考，清代的则有相当数量尚未被人所知，这中间有明代人记载的明代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史科，有清代人的学术著作、地方历史、家族史以及各项历史大事的原始资料。从目前明清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很多还没涉及，是今后立说、立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责本主义前期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各种问题的丰富素材。而其中相当数量的刻本、稿本、钞本、写本又十分孤罕，不及时整理、揭示和加意保管，随时有毁坏散佚的可能。因此，从学术资料的角度，也应格外重视这部分图书。 从艺术方面来看，清代的套印、活字摆印以及写、绘版刻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就超越前代，但共中多数已十分难得。大家都很熟悉的《芥子园画传》，原刻本在不少省图书馆和大型藏书单位中都看不到。不用说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即使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传世部数也已屈指可数。乾隆间金农用宋藏经纸仿宋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已成书林珍品。 但是清代究竟时间较近，现存图书品种数量还是很大的，目前还不能“一刀裁”，按时代断限，什么都收。那样，古籍善本将和古籍图书等同，失去“善本”的意义。 从清代刻印图书的情况分析，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乾隆以前，由于统治阶级思想籍制较严，文字狱迭兴，加以数不清的告发、审查、抽毁、禁毁，人民不堪其扰，惧生事端，除通行无碍的一些士子常用书，如群经、正史、诸子、文选之类而外，私家刻书的井不很多，即使内府版、殿版，也多因印数少，传世不广。清初虽曾沿明代刻书自由之风，刻印或补刻、翻刻过当代和前代的一些史书、文集，但受康熙以后历次文字獄影响和修《四库全书》中的变相查禁，多数版毁、书佚。这是第一个阶段。嘉庆以后，文纲渐疏，刻书、印书、著书，远比前代活跃，前代著作当时无人敢刻的，如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主要著作，多在这以后刊行，前代刻而失传或印刷量小、传世不广的，也多在这以后重刻、翻刻。这算第二个阶段。洋务运动以后，铅字和石印技术大兴，更由于鸦片战事后，知识界思想活跃，清政府在文化控制上宜告崩溃，不只印书，还编杂志，办报纸，品种和印量是以前刻版印书时期无法比拟的。这算第三个阶段。 制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时，对这些情况曾进行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最后认为，乾隆以前的，可只做狭义的历史文物性要求，凡此期间的刻、印本，只要传世不多，都可视为善本；嘉庆以后，则需加学术资料性或艺术代表性方面的要求，铅印、石印的图书暂不列入古籍范围。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轮廓性的想法由于线条太粗，很难具体掌握。 一九七九年前后的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对这些问题做了重新探讨，订了一些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如何理解，怎样掌握，意见仍不大一致。有的则主张干脆从严。按老传统办事，把清代这部分基本甩开；有的想摸索出一个“标准书目”来，供大家套用。避开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订个“标准书目”既非短时之功，更容易机械被动，派生的问题将会更多，还是从进一步探讨规律入手较好。 三 清乾隆以前的图书，大约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明代或明以前的人的著作，顺康雍乾间始刻或前代虽曾刊刻，但已久佚、版毁、顺康雍乾间重刻，以及前代刊刻者非足本，顺康雍乾间又行辑补者。《四库全书》中所据的版本属于此类者不少，虽然《四库全书》对版本的选择不十分严格，但也并非毫不考虑，滥用后刻。 明代或明以前人著作，顺康雍乾间始刻者，例如：乾隆二十九年靖安况氏刻，明况钟撰，《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十六卷续集十二卷卷首卷尾各一卷》，乾隆四十一年徐镇孩浦庄刻本，明徐宏祖撰，《游记十二卷》，顺治十七年毕际有刻本，明毕自严撰，《石隐园藏稿八卷》，康熙三年于藻庐陵刻本，明方以智撰，《物理小识十二卷》，顺治刻本，明李盘撰，《李小有诗纪二十五卷》。 明以前虽曾刊刻但久佚版毁，顺康雍乾间重刻，目前传世已以此为最早版本者，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寿刻本，宋朱长文撰，《吴郡乐圃朱先生徐稿十卷》；康熙五十五年石键刻本，宋石介撰，《徂徕石先生全集二十卷》；乾隆四年赐书楼刻本，明叶盛撰，《叶文庄全集三十卷》；顺治十年王□（左钅右龙）苏州刻本，清王铎撰，《拟山园选集八十二卷》；康熙间沈业刻本，明释弘坚（沈私，崇祯进士）撰，《怀谢轩遗咏不分卷》。 前代刊刻者非足本，顺康雍乾间又行辑补者，例如：康熙五十二年曹培廉校刻本，元倪瓒撰，《清閟阁全集十二卷》，康熙九年孙光悬刻本，明石珤撰，《熊峰先生诗集七卷文集三卷》，（《四库》本改题《熊峰集十卷》）；康熙二十九年罗美才刻本，明罗??撰，《罗圭峰文集三十卷》。 第二种类型是当代人著作，顺康雍乾时初刻本。例如：清初刻本，清吴伟业撰，《梅村集二十卷》；康熙刻本，清陈梦雷撰，《松鹤山房文集二十卷诗集九卷》，康熙二十六年高平书院刻本，《溧水县永折全书三卷》；雍正十一年刻本，清嵇曾筠撰，《防河奏议十卷》；乾隆间强善斋刻本，清丁宜曾撰，《西石梁农圃便览不分卷》，等等。 一直有人认为，清初离现在较近，所刻书籍传世必还很多。实际并非如此，就以第二种类型五例分析：《梅村集》二十卷本是吴伟业集子的最早刻本，因为前面冠有钱谦益《序》及《与梅村先生书》，乾隆间被列为“抽毁书”，实际在定案之前，早因吴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遭到全毁。等到“落实政策”，幸存下来的已成“鲁殿灵光”了。“四人帮”时代，这类事出过不少，大家记忆犹新，何况古代。所以虽然是清初刻本，又是吴伟业这个名人的著作，传世却没几部。陈梦雷是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主要负责人，但因为他两次获罪遣戌，个人著作《松鹤山房集》传世也极少，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想重印这部书，寻遍全国才找到几部，还都不全，需互作补充才能凑成一部完书。 《溧水县永折全书》是当时地方绅士吁求政府减轻无理负担、多次斗争得到初步结果之后刻印的备忘录，其中详细记载了江苏溧水县明清之间需为被水淹没已成湖塘的田地缴纳虚粮，农民不堪负担，鬻卖妻儿，逃亡流徙，而政府深知实情，但格于成案，因循沿袭，不肯减少额微之弊政。后世研究明清经济的，但知江南赋税重，重到何种程度，每语焉不详，可知此类资料很少有人接触过。《防河奏议》的作者嵇曾筠，是清代继靳辅之后的水利专家，建坝、引河杀险皆有所长，任河道总督多年，其奏议是水利史中的重要史科，但相当罕见，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一部，还是残本。《西石梁农圃便览》是总结鲁南苏北沿海一带农圃经验的农书，基于“樊迟问稼”被目为“小人”这类的观念，流传不广。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时，即称原书已不多见。 似乎这些都是特殊例子。其实，倒是例外的少。已故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曾多年购求这一时期文集的原刻本，毕生只积了有限的几百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建馆的，尽管有的经费充裕，曾大量购进古籍图书，但绝大部分是后世的翻刻本、铅印本和石印本。 应该一提的倒是这期间有些和《溧水县永折全书》类似的东西。如方志以外的地方政务记载、职司记载、族谱、搢绅录、登科录、赋役全书等，或资料丰富，有利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或有稗于人物检索。但因长期科举制度留下的后遗症，知识分子每自我束缚，“书”、“史”的概念理解极窄，把很多经世致用、但与举业无关的图书弃置。直到目前，还有不少人受此影响，不肯承认这些也是“书”。正因为如此，由于一向无人注意收藏，这些书只是偶然流传下来，而且绝少复本，应毫不置疑地视为善本。 第三种类型是前代屡次刊刻，各种版本传世尚多，顺康雍乾间又未加整理、增订，纯属重刻、翻刻的。此类多属当时知识分子的常备书，如：群经、诸史、子书、类书、名家文选、文集等，除个别的如殿版仿宋刻之外，从校勘、学术资料、版刻艺术等方面，都不具特殊价值，目前可以不收，掌握也比较容易。这类书，在目前传世的顺康雍乾刻印本中，比例确实较大，人们印象中的顺康雍乾本传世者尚多，是把它包括在内的。 争议较多的是对顺康雍乾间内府本、殿版的处理。内府本、殿版的特点是刊刻精，纸张考究，品种较多，当时印刷的部数一般也较民间自刻书略多，但从目前传世情况看，除少数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外，收藏并不系统，有的虽原著录为殿版，其实是浙江、江西等书局的翻刻本，部分品种如康熙间扬州诗局刻本《全唐诗》，可能传世确还较多，但时至今日有谁再去访求，除已入公藏者也是难得一遇了。内府本、殿版无需作单独类型考虑，其取舍应和共它清代图书同样处理。 四 清代自嘉庆以后，农民起义蜂起，统治集团疲于应付，民族矛盾渐渐让位于阶级矛盾。在地主阶级内部，思想控制逐步松弛，文纲也不再那么严密，文字撤的频率显著减少。另方面，脱离政治、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空气也已养成，正处于“乾嘉学派”学术活动的全盛时期。清以前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清前期一些重要学者的著作，以及乾嘉学派齐主要流派的著作，多在这以后刻印。内容涉及经学、文字音韵、史学、地理学、金石学、校勘辑逸、植物学、医药、自然科学、工艺等各个方面。由于时代较近，传世者尚多，既不能按时代“一刀裁”，又不适于按类型取舍，目前只宜按广义的历史文物性要求，选择其中学术资料价值突出、而传世甚少者，部分收录。 做到这些，要求鉴别人员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和经验，有理有据地一部一部地斟酌。比起对乾隆以前的要求，是难了一层。从目前工作进程中看，绝大多数收藏单位，对此尚游移观望，不敢下手， 广州会议中，南京图书馆甘就嘉庆以后刻印本的收录做了一些举例，对每部书的内容、版本源流或印刷特点、传世情况等，都进行了一番辨识。这种思路是值得参考、提倡的。 一般说来，这一时期的图书有以下特点而又具突出的学术资料价值者，可以考虑： 1一种书，虽传世较多，但版本不同，原刻本印刷量少于重刻本，而且版片不少在咸同间战乱中毁损，或因它故毁版，后又重刻。如： 嘉庆十年士乡堂刻本清陈鳣撰缀文六卷嘉庆十四年刻本清张惠言撰 茗柯文初编一卷，二编二卷，三编一卷，四编一卷 道光十年三槐堂刻本清王清任撰 医林改错二卷 道光十七年泾川书院刻本清胡培翬撰 研六室文钞十卷 道光十八年四馀堂刻本清严可均撰 铁桥漫稿十二卷 咸丰四年海昌蒋氏刻本清钱仪吉撰 衍石斋记事稿十卷续稿一卷 咸丰四年刻本题樗园退叟撰 盾鼻随闻录八卷 咸丰九年刻本清沈储撰 舌击编九卷 同治刻本清潘钟瑞撰 苏台糜鹿记二卷 2.因内容涉及面窄，过分专门，或当时不为社会注意，印刷不多，传世少。如： 嘉庆九年刻本清谢济世撰 四书经学考十一卷首一卷 嘉庆刻本清赵如椿撰 黎阳见闻录一卷 道光元年刻本清李明彻撰 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二卷 道光九年话雨楼刻本清王鲲纂 松陵见闻录十卷 道光十四年刻本 清黄育楩撰 破邪详辩三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四年刻本 审音鉴古录十四种 道光十六年张氏刻本元朱世杰撰 清罗士琳补草易之瀚校算四元玉鉴释例三卷 道光十九年石梁陈氏刻本清明安图撰 陈际新续成割圜密率捷法四卷 道光刻本清司廷栋撰 凌犯视差新法二卷 同治二年刻本清王世雄撰 滥热经纬五卷 同治刻本清吴其浚纂 滇南矿厂图略不分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中，对这一时期图书学术资料性的要求是作为两条分别处理的。资料价值，此较易于判断。学术价值，倘非对思想史、学术史有一定了解，就不易辫识，但非一日之功。就目前古籍工作人员的一般素养来说，不能不采取些权宜性的措施，边实践边提高。其办法是，多读些提要目录，多看些专门或零星的评论。书的序跋读仔细些，共中虽难免浮词吹捧，但总会有些实质性的评议。著者身分，也可做为参考的依据，历史上有定评的人，其著作总归有些价值。但必须明确，这只可应急，做为“引子”。止此而已是永远跳不出“书皮子学问”境界的，决难在目录学、版本学或广义的文献学中有什么造诣。 至于“少”或“极少”，只是相对而言，前面例举的，多数在民国初年就被认为稀见，但在某一地区，某一馆内，可能还会有复本。《盾鼻随闻录》刊刻不久就被何桂清毁版，在北方，连日本翻刻本都被认为稀见，但在南京馆，原刻本尚有两部。南京馆举例中有《攀古小庐杂著》，为了这部书，一位有经验的采访员曾访求二十余年而未一遇，但在北京几家大馆中都有入藏。从整体上说，还应认为“极少”。斤斤计较倒底这部书目前传世有几部，是三部或五部以内为善本，还是几部以上就不做为善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五 清代图书中稿本和钞本占很大比重。就目前已知的品种看，从清初实录的稿本，清初著名学者如王夫之的手稿到清末三家村学究的怀古、咏史诗手稿，数以千计。钞本更杂，有代代以钞本传世的各种著作，清初秘密流传的明季野史、遗民著作，传钞四库馆自《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或罕见本，清末文纲松弛后传钞的各种杂史，各行各业的业务备忘录，士子临场揣摩的程墨、试帖诗，传诵一时的时文，因原刻难求或无力购买而借录的，伪作名目改头换面的牟利品，摘自某书的节要或篇章，等等，更加其间不乏复本，说是数以万计，并不过分。 倒是在这以前，明以前刻本作善本划线盛行时，多对清代的稿本或钞本宽待，理由是稿本不可再得，钞本有可钞的价值。甚至清末民初有位权威人士曾主张“凡钞皆善”。 从目前各收藏单位选录情况来看，因受以前流风影响，失于宽者多，从严者少。 一般说来，清代的钞本、稿本可分成这样一些类型。 1.明以前人著作，清代以前以钞本传世（包括刻本罕见）的清代钞本。如： 宋吴龙翰撰《古梅遗稿六卷》，清中期以前，从无单刻本，向以钞本传世。元王翰撰，《友石山人遗稿一卷》，据八千卷楼著录，曾有弘治刻本，但现已不见传世，清代亦多以钞本流传。 对这一类型的清代钞本，可选择其钞、校精者入善。《古梅遗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道光四年东武味经书屋钞本；《友石山人遗稿》，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有知不足斋钞本，都优于一般草率钞录的本子。 2.清人著作，清代未曾刊印过，具有学术资料价值的稿本和清代钞本。 虽是稿本，但必须具有学术责料价值。这点，要求过高确也难掌握，一般说来，只要把那些不涉及当世人物、事件和社会活动，本人亦无社会影响，一味吟风写月，怀古抒情，而又无文学价值的诗集，或试帖诗、制艺、纯属应酬的四六文，空无内容的高头讲章，一般士子的闱墨之类剔除，就可以了。属于此类型的钞本，性质应该和稿本相等。就目前所知，清代未曾刊印过的清人著作钞本，当时有若干复本同时流传，这种情况极少，倘非名人墨迹，区别稿本与钞本的不同价值，意义不大。 3.虽曾刻印，但有学术资料价值之清人著作稿本。 如果说钞本和稿本应该有个区别，区别也就在这里。虽有刻印本，但稿本究竟在前，可以看出作品的原始面貌，作者的思路过程和被删去的内容。钞本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相反，在刻印本之后的钞本，包括钞四库全书本在内，作为善本收藏的意义不大。 4.虽曾刻印，但传抄在刻印之前，具有学术资料价值的清代钞本。 取录这类钞本的意义，实质上又和稿本相同。刻印前流传的钞本，可和刻印本校勘比较，刻印本有误，钞本中倒可能是正确的，往往还会有重大异同，钞本中保留着原著的初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初钞本，清彭孙贻撰，《流寇志》九卷，这《流寇志》有康熙刻本和民国铅印本，但名《平寇志》。《平寇志》起崇祯元年，讫顺治十八年，十二卷，无序。钞本《流寇志》起崇祯二年十月，讫十七年三月，九卷，有序。钞本《流寇志》有涉及满清之语，称之为“建人”；《平寇志》皆删。《流寇志》中时时流露“尊王攘夷”之旨，具有民族观点；《平寇志》则一变为尊崇清朝，“攘夷”精神不复存在，共易名“流寇”为“平寇”亦以此故。很明显，钞本《流寇志》保留着作者著述的主题思想，刻本《平寇志》则系作者后人为避文字祸，纂改了作者原意。彭孙贻是明末遗民，入清后奉母不仕，民族气节很强，死后乡人私温为“孝介”。此较起来，只有钞本能其实地反映他的思想。 以上这四类是应该收录为善本的，无需收录的，除前面所说不具学术资料价值和刻印本传世尚多，据刻印本传钞的以外，还应注意辨识，不少清代钞本摘钞于某书，或是几种书的汇钞。这些，不只不宜做善本，还应注明来历，帮助读者识别，以免误引、误录。例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钞本，明郑大淯撰《河防考》四卷，其实是弘光刻本《经国雄略》中的一篇；清钞本，清王树??撰《新疆岁时说》不分卷，乃是《新疆图志》卷五十二《物候一》。清钞本《河幕指南》不分卷，共中分三篇：河务便览、河防述言、杂录。《河防述言》基本上全抄陈潢原著（收入《四库全书》附靳辅《治河奏议书》后），其它皆系汇钞诸河工杂著。名家钞本，倘非名家墨迹，又不符合善本收录标准，也不宜收录。广州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多数同志都同意淘汰一部清侯官郑氏注韩居钞本《闽部疏》。这钞本用的是“注韩居”钞书纸，有郑氏及林则徐藏印。但考虑此书曾收刻于《广百川学海》、《记录汇编》、《宝颜堂秘笈》及《说郛·续弓》，皆在钞本之前，很可能就是从上述丛书中钞出的，不符合收录标准。因此虽属名家钞本，且有递藏渊源，也还是不收。 六 传统的善本标准中很注意批校题跋，尤共是名人的批校题跋本，其理由不难理解。但是沿袭下来往往趋于简单化，即不间如何批校，只要有朱墨圈点就算。不知古人读书往往有圈点断句的习惯，尽管“丹黄烂然”，其作用仅只是标志本书曾被人读过而已。对待名人批校题跋也是不注意内容，只要有一行“××校过”，便身分迥异，身价十倍。有所好，必有所趋，弄得“假古董”迭出，置一书的使用价值于不顾，去鉴别可以导向无休止争论的墨迹。 为避免此类偏向，现在大家北较一致地趋向从内容出发，即所批校题跋的内容有否价植，倘有，即使过录，也无妨。否则单凭题个名，未必可以作善本。清代的名人学者数以百千计，尤其晚近的，不少人总喜欢在购藏的书中题几个字，而书的版本往往极普通。倘因此即可定为善本，那就不单是“顾批黄校”的问题，牵连广泛，枝节旁生，不易处理。为此耗费工夫精力，实无意义。 清代的地方志何为善本，也是个具体问题，单纯按时代划线，譬如乾隆以前，似乎也大杂、大多。有种意见，以《中国地方志综录》所载部数为依据，凡有三家级上收藏的即不做善本，不足三家则收。这种想法很不全面，一则《中国地方志综录》（包括即将修订的新版）收录并不全面，不足以精确地反映现时实际传世部数。再则虽说在目录中同列某一版本，实际书品大相径庭，有的是初印本，有的可能是百年后的后印本，断版模糊，不成样子。这要就书论书。大体上说，而今传世的绝大多数乾隆以前版地方志，初印或版印清晰者不多，凡遇到这样的本子，可视为善本，断版模糊的后印本，除个别品种稀见者外，可暂不算善本。 七 重复前面说过的一层意思：善本概念属于文物制度，带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可随着基础的不同要求而转换；但要编制一部全国性的总目，必须用一个统一的标准。 然而任何标准都只能是原则的，概括的，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业务修养，执行时难免见仁见智。只要判断无误，有理有据，产生的分歧是容易解决的。 全国的情况不等于地区的情况。从目前条件平衡，全国善本总目中不包括的，不意味地区不可以做为善本。据前一段普查，有些专区，甚至于省、自治区，目前乾隆以前刻本都算在一起不过百把部，这些专区、省或自治区把它们都作为善本，编入本地区的善本书目，也不为不可。个别单位偏要从严，固执地非明刻本不录，也井不意味水平独高。衡量任何一种善本目录的学术水平，着眼于选择是否有理有据，版本考订是否正确，著录是否完整，以及分类编排是否合理、有序。 大幅度地选择清代图书为善本，是历史的自然趋势。将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清代图书多于前代，是正常的，不足为怪。任何时代的善本目录中，总是近多于远，倒是对清代图书的版刻源流、文献价值以及传世情况、刻印特点等等，一向少人研究。希望通过这次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它带起来，以丰富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和扩大视野。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原载：《文献》1998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