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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知识的总称。自十七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而始有此名。明天启三年(1623)，传教士艾儒略编写的欧西大学所授课程纲要，起名《西学凡》；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也以“西学”一词概括西方的天文、地理及数理等自然科学。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学”内涵也处在不断的调整、延伸和发展之中。最后，“西学”实际上已等同于“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便是反映鸦片战争以后汉译西方文化书籍情况的一部目录类专书。 《西学书目表》是梁启超于1896年任《时务报》总撰述时撰成的。《时务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旬刊。先是，梁氏在第七册上发表了《西书提要农学总叙》，强调书目内单独设置农学类目的必要。接着在《时务报》第八册上，刊登《西学书目表序例》，介绍《西学书目表》。在《序例》中，梁启超叙述著述缘起到：“余既为西书提要，缺医学、兵政两门未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为表四卷、札记一卷示之。”他还在《时务报》第九册上，登载了《西学书目表》出版广告，推荐这部书目所列四百种西书，“区分门类，识别优劣。笔记百余条，专言西学书源流门径。有志经世之学者不可以不读。” 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系时代风气使然。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伴随清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国内出现了新的译书热，因而也出现了一些以介绍西学为主的新式目录。当时，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创立了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州方言馆等机构，积极翻译出版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1880年，西方传教士傅兰雅为向海内外通报译书情况，在其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文后附录了三个书目，即该局翻译书、益智学会拟将译刊的书和已刊寓华诸西人自译各书。这是较早出现的专记近代译书的目录。1889年，王韬在完成了编年体的《西学原始考》和《西国天学源流考》的同时，编辑了一部传录体的专载翻译书的书目《泰西著述考》。该书目以韩霖、张广的《圣教信证》为蓝本，以92名传教士小传为目，介绍了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著译之书210种，“用为读海外掌故者广厥见闻。”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译书活动，成为戊戍变法运动中重要的措施之一。他们还通过编制译书目录，介绍西万国家及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工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刊，指导当时的知识界阅读和翻译这些书刊。《西学书目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该目录的编撰，凸显了作者强烈的“努力学西方”，以救亡图存的意识。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强调指出：“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悉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出于这一目的，同此前的西书目录比较、梁著突出了两个特点，一是在主观上加强了对西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书目的介绍。他说：“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在书目中，历史类录有《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赵如光)、《欧洲史略》(艾约瑟)、《希腊志略》(艾约瑟)、《罗马志略》(艾约瑟)、《法国志略》(王韬)、《普法战纪》(王韬)、《东方交涉记》(林乐知、昂瞿来)、《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官制类有《德国议院章程》(徐建寅)；学制类有《西国学校》(花之安)、《文学与国策》(林乐知)；法律类有《万国公法》(丁韪良)、《英律全书》(何启)；农政类有《农政新法》(李提摩太)；矿政类有《开煤新法》(傅兰雅、王德均)、《冶金录》(傅兰雅、赵元益)；商政类有《富国策》(丁韪良)、《富国养民策》(艾约瑟)，等等。另外还有报章类：《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傅兰雅)、《万国公报》、《本年西国近事》(凤仪)；西人议论之书：《自西徂东》(花之安)、《治国要务》(韦廉臣)、《新政策》(李提摩太)、《整顿中国条议》(福士达)等。二是注重了思想内容的实用性、前沿性，加大了信息量。梁启超在对《书目表》中所列译书的原著作介绍时说：“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而以语吾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诧为未见，或乃瞠目变色，如不欲信。”虽然如此，但这比此前的西学书目已好得多了，如王韬《泰西著述考》所列译著在当时(十九世纪中叶)就大多“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目录学概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在《读西学书法》中，对《书目表》中列入的译著，专门就其信息价值给予了评点，如：“《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变法之本原曰官制、曰学校，官制之书，尚无译本，惟徐仲虎之《德国议院章程》近之，然议院不过官制之一事，徐书又仅言开院之例，未及其他也。(惟《英法政概》、《日本国志》中略述一二。)学校之书有《德国学校》一书分门别类，规模略具。近印之《文学与国策》为日本兴学取法之书，然多闲文矣。”“西人凡百政事，皆有章程颁行省署，……今欲变法，莫亟于多译章程之书，得以取资。顷已译出印成者，有《水师章程》、《行船免撞章程》、《德国议院章程》、《航海章程》，近者《财务报》附印《伦教铁路公司章程》，又译《日本汇聚法规》及《开矿章程》，他日告成，皆有补也。”“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论略》、《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言论多有可采，余无足观。”“战事以后，西人代中国筹画之策颇复不少，所见者来春石泰之《借箸筹防论略》，金陵有刻本福士达之《整顿中国条议》，雷诺之《杨子江筹防刍议》，皆将以次附入《时务报》中。林乐知之《治安策》，见于《中东战纪本末》，皆多可取者也。” 但需指出，由于维新派急切的救亡观念及中西文化阻隔的影响，梁启超的认识同事实之间是存在着很大距离的。譬如当时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实际上多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到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的，他们的译书活动，也多是利用中国谋求改革，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讲求“西学的迫切心情”，在“西学”或“新学”的幕布下散布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来奴化中国人民。而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教士们所宣扬的“西学”，有一些也属于比较陈旧、粗浅的科学技术或初级中级教科书。如当时广学会出版的图书总数在两千种以上，其中象《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极力传播崇洋思想，鼓吹中国走殖民地道路：“中国近年不体天心，有和异国，不敬善人，实有取败之理。”在《中东战纪本末》中替日本军事侵略张目，称它为“义战”，说：“中国之败于日本，其咎实为官府尸之。”林乐知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近百年来英实加整顿之功，印已享太平之福。”建议清政府“借镜于印度”，选择南方两省租归英国统治，“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对于这些间题，梁启超等人往往视而不见，象郑观应甚至认为：“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坐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盛世危言·传教》)这种想法，确实有些过于幼稚。 《西学书目表》在分类方面是有所创新的。梁启超自述其编目体例道：“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西政之类，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甚后。”属跨学科者，“则因其所重”而归类。这个图书分类体系，虽然存在着不少不尽合理之处，但从其学、政、杂三大类的建立，我们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出在一部图书分类法中划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型，它开始冲击中国中世纪时代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的体系，影响了以后一个时期内新书目录的分类，并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西学书目表》在著录方面也很有特色。它揭橥了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并在表上加“圈识”，下加“识语”，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读法等。其中有源于中国目录学传统而略有变化的，如著录书名、撰译人，“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译书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笔述，今诸书多有上标一人，原本不两标，故仍用之，名从主人也。”著录撰译年号、刻印处，“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朝某地刻本至为龂龂，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详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书中者，无单行本也。其云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时务报本，其下不注本数价值者，亦无单行本也。”而于表上、表下加“圈识”、“识语”，“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训，所不计也”(均见《西学书目表序例》)。这种加“圈识”、“识语”的方法，实际上源于中国古代文献“录”的传统。盖在我国古代目录学中，“目”与“录”各有所指，“目”指篇名或卷次的名称；“录”则是对“目”的说明和记录，所以目录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解题”和“提要”等名称。刘向在编撰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别录》时，便曾于每完成一书后，辄撮其旨意，撰写出该书之“叙录”。而每篇叙录实际上就是一书的内容简要说明。后来刘歆继承父业，以《别录》为基础，删繁就简，编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七卷，也援其例。以后，《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书(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多数目录书还在每书的“叙录”外，另撰有总序、大序、小序等。这种方法使目录内在的联系更加充实完备，便于读者由目录而了解学术流派、授受源流等。梁启超的“圈识”、“识语”等，实际上也应属于此类。《西学书目表》在著录方面的创新处在于标明译书的本数与价值，这系适应书藉形式的变化和为着便于读者而产生的，梁启超《序例》中说：“古书用卷子本故标卷数，后世装演既异，而犹袭其名，甚无谓也，故今概标本数，不标卷数。”“目录家皆不著价值，盖所重在收藏，无须乎此。今取便购读，故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 《书目表》附卷包括“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等部分，著录“明季国初利、艾、南、汤诸君，……所著书”，“又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数十种，掇拾荟萃，名为附卷。”其中“中国人著书言外事”部分所著录者，皆系当时名家时论之作，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曾纪泽《曾惠敏集》、薛福成《筹洋当议》、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陈虬《危言》、陈炽《庸书》、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谭嗣同《兴算学议》、郑观应《盛世危言》、何启《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即《新政论议》)，等等。 《书目表》最后所附《读西学书法》，讲述了西学书翻译原委，并分门别类地讲述了各科图书之间的联系、得失和译笔的优劣，指导读者阅读的门径。它加强了这个书目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西学书目表》是一部既有特色、又有不少创新之处的著作，特别是其图书分类法和某些著录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着开先的性质。无疑，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是应该有其地位的。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东籍月旦》书目。书目著录了日本人的著述，也收入了不少西方图书的日译本，凡书目上著录之书有中译本的，也都一一指出。书目中有详细的精要解题，并间插了读书法，以帮助读者解决“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宜先，某书宜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的问题。同《西学书目表》相比，《东籍月旦》反映了从1895年至1902年中国译书情况的如下变化：译日文书比西文书多了，翻译社会政治书比自然科技书也多了。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中国近代史资杆丛刊《戊戌变法(一)》。 [3]．《目录学概论》(式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 [4]．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总第7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