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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记》的成书问题，学界历来聚讼不已。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礼记》的成书时间和此书的纂集者。李学勤、杨天宇先生等认为《礼记》的纂集者当是西汉的戴圣；而近人洪业先生则认为《礼记》当成书于二戴之后，郑玄之前；钱玄先生更是将《礼记》的成书时间考定在东汉。[A] 诸位先生在《礼记》成书问题上都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讨，所付出的努力也令人钦佩。笔者拟在前贤和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礼记》的成书问题作进一步的申说，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礼记》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儒林传》均未言及。最先提到《礼记》纂集之事的是东汉末年的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隋书·经籍志》在郑玄的基础上提出“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隋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 《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清人毛奇龄、纪昀、戴震、钱大昕、陈寿祺、皮锡瑞，近人洪业，当代学者杨天宇等均力辨“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可谓有力。在当今学界，《礼记》并非删自大戴，马融也并非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几成定论。 《隋志》的这一段记述也常常被学者作为《礼记》一书并非戴圣所纂集的一大凭证。如钱玄先生说：“河间献王献古文书，即入秘府，诸儒莫得而见。刘歆校书，成于哀帝、平帝之时（前6-5年）。戴德戴圣的生卒年不详，但知曾参加宣帝时石渠之会（前49年），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前后相距数十年，二戴不可能删辑刘歆所校订之《古文记》。”[1].P39其实，这种看法清人已有之，毛奇龄《经问》：“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乎？”毛、钱二人所言看似有理，但是如果细究《隋志》的这段材料，则不难发现二人的疏漏之处。 第一，《隋志》的这段记载中有“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如前所述，此乃妄说。据此我们可以认定《隋志》的这段材料可信度不高。既然《隋志》的这段材料不足据，那么就不能将其当作确凿可信的史料来使用，这段材料中所具有的矛盾当然也就不可以当作反驳戴圣删《古文记》而成《礼记》的依据。 第二，退后一步来说，“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虽不可信，但是《隋志》所言其它内容不一定就不真实，那么是否就得出钱玄先生的结论呢？《隋志》在这段材料中所说的“戴德删其烦重”，此处的“其”字作为一个代词，钱玄先生显然将它归为刘向所校定的二百十四篇。而笔者认为，此处的代词“其”，很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得“记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其烦重”之事与刘向考校经籍一事在文中是并列关系，《隋志》并非认为刘向校书之后戴德才删书。《隋志》之所以将刘向校书之事放在前面叙述，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刘向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远高于戴圣的缘故。刘向在石渠阁会议上已经是《谷梁》学派的五人代表之一，在五人当中名列第二，其学术地位明显高于戴圣。论其社会地位，刘向是汉朝宗室子弟，汉元帝时即为九卿之一，《隋志》将刘向校书之事放在戴圣删书之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三，毛奇龄认为《汉书》和《后汉书》均不载《礼记》，从而否认戴圣删书之事，李学勤先生则对此提出异议：“《汉书》所叙《礼》的传流，是指《士礼》，也就是后来讲的《仪礼》一经的传承。至于《礼记》，那时虽也在流传，但没有获得经的地位。我们不能以为大小戴并时或更晚的学者，如闻人通汉、庆普等人也一定传记，更不能因《汉书》没有提到大小戴《礼记》而起疑。” [2]李先生所言甚确。以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汉书》和《后汉书》均不载《礼记》，而《礼记》实际仍然在汉代流传的事实。 二 晚清的不少学者认为今古文经学是截然对立的，今古两家壁垒森严，今文经学家不可能采用古文经说，古文经学家也不可能采用今文经说。如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在其经学初变时，主张平分今古。他据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以《王制》为主，而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今古文经学都来源于孔子。“然后二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合。”[3]P548钱玄先生也囿于今古文之争的成见，在认识《礼记》的成书问题上也受到这种成见的影响。他说：“现在的大小戴《礼记》不是西汉时戴德戴圣所辑的。因为在《小戴记》中有辑自《礼古经》的《奔丧》、《投壶》；《大戴记》中有辑自《投壶》、《诸侯衅庙》等。大小戴不可能辑用《古文记》，当然也不可能辑用《礼古经》。”钱先生遂得出结论：“现在的大小戴《礼记》，其成书既不在西汉，则必在东汉。”[1]P575如果我们重新审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就会发现钱玄先生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今文”乃指汉代文字，“古文”指先秦六国文字，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而“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则是比较复杂的。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凡是用隶书抄写的经书都是今文经，凡用秦以前的文字抄写的经书就是古文经。其实，仅仅用文字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是不妥当的。六国文字在汉代已不通行，为了传授的方便，西汉的经师们多将古文经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本，而今文经的系统在西汉尚未形成，所以西汉的经书抄本多介于今文与古文之间。据王葆玹先生考证，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都是用隶书体写于汉初，而用字往往与许慎、郑玄等人所说的古文一致。[B] 由此可见，古文经很可能有今文抄本，而今文经也可能有古文祖本。如人所共知的《今文尚书》，此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在传授过程中，古文本写成今文抄本，逐渐形成《今文尚书》。 今古文经学不仅在文本上有相通的地方，而且汉代的经师们也大多是今古文兼通，时时表现出混淆今古文的立场。刘向在汉宣帝时为《春秋》谷梁派的代表人物，桓谭《新论·识通》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颂者。” 《汉书·楚元王传》引刘向于汉元帝时所上疏云：“周室多祸，……郑伤桓王。”杨树达先生对此句的解释为：“伤王事但见于《左氏传》，《公》、《谷》二传并无之。然则（刘）向虽持《谷梁》义，亦时兼用《左氏》之说也。”（《汉书窥管》卷四）从以上材料可见，刘向虽然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但他也研习古文经，并不排斥采用古文经说。 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公认的古文经学的代表作，文中说：“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各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学者们通常以为，古文家眼中的孔子是史料的编修者，今文家才将六经归为孔子所作。[4]P9刘歆认为孔子制作《春秋》，恰恰是今文家的立场。王葆玹先生有论：“《汉书·艺文志》由刘歆《七略》删成，书中屡次称颂孔子而不提周公，如说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在这圣王统绪之中有孔子而没有周公的位置，可见古文经学未必尊崇周公超过孔子。”[5]P573在东汉，兼通今古文经的经师比比皆是，如马融、许慎、郑玄等，不仅精通古文经，而且精通今文经。 事实上，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多是利禄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学术之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利禄。杨天宇先生曾言：“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6]也就是说，汉代的今古文之争集中表现在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争立学官上。今文家为了保持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当然要竭力反对古文家，但是只要不争立博士，两派便可相安无事。 如上所论可知，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并不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今文经大师的戴圣在纂集《礼记》时收入诸如《奔丧》、《投壶》这样的古文经作品。由于钱玄先生把汉代今古文之间的对立看得过重，于是便认定作为今文经学家的戴圣不可能采用古文经，这样的看法与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三 《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可见西汉初《仪礼》便十分流行。《仪礼》多为士礼，对于结束了楚汉战争，实现了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欲建立一套朝廷礼仪制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礼制的不足，西汉的礼学家们采取了以下几个途径来进行弥补。其一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即从《仪礼》十七篇所记的士礼推导出天子之礼。其二是礼学家们自撰礼文或礼说，汉初的叔孙通曾撰《汉仪》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后仓撰《曲台记》就是显证。其三是杂采当时所可能见到的各种记文以备朝廷议礼或讲礼之用。如汉宣帝于甘露年间召集诸儒讲论五经于石渠阁。其议有曰： 《经》云：“宗子孤为殇。”言“孤”何也？闻人通汉曰：“孤者，师传曰：‘因殇而见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为殇，亦不为孤，故因殇而见之。”戴圣曰：“凡为宗子者，无父乃得为宗子。然为人后者，父虽在，得为宗子，故称孤。” 圣又问通汉曰：“因殇而见孤，冠则不为孤者，《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孝子未曾忘亲，有父母，无父母，衣服辄异。《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冠也。”圣又曰：“然则子无父母，年且百岁，犹称孤不断，何也？”通汉曰：“二十而冠不为孤，父母之丧，年虽老，犹称孤。”（《通典》卷七十三《继宗子议》） 此所谓“《经》云”者，见于《仪礼·丧服》，所谓“《曲礼》曰”者，见于今《礼记·曲礼》，所谓“《记》曰”者，大概是《曲礼》的逸文。可见当时的经师们都各自拥有篇数不等的礼的《记》文。这些记文为当时的经师们所熟悉，故在论辩的时候能够运用自如。戴圣引用《曲礼》至少可以说明他对《礼记》中的一些单篇已十分熟悉。杨天宇先生推断：“今所见《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石渠阁会议前后）由戴圣抄辑而成的。”[7]P2 《汉书·艺文志》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 《汉志》所言“经十七篇”乃高堂生所传《仪礼》十七篇，“古经五十六篇”和“记百三十一篇“是孔壁中书以及河间献王所献之书。关于孔壁中书及河间献王所献之书，《汉志》的记载如下：“《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又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道，献王“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诏之。于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可见，孔壁中书以及河间献王所献之书都有经有记。清人钱大昕曾作出分析：“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册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二十二史考异·解汉志所谓记一百三十一篇》）钱氏之说甚为有理。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个来源。”[2]大小戴《礼记》一百三十一篇正是孔壁中所得及河间献王所献的《古文记》。《汉志》虽然没有以书名的形式著录《礼记》，但实际上是包括于《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之中。 据孔颖达《礼记正义》所引郑玄《三礼目录》可知，《礼记》的每一篇都有此于《别录》属于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 《月令第六》，《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经解第二十六》，《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 《别录》乃西汉时期刘向所撰，因此，《礼记》的成书当在汉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陆氏所言定有所据，决非空穴来风。 而近人洪业先生则认为《别录》并无四十九篇之叙录，只有《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 之叙录。洪业云：“窃疑刘向《别录》中并未著录四十九篇之《戴记》。《汉志》之‘记一百三十一篇’，本出于刘歆之《七略》，而《七略》殆沿《别录》耳。《别录》于‘记一百三十一篇’下，容或系以叙录，类别而区分之。为通论若干篇，制度若干篇，祭祀若干篇，吉礼若干篇，丧服若干篇等耳。郑玄沿旧说尽隶《戴记》四十九篇于向所著录各书。”[8]序洪业先生在当时的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对传统文献的记载总是持有怀疑的心态，在对《礼记》的成书问题所做的探讨上也是如此。不过由于证据的不足，洪先生的立论当然应该受到重新审视。据前面所论，这一百三十一篇《古文记》正包括《礼记》四十九篇，一百三十一篇《古文记》之叙录当然包括《礼记》四十九篇之叙录。 [A]详见洪业：《礼记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钱玄：《三礼通论》第34-48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杨天宇：《礼记译注》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B]据王葆玹先生举例，《周礼·小宗伯》郑玄注引郑司农说：“《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位”字在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均作“立”，与古文经一致。……《仪礼·觐礼》郑注云：“古文‘尚’作‘上’。”而马王堆帛书《老子》“不尚贤”写为“不上贤”，“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写为“吉事上左，凶事上右”，与古文经的用字一致。（参见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5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 钱玄. 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李学勤. 郭店简与礼记[J].中国哲学史, 1998 (4). [3] 李耀先. 廖平选集(上)[M].成都:巴蜀书社,1998. [4] 朱维铮.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5] 姜广辉. 中国经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6] 杨天宇.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J]. 郑州大学学报, 2001(2). [7] 杨天宇. 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 洪业. 礼记引得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原载：《儒藏》2006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