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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民国八年(1919)，终年76岁。缪荃孙是清末著名文献学家，本文拟就缪荃孙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与贡献略陈一孔之见。 1、繆荃孙对版本派流的研究 1. 1 对写本源流的研究 关于图书载体竹简、嫌帛、纸张的演变，缪荃孙说:“炎汉初兴，书皆竹帛。班孟坚所谓“篇”，竹书也;“卷”，帛书也。竹册书则用刀刻之，灭则削之……帛则以笔书之，笔之制始自蒙恬。汉孝成帝时，宫中出小赫蹄，即纸也。后汉始有以纸书者，皆以卷计。“[1]即东汉才有了纸张的出现。关于历代写本的特点，缪荃孙认为，梁代、陈代书皆短幅黄膆纸，文字拙恶，且内容多不审定。齐周书则纸墨恶劣，文字欠画加点，应三反四。隋代旧书最为廲好，率用广陵麻纸缮写，书体妍妙可爱。[2]关于雕版印刷起派时间，缪荃孙认为始于五代，“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至冯道始奏请镂板印行，自是刊楼益多”。[3]此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1. 2对刻本源流的研究 对于历代刻本情况，缪荃孙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于宋刻本，缪荃孙在《藏书纪要跋》中云:“宋人印书，纸、工、墨价与今仿佛，但流传于世者，无不精妙，不似今之粗率……故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契、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经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可见，缪荃孙从纸张、刻工、字体、避讳、用墨等方面肯定了宋刻本的精妙。对于元刻本，缪荃孙在《藏书纪要跋》中也有精辟论述，“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印刷清朗”。对于明刻本，缪荃孙认为，明人刻工最轻制书雅意，在有明中叶，尚属讲求，末造则不及矣。①对于清坊刻本，缪荃孙之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学，皆由此也。”[4] 1. 3对一书版本源流的研究 缪荃孙为了能够准确考订一书之版本源流，常常广泛搜集书目并加批注。如当他见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时，“大喜捧归，觅人錄副，小小讹脱，见即订正，并就所见书目添注眉头，藏诸健中，以作枕祕”。②在考订过程中，缪荃孙善于利用书目与题跋，如“《增修复古编》二卷，宋张有谦编，元昊均增补，明洪武刻本，传本甚少。各家书目止《爱日精庐藏书志》有之，与此本合，是洪武年刻……拜经楼题跋有是书，为汲古阁钞本。有济美堂、极古阁诸图记，并脱陈张两序云云，愈显此刻本之不易见矣，艺风”。[5]由此可见，缪荃孙通过查《爱日精庐藏书志》及《拜经楼题跋》，得出《增修复古编》一书有洪武刻本和极古阁钞本，且“传本甚少”的结论。 2缪荃孙对版本鉴定的研究 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通过鉴定，弄清版本年代、优劣真伪，为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精良的善本。 2. 1从内容上鉴定版本 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又可从卷数、内容文字、编例等几个方面进行。缪荃孙在考订《宋太宗实录》一书时，即是从卷数上入手。“《宋太宗实录》，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及七十九、八十共八卷……《艺芸书目》有十二卷，为三十一之三十五、四十一之四十五、七十七、七十八，与此不同，自是两本”。[6]可见，《宋太宗实录》有8卷、12卷两个版本。缪荃孙还从内容文字上纠正士大夫在版本鉴定方面的错误认识，“赵寒山《玉台新咏》，崇祯六年刻本，錄本古雅，书估往往抽去后序，冒宋原本，即士大夫亦信之。其实宋本每卷之末《玉台新咏》卷O下注诗若千首，字数不一，均与寒山本不同，一望而知”。[7]“编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编制体例，不同时代的版本在编例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缪荃孙说:“明刻本惟不遵旧式，妄为分体，明人恶习，大约不止八种……”[8]由此可知，明刻本在编例上，一改宋刻本将唐诗按感兴、咏怀、送别、哀伤等分类编排的特点，而将其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体例分体编排，这为我们鉴定宋刻和明刻本唐诗别集提供了一可靠方法。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