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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关于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工作，向来不被重视。五十多年前，孙楷第先生编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郑振铎先生就曾建议为文言小说编目。可是，长期以来，此项工作竟无人问津。一九八一年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出版，但只断限在隋唐五代，宋以后则付之阙如。在这种情况下，侯忠义同志编著的两部完整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和《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以下简称《书目》和《资料》，《书目》的编者还有袁行霈同志）接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当前文言小说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的填补空白和新的开拓意义的。若从目录学的角度看，这两部书的出版，使我国文史工具书的行列里，又增添了两名出类拔萃的新成员，其影响，必将日渐为人们所瞩目。 《书目》是一部研究古代文言小说的入门工具书，编者以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家书为收录依据，广泛搜集载于史志和官私修书目中起于先秦迄于明清各种书目的文言小说（包括笔记）二千余条，荟萃于一书，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份客观的、全面的历史性资料，这在当前文言小说范围划界尚无定说的情况下，无论对其狭义论者，还是广义论者，都是十分有益的。尤其书中书名按时代顺序排列，分先秦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编成书，突出了“史”的线索，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文言小说历史发展的宏观印象，也是前无此例的。比如，先秦两汉是我国文言小说的孕育萌芽时期，《书目》只收三十六种，魏晋南北朝的草创时期，收八十五种，成熟时期的唐五代，收二百三十三种，宋元收四百一十种，明清两代则达一千余种，这种历代作品的历史性递增，说明文言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代代相承，历久不衰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并没有停留在书名的汇集上，每种书后面，除记有卷数、存佚、作者、著录和版本的详细情况外，有的还附以必要的考证说明和简单的内容介绍，这不仅为入门学者提示了一个初步的思考线索，备有“导夫先路”之功用，就是对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也不无参考备查价值。 《资料》是《书目》的姊妹篇，是对文言小说更高层次研究的一部资料书。编者在“凡例”里提出三条收编原则：一、范围限于古代和近代；二、不求全面和完备；三、以时代先后编次。本书的特色和成就也恰恰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把收编围范局限于古代和近代，固然是由于这些研究评论资料的写作时期距今较久，又散见于各种丛书、类书及单刻本中，有的甚至流传不广，难于查找，把它们汇集起来，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方便。但是，编者的用心，远非此，细绎其意，有以下两点颇值得称道：其一，文言小说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代代皆有，而在现代文坛上早已消声匿迹。古代有些文言小说作家，又是评论家，他们的评论融汇了他们的创作甘苦，都是至理名言，如纪昀评《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已被今人引为反面意见的典据。编者出于对文言小说研究对象的考虑，并使本书在体例上和《书目》保持一致，不收今人论著，只收古人评述资料，显示了它以古人论欲特色的科学性和统一性。其二，由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古人和今人，无论是思维程式、评论角度，还是理论观点，都大不相同。比如，上自唐代，下迄明清，评论家们，大都把笔记杂识视作小说，关于文言小说的分类也大同小异，与今人的认识判然有别。编者断限于古代和近代，既在客观上为当今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益的历史资料，又表明今人对文言小说的研究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不求全面和完备”，据编者在“凡例”中的解释，主要指所选录的作品具有代表性，资料有启示性，不是兼收并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品类繁多，有粗有精，评论资料也汗牛充栋，优劣杂揉，编者以服务于教学为宗旨，在五光十色的众多作品和纷纭歧说的各种评论中进行筛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史载魏晋南北朝小说有近百种（《书目》收八十五种），《资料·分著》部分选录了十八种，其中魏二种，志怪、轶事各一；晋七种，志怪四，轶事三，南北朝九种，志怪六，轶事三。）选择这些作品作为收录资料的对象，既照顾了它们产生的不同时期，又概括地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不同类型，都是很有代表意义的，用于教学绰绰有余。至于资料的取舍更加精审，比如，东晋袁宏《名士传》，因为亡佚较早，历代史志皆不见著录，《书目》亦未收，但此书写法上颇有当时的小说特色，是轶事小说的另一种类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征引书中故事及作者生平资料四十余条，《资料》视此书为一般性作品，仅收录具有代表性的二条，为读者指示了一条查找此书资料的线索。这种以一当十的编选准则和引人沿波讨源的思考方法，显示了编者治文言小说的深厚根基，突出了本书所选资料少而精萃的特色。 按时代先后编次，这自然是为了在体例上和《书目》取得一致，但更为重要的也是在《书目》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全书分总论和分著两部分，分著按作品产生的年代先后排列，这一点目录上反映很醒目，总论收录历代关于文言小说概念、分类及其发展的论述文字，按其作者的年代排列，揭示了古人对于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认识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对我们关于文言小说的总体研究十分有益。比如，先秦时期，视小说为小道，虽有可观之辞，正人君子不屑为。这种见解在两汉颇有影响，班固概括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1]九流之外才有小说家。这恐怕是我国小说兴起比较晚的一种主观原因吧！唐代把小说家与儒、道两家并称[2]，是对小说认识的一大进步，所以兴起了有意识创作的传奇，成为我国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宋人对唐人小说评价极高，与律诗合称一代之奇[3]，因此才编出《太平广记》这种文言笔记小说的大型类书。到了明清两代，谢肇浏提出“不博览稗官诸家如瞰梁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4]纪昀则说“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5]可见此时期文言笔记小说著家逢起，一代诗人文豪也无不涉笔，决非出于偶然。关于文言小说的发展观、历史观，编者未置一词，而书中所收资料却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文言小说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图。 《资料》对于书中资料来源的版本也是精于选择的。编者一方面注意吸收今人整理古籍的成果，如收入《拾遗记》中的八条资料，有四条取之今人校注本。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未开发的古籍，亦多从善采撷，如二四三页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编者取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顾氏文房小说》本，较之全唐文本优胜得多。又如三○页明谢肇淛《五杂俎》，五二一页明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均据海内不多见的明刊善本书征引，亦弥足珍贵，实属难得。 不可否认，这两部书也有粗疏之处。《书目》囿于史志小说家书的收录原则，把一些与文言小说相类的道家书、杂家书以及史志不载的亡佚书，如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袁宏的《名士传》以及唐代的《神女传》、《神怪志》、《玉匣记》、《南岳魏夫人传》、《古墓斑狐记》、《玉壶记》等，有的今存单行本，有的书虽亡佚，而在当时颇有影响，却都被编者排斥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资料》强调统观全局，取精用宏的学术效果，有时对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品也有所忽略，如唐代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诗，曾并称于一时，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不仅为后代戏剧家取为创作素材；“南柯一梦”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其他如《任氏传》、《柳氏传》，都是有唐一代的传奇佳作，无论是时人评述、作家传记，还是对后代的影响，均有许多资料可供收录，编者却不为之立目，致使该书美玉添瑕。 作为工具书，《书目》和《资料》已经构成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系列，它们在这一学术领域里，表现为侯忠义同志几年辛勤耕耘的成果，应该说是嘉惠学人，功德无量的。但这仅仅是一个起步和开端。据悉，目前，侯忠义同志正着手撰写《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一书，并被国家教委列入七五时期文科高校统编教材计划。可以想见，文言小说的宏观研究，由于侯忠义同志的持续努力，将会有新的起色。 注释： [1]《资料》第五页 [2]《资料》第八页 [3]《资料》第二十一页 [4]、[5]《资料》第三十一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