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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多方位、多角度地论述了我国古代书目形式呈现单一分类编目方法的产生原因。 中国古代书目的编制自创始之日起，便自始不渝地采用分类式书目编制方法，两千多年的书目编纂历史，除分类编目法之外，一直都未曾产生过其它的编目方法。究其原因，既是特定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前人丰富的分类实践也是其产生的极大动因。 (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 古代分类书目产生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等级次序十分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尊卑贵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早在先秦，这一观念便深入人心。《左传》昭公六年载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之举时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又《韩非子·忠孝》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因此，长幼尊卑，从家庭、家族，扩展到君臣、国家，层层相因，环环相扣，构成整个封建社会的枢纽。在这一注重等级次序与整体关系的社会结构之中，逐级相摄、统一集中的书目分类模式最能体现社会的习惯心理。 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古代书目的编制仅以等级分类的形式来表现，而特定的自然环境，又决定这种单一的书目分类形式一统书目编制始终，而难以产生出其它的书目编制类型。 中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据《禹贡》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一东临太平洋，西北是漫漫戈壁与沙漠，西南是巍然耸立的高原与山脉的地理环境，构成了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闭封型生存空间。这一封闭的自然环境，必然对文化的交流产生阻碍，使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别无凭藉，自成一体。在这种单一的自然环境之中，单一稳定的文化模式的产生也就极其自然。 不同于西方书目形式的多元发展，西方文明虽起步较晚，但交通的便利，使他们的文化凭藉丰厚。支离破碎的欧洲地形，众多海湾、山脉、大森林的分隔，使欧洲大陆形成了许多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因此，在中国单一的分类书目编制形式产生并一统整个书目编制领域的时候，西方的书目编制则在众多文化的融汇之下，形成了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书目编制方法。 特定的社会、自然环境，是特定编目形式产生的外在条件，而图书自身的特点，又是促成编目形式产生的必然因素。 汉代第一个书目分类体系———六分体系的产生，所针对的图书对象，是一批载体为简策与帛素的图书。以竹简为载体的大批图书，一部书就意味着一堆颇具份量的竹简，其形制相似，移动艰难，而以内容相近者置于一处，则查取便利，编目时又依次著录，当然最为快捷。 仅以图书内容作为整理类分图书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人著书，重在述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中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词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道。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只要图书内容可以流传，著者是谁尽可伪托。以当时最受社会重视的儒家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为例，这六部经典没有一部能有一个确定的著者。《易经》之作，或为伏羲、或为文王，甚或为周公；《诗经》成书，有孔子删诗说、有采诗说、有献诗说；《尚书》则汇编尧至秦的文件，不成书于一时一人之手，无著者可言；《周礼》一说周公所作，一说刘歆所造；《春秋》成书于众史官之手，就连对它进行注释的《左传》，或为左丘明，或为吴起，也难以确定。诸子之书则本身多为后人学生所记，串乱伪托者更多。术数、方技、兵书类则如《本草》托名神农、《医经》托名黄帝者比比皆是。书名也同样随意而定，或有或无，或任意称呼。根据当时校书情况的记载，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废弃异号，确定书名。如《战国策》，刘向《叙录》记载：“中《战国策》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图书著者与书名的不可尽信，使图书内容成为唯一确定可靠的依据对象。因此按图书内容类分图书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刘氏父子整理编目的巨大成功，又决定了这一等级分类的编目方式的定向发展。 中国古典书编制，在以图书内容为依据进行单一的等级划分的同时，西方书目的编制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注重图书外在形式描述的形式主义发展道路。西方早期的图书载体，是较为轻便的纸草纸(Papyrus)和羊皮纸(Parchment)。一书一卷，存放于一圆筒之内，卷轴之上系一标签，注明书名、卷数等形式特征，所属者明确，又移取便利，因此编目方法也就灵活多样。产生于西方的第一部书目，古希腊目录学家卡利马赫(约公元前310—前240年)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为基础编制的《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120卷，[1]就是按著者字顺与编年顺序编制而成的。 特定的文化环境对书目编制形式的影响，不仅决定了中国古典书目单一的逐级分类形式，而且对图书类目具体数字的确定也具有极大的规范作用。古典书目的两大分类体系，即六分体系与四分体系，其“六”与“四”的确立，不仅仅是图书内容的划分的偶然结果，同样也是特定的文化习俗的必然表露。 产生于汉代六分体系的“六”，早在先秦，人们即有对“六”之数的普遍偏好。先秦的许多文化活动都与“六”相关。如孔子手订六经；庄子、荀子、淮南王、司马谈等分天下学术为六家；周代有建邦之六典，还有六德、六行、六艺、六乐等。至秦汉，更由于政治原因，“六”之数进而成为统治者明文规定的吉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至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根据五行相克的法则，金克水、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周为火德，秦要胜周，必行水德。水之生数为一，成数为六，因此秦必重“六”数方可趋吉，故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秦律也称六律。至汉，上承秦制，并认为秦立国太短暂，因此水德尚未行使完毕，汉初仍需再行水德，数仍以“六”为重，并将“色尚黄，数用六”作为正式的规定。在“六”的普遍影响之中，书目分类取“六”为数，自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 产生于佛教盛行的魏晋时期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四”的确立，则潜含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四”之数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数目，佛教对“四”的青睐，多见于一些常用名词之中，如四界、四相、四尘、四谛、四苦、四大金刚等等。特别是佛教的“四大”说，认为地、水、火、风四种元素，是构成世界的本原。其各自不同的属性，地之坚、水之湿，火之暖、风之动，它们四者的合和与分离，是世间万事万物生存与消亡的决定因素。 (二)前人分类思想的结晶 古代综合性分类书目的产生，以汉代《七略》的诞生为标志，其分类形式，是先秦及秦汉时期丰富的分类思想与实践的总结与升华。 分类，是对事物最基本的认识与把握，是根据事物本质的共同性和差别性，把事物集合成不同类的过程。这一过程潜含着极大的习惯心理与民族特性。最早见于记载的有关分类的论述是《尚书·虞书·尧典第二》：“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其注云：“舜理四方诸候，各设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其义是用在血缘关系的族姓的区分上。这一用法在先秦典籍中屡屡可见，如《左传》桓公六年：“名有五：取于父为类。”又《左传》成公八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文》释类，“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最初的分类是人们从熟悉的具体事物开始，其后逐渐复杂化、抽象化。《易象》：“君子以族类辨物”；《系辞》：“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见矣。”《孟子·告子上》：“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礼记》：“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荀子·王制》：“以类行杂，以一行万。”“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等等，人们对分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荀子·正名》篇更有了逐级分类的认识：“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然后止。” [1]先秦学者对分类的普遍认识与擅长，使分类思想在学术空气浓厚的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地用之于知识与学术的分类。 早在《周礼·地官·保氏》中就有了知识分类的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知识传授的六个方面。到孔子，则分为四科，《论语·先进》中：“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一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划分将中国的古代教育与学术导向了重文轻理偏科发展的道路。这一分类结果也是特定时代人才需求的必然反映。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倡导下，培根将知识分为历史、诗歌、哲学，充分体现出知识主体人的主动性。 先秦学派并起，学术活跃。学术研究中，分类方法使用得多样灵活，如《尔雅》以词汇内容属性为标准，分词汇为十九大类， 2019小类。《春秋》、《左传》则以时间序列为标准划分历史为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个段落。《国语》又以地域的不同，分图书章节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诗经》更开始了三级分类，第一级，诗，涵盖古代全部诗歌，第二级风、雅、颂，风为不同地域的民歌，雅为朝廷正声雅乐，颂为宗庙祭礼乐歌。风、雅、颂之下再分为第三级，风下为十五国风，雅下分大雅、小雅，颂下分周颂、鲁颂、商颂。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所编易、诗、书、礼、乐、春秋六大类，是对古代文化学术的分类。学术派别的类别划分，更众说纷纭。《孟子·尽心》中认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庄子·天下》篇则分天下学术为六家，即儒、墨、名、法、道、小说。韩非子更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分为八，墨名为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其六家之分是阴阳、儒、墨、法、名、道，等等，这些丰富的分类理论和实践，不仅成为书目分类的基础，更直接影响书目分类，成为书目分类的具体类目，《七略》六艺略的类目就是上承孔子对古代学术整理的分类成果，诸子略的类目又是对各家学派划分的吸收。 学术分类终究不同于书目分类，学术分类依学术性质而定，依学术变化而变化。书目分类，则是根据所收集的具体图书的实际情况，即图书的内容及数量的多少来划分，并尽可能长久稳定地适应图书情况的发展变化。关于书目分类的直接起源，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3]。”将书目的分类上溯到上古王官的分工。周天子设官分职，各类职掌因有法有责，所以有典有籍，因有所掌而产生不同的图书类别。官师合一的图书管理方法，奠定了古典书目政治实用型分类模式产生的基础。 图书分类的具体实践，先秦即已开始。《左传》昭公十二年中已有三奓、五典、八索、九丘之称，近人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中说：“(书名前)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同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奓、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4]又《左传》鲁哀公三年载：“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所救之书以御书、礼书分类抢出，可见其收藏是分类而列的。秦汉时期，图书分类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下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诸子)者，悉诣守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5]”这一焚书令已粗将图书划分为六大类，即秦纪(史书)、诗书、百家语(子书)、医药、卜筮、种树。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汉建国之初，“肖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孙叔通定礼仪。”这也是汉代图书分为律令、兵书、章程、礼仪四类的记载。 先秦与秦汉广泛的分类思想与分类实践，特别是图书类别划分的多种尝试，为正式的书目分类法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西汉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带来的图书数量的丰富，使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势在必行。在这各种成熟条件的推动之下，终于孕育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书目《七略》的书目六分法。 注： [1] Elmer D. Johnson.西洋图书馆史.台湾学生书局， 1983 [2] [4]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3] 章学诚.校雠通义 [5]史记·秦始皇本纪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武汉) 邮编： 430079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文献学论坛1999(3) (责任编辑：admin) |